安徽
蒋介石非常敬重的一位人物，新中国成立后任副主席，1968年因洪水离世令人惋惜
1905年春二月的桂林城还带着湿冷，临桂会仙乡一座祠堂里却透出朗朗书声。灰布长衫的李任仁把竹简卷在手里，叮嘱学生：“想救广西，先得办学堂。”午饭还没到，他已经背着捐来的旧书走向下一个村口。那一年，他十九岁，刚刚依靠自学考中秀才，用教书换来微薄月钱，却悄悄在心里埋下了更大的念头——用课堂改造乡土。
当时的广西识字率不到一成，塾馆多半沿袭八股陈规。李任仁不肯让孩子们只背“四书”，他自掏银两请人翻印《时务报》《万国公报》，给学生讲“民为邦本”，并把白崇禧、李宗仁这些乡间少年带进了新式课桌前。日后枪声隆隆，他们成了新桂系主将；而那间泥墙教室，成了他们的共同记忆。
辛亥风起，桂林师范里最先剪辫子的就是他。光绪三十四年冬，他拉着一批学生跑到江西会馆贴榜，说一句“读书人该让发随国运剪”，便丢了自己那条长辫。次年广西光复，他被推选为县教育科长，薪饷微薄，却借机挪出经费修教学楼。有人问他图什么，他只是笑：“种树不是为了今秋吃果。”
北伐成功后，新桂系盘踞两广。昔日学生白崇禧派专车请老师出山掌桂林县政。他没有兵也没有钱，却提出“两件大事”——普设乡村师范与整顿县立师范。“兵可一日不用，学不可一日荒”，白崇禧听后点头，却忍不住苦笑：“先生还是把书当枪。”这句话自此在广西军中流传，后来连南京方面都知道桂林有位“把书当枪”的怪县长。
1936年春，两广事变一触即发。蒋介石派人赴桂林“探口风”。客厅里，客人话锋刚露锋芒，李任仁放下茶盏淡淡一句：“广西需要的不是大炮，是课堂。”这句话传回南京，蒋介石只说：“此人不能轻慢。”同年夏，他奔走广州、南宁之间，草拟《地方自治与中央合作方案》，虽未彻底化解冲突，却让局势暂缓，保住一方安宁，为抗战积蓄了力量。
日军南犯后，他主持广西建设研究会，白天筹粮运兵，夜里给青年讲“民族存亡与教育”的公开课。抗战最艰苦的1944年，桂林失守，他随难民撤到百色，仍在榕树下支起黑板。有人劝他躲进昆明或香港，他摇摇头：“烽火愈盛，书声愈不可断。”一句朴实话，硬是让几十所流亡学校在大山深处坚持了下来。
内战爆发，桂系与中央再度对峙。李任仁劝旧日学生早日和谈。一位旅长焦急地问：“先生真信北方那边肯容我们？”他反问：“若不谈，孩子们的课本还要烧多久？”1949年盛夏，他乘夜色从桂林码头悄然北上，抵北平后参加了新政协。同年10月，站在天安门城楼下，他对同行者轻声说：“此后不必再流亡了。”
建国初期，华侨回国、边境民族事务纷繁。中央政法委员会点名要他任委员，随后又派回广西主持侨务。他办的第一件事是把百废待举的桂林师范改建为综合院校，吸收东南亚归侨子弟免试入学。地方干部担心编制紧，他拍拍桌子：“人多出路才多。”1958年，他被任命为自治区副主席，仍住伏波山脚下的旧式瓦房，每天清晨走去省立图书馆查资料，连门卫都以为他只是位退休老教员。
1968年8月中旬，桂江暴雨连绵。17日深夜，水位猛涨。邻居敲门提醒，他仍趴在桌前审阅侨校教材。凌晨一点多，一堵水墙冲进巷口，小院顷刻没过腰身。有人听见老先生最后一句话：“把那包课本抬高一点！”18日清晨，洪水退去，人们在被冲倒的木窗下找到他的遗体，怀中紧抱着浸透水的草稿。
三天后，简朴的灵车缓慢驶过桂林老城，悼词只有一句：“书生八十二载，以教化为戈矛。”沿街自发鞠躬的人里，有戴旧军帽的老兵，也有拿教材的孩子。纷繁时代早已翻篇，泥香的课本却依旧传手再手——那是他留给广西最清晰的注脚，也是许多后来者走进课堂时悄悄敬上的一炷心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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