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官员到底有多累？上班上朝不是很累，但下班后是最要人命的

清朝当官，凌晨三点就得摸黑出门，走上一两个钟头才能赶到宫门外候着。这是真的，不是夸张。

但要说什么最要命，其实还真不是这段赶路。

早朝结束，大臣们各自回家，没有坐班这一说。真正把人折磨死的，是散朝之后那张铺天盖地的网——吃不完的饭局，还不完的人情，以及一辈子也还不清的债。

一、凌晨赶路这事，确实挺惨，但不是最惨的

说起清朝上朝，最离谱的地方在于时间。

皇帝卯时上朝，大臣得在寅时就到门口候着，换算成现在，就是凌晨三点出门，更早的甚至两点不到就得起。赶上给太后祝寿这种大场合，有记录的是凌晨一点半起床——还没等到深夜最后一班地铁停运，人家已经穿戴整齐出门了。

路上没有灯。皇宫明火是严禁的，大臣只能摸着黑往里走。少数有资格提灯入宫的人成了人肉路灯，后面跟着一串蹭灯光的同僚。下雪天、下雨天照走不误，雨雪路滑，有人步行跌进御河淹死，这不是说书，是史书上白纸黑字的记载。

三品以下的官员没资格坐轿骑马，全程靠腿。六十多岁的老臣，顶着寒风走两个时辰，天还没亮就站在宫门外发抖——这画面确实很惨。

但你知道早朝有多少次吗？

除了康熙、雍正、乾隆几位真·卷王，其他皇帝基本是半个月甚至一个月才朝一次。

有位叫恽毓鼎的詹事府官员，他的差事按理说要陪皇帝左右，但他自己在日记里说，一年的上朝班次可以自己挑着上，挑了四次，其中一次因为起床太早头晕呕吐，半路折返没去成。也没人追究。

更关键的是，朝会结束之后，大臣们可以回家，不用坐班。至于朝廷真正的事情怎么处理，那是军机处的事，是各部胥吏的事。

有人专门研究过，清代衙门里有个叫"太阿倒持"的现象——真正懂政务的是书吏，官员换来换去，书吏永远都在，渐渐地，整个部门的实际权力就落在了这帮不入流的人手里。

早朝的本质，其实是一场权力仪式。

皇帝通过这个仪式告诉所有人：我在，我醒着，我比你们都勤。大臣通过这个仪式回应：是的，我们三更出门，就是为了向您报到。至于政务，那是另一回事。

所以上朝那点苦，是真实的，但是可以计量、可以结束的苦。凌晨三点出门，但上完朝可以回家睡觉，这一关闯过去，接下来的时间是自己的。那真正的苦在哪儿？

二、一张永远收不支的账单

先看一笔账。

曾国藩刚进京做翰林院编修的时候，一年的收入大概就一百出头两银子，换算成现在大约不到两万块。但他一年的实际花销，要三百多两。

这不是他个人大手大脚，而是这座城市的基本运转成本就这么高。

租房就先吃掉四分之一。北京内城是旗人住的，汉族官员住外城，进宫上朝要走很长的路。宫附近的院子，一个月几千文钱起步，有体面一点的要更多。

随着曾国藩升迁、家眷进京、人口增加，他换了一处又一处，租金越来越高，到后来一个月的房租相当于他全年俸禄的两倍以上。

衣服是另一块大头。清朝官服规定得极细，什么品级配什么顶珠、什么纹样的蟒袍、配多少颗朝珠，一件都不能少，一件都不能凑合。暖帽、凉帽还得换季，不能穿错。这不是讲究，是规定，穿错了是要问责的。

然后是各种人情往来。上司过寿、同僚迎新、前辈送行，每一条都得出份子。

收支加在一起，曾国藩当京官的十几年，几乎年年负债。做到侍郎级别、相当于现在副部长了，还掏不出回一趟老家的路费。十三年京官生涯结束，他离京的时候欠着一千多两，这笔账直到后来做了封疆大吏才还清。

这种困境不是他一个人的。"戊戌六君子"里有个刘光第，考中进士后被授刑部主事，接到任命的第一反应不是高兴，而是发愁——这官当不起，实在没钱支撑那份排场，险些不想去就职。

为什么会这样？

清朝的低俸制，是明朝传下来的祖制，一直没有动。雍正搞过一次改革，给地方官设了"养廉银"——总督一年两万两，知府五千两，比正俸多出几十倍，算是承认了正俸活不下去这件事。

但这笔钱发给地方官，京官没有份。皇帝脚下的官，在经济上反而比边地的知县还难过。

靠正俸活不下去，又没有额外补贴，那怎么办？

三、真正要命的，叫做"这张网你出不去"

答案是：靠别人养着。

有一种钱叫"炭敬"，地方官在冬天送给京官的"取暖费"；还有一种叫"冰敬"，夏天的"消暑费"。地方官到京城述职，走之前还要给相关京官包一笔"别敬"，意思是分别的心意。

这些钱不叫贿赂，叫惯例。有人统计过一位从陕西升迁四川的官员，他这一次进京打点下来，光别敬就送出去一万五千多两。

送给军机大臣四百两一位，六部尚书一百两，侍郎往下递减，同乡同年都得顾到，一圈走完把腰包掏空，"力量已竭，受者冀望未餍"——送的人已经送到精疲力竭，收的人还觉得没收够。

地方官为什么愿意送？因为京官能帮他们在皇帝面前说话，能透露朝廷风向，能在关键时刻替他们挡一挡。这是一笔投资，不是情谊。

京官要拿到这笔投资，前提是维持住人脉。 而维持人脉的唯一方式，就是不停地出现在各种场合，吃饭，喝酒，接待，回访。

还是恽毓鼎，他在日记里记过一段时间的账，从正月初一到二月初三，足足一个多月，几乎没有一天没有应酬，饭局接饭局，客人送走再来，到最后他自己写道"疲困浮动，颓然病矣"。

有一次，他一个上午连续接待了五拨客人，头晕气短，客人一走就吐了。还有一次连续见了十几个人，腿疼到走不了路，情绪崩溃，骂自己"究竟无一正经之事，无一关系之言，费光阴，耗精神"。

长期下来，他睡眠开始出问题，思绪纷乱，夜里躺着睡不着，精神上已经撑不住了。

他在日记里写过一个念头：要是能有一间乡下老屋，种地读书，不问世事，该多好。然后他自己加了一句：这辈子大概是没这个福分了。

他走不了。因为一旦从这张网里退出去，冰敬炭敬就断了，人情往来就断了，灰色收入就断了，而靠正俸，连租金都付不上。

这就是清代京官真正的处境：不是凌晨三点起床那段路最要命，而是散朝之后那个永远没有终点的夜晚。

上班的苦，至少有个头。下班之后，那张网就在那里，你出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