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蚕丛：古蜀文明的创新先驱‖蒋伟

蚕丛

古蜀文明的创新先驱

蚕丛，蚕桑之神，又称蚕丛氏，是蜀国首位称王之人。他是黄帝之子高阳（即颛顼）的后代，因系支庶，被分封到蜀地作侯伯。西周末至东周初，蚕丛以蚕桑兴邦，建立蜀国，率领以游牧为生的氐羌族人走出岷山，定居于广袤富饶的成都平原，开启了早期农耕文明的时代。

研究证明，“蜀”字造型出自“蚕”的形态，蚕丛因此有了“蜀”之化身一说。《说文解字》释“蜀”为“葵中蚕也”，《尔雅》和《玉篇》亦说“蜀”乃“桑中蚕”。“蜀”与“蚕”自古便有密切联系，古蜀国因之称“蚕丛国”，蚕丛亦享“蚕桑之神”之美誉。蜀地文明的开启，首先与桑蚕纺织密切相关，从蚕丛到柏灌的这一时期，也被称为“蚕丛氏族”时期。上古时代有所谓“共名”与“私名”之分，后人因无从查考，便以“共名”取代了“私名”，前三代蜀王便有了“神话化不死”之说。“蚕丛王”是这个时期所有部落首领的统称，于是有了史书中绵延数百年的记载。

造字的演变看“蜀”字与“蚕”字的关系

一、改良桑蚕，开创新风

《仙传拾遗》载：“蚕丛氏教人养蚕，作金蚕数千头。”蚕丛是养蚕专家，他将山上野蚕驯化为家蚕，是华夏历史上第一位完成这一壮举的人。他所着的“青衣”，成为当时最时尚的服饰代表，也是其形象的重要标志。蚕丛改良桑蚕、创新纺丝技术，开了古蜀创新与时尚之先河，充分体现了勇于创新的可贵精神。从此，蜀国以丝绸之邦而光耀中国史册。

成都出土战国时期的铜矛刻有蚕纹图像

华阳河池遗址出土了距今约4500年的陶土纺轮，证明远古成都已拥有较发达的纺织技术。蚕丛在此基础上改良桑蚕、创新纺丝，更为后世蜀锦和蜀绣的出现奠定了良好基础。在持续不断的创新发展中，更孕育出了以“经纬产品”为特征的“锦官城”——这一世界范围内独一无二的城市命名。成都出土了大量战国时代的青铜戈，其上刻有蚕纹饰图案，仿佛向我们诉说着当时成都对蚕桑丝织业的重视，以及蚕桑发展对城市安全所起的重要作用。先王蚕丛用最早的经纬丝线创新开启了古蜀文明，古代蜀锦又以经纬丝线冠名了成都“锦官城”的美誉，而今日“创新之城”成都，更以“成都·都成”的天赐对花美锦，谱写着砥砺奋斗的崭新篇章。“蚕丛开启古蜀文明，经纬连接成都古今”——美丽而充满魅力的成都，或许正可以这样来诠释其城市发展的特质，让“蚕丛创新精神”的传承与延续，具有了更为深远的意义。

双流华阳河池遗址出土距今4500左右陶纺轮

二、建都瞿上，劝课农桑

文献记载，蚕丛在成都“瞿上城”立国治蜀，即在今成都市双流区黄水镇白塔社区的九倒拐处，建立了古蜀国第一个都城。这与《山海经·海内经》所载蚕丛王来到“都广之野”形成了吻合——“广都”即今之双流，九倒拐亦在双流境内，文字与地点相互印证。《华阳国志》对广都更有详细记载，称蚕丛“衣青衣，劝农桑，创石棺”，以其伟大的胆略和超群的智慧，在成都平原发展生产和经济，奠定了古蜀文明的坚实基础，逐渐谱写出了“天府文化”耀眼世界的崭新篇章。

蚕丛劝农桑发展纺丝丰富了生活争强了国力

三、双流纺织，源远流长

双流华阳一带曾是古代民间织锦中心，三国时期即使用“五十综者五十蹑，六十综者六十蹑”的多综多蹑织机，后发展成著名的丁桥织机。宋代诗人李新在《广都道中》写道：“万花织锦凡几曲，绣屏处处围茅屋。”生动描绘了昔日广都织锦万花、绣屏处处的景象。双流区黄甲牧马山一带历来有养蚕习俗，流传着“养蚕织锦，子孙不穷”的古训。过去双流平坝地区多利用房前屋后空地栽桑，丘陵区则在荒山荒坡上种植，自栽自采。这充分说明双流自古以来便有养蚕习俗，更具备纺丝的一切基础条件。

现存于新疆博物馆的“联珠龙纹绫”，于1959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221号墓中出土，背面有墨笔行书题记：“双流县，景云元年折调绸绫一匹，双流县，八月官主簿，史渝。”这是我国出土丝织物中唯一记载产地的绝世珍品。这些记载和出土文物足以证明，双流早在唐代景云年间即为蜀锦的重要产地，仿佛印证了蚕丛在瞿上城建都、劝农桑、创新纺丝、发展生产的历史事实。锦绣面料柔韧而华丽，“锦绣中华”“锦绣大地”“锦绣成都”——我们对最美好事物皆以“锦绣”作比。成都这座城市兼具韧性与诗意、坚韧与包容的独特气质，或许从蚕丛创新纺丝技术、将其植入产品的那一刻起，便已开始孕育。

新疆吐鲁番出土的“联珠龙纹绫”

1995年，中日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在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发现了一件汉代织锦护臂，该织锦即为蜀锦产品，其上织有八个篆体汉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这件蜀锦织锦护臂是国家一级文物，也是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根据“联珠龙纹绫”这类高规格定制产品的生产要求来看，能够满足这件织锦护臂设计制作的，很有可能正是交由双流来加工生产。

新疆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蜀锦织锦护臂

四、考古印证，多重巧合

双流九倒拐处有许多崖墓石穴洞，其中一座“王家山碥崖墓”石穴洞内，有石道、石室、石台等布局，使人不禁联想到文献记载中蚕丛最早在岷山“石室”居住的生活场景。在不远处的黄水镇长沟村、红桥村以及新津县花源镇，发现了商周时期的聚落群，说明在更早以前，这里便有人类活动的痕迹。2023年，双流考古发现了成都目前最早的遗址——王家堰旧石器时代遗址，该遗址位于双流牧马山之上，距今约十万年。“羊”是羌族重要的食物来源与图腾象征，距九倒拐不远的牧山麻羊，便是成都知名的肉类美食，基因测试也证明牧山麻羊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动物基因组织。以上史料与实物相互印证，仿佛为蚕丛率领氐羌族人来到成都平原、在瞿上城（九倒拐处）建都生活，提供了一些可贵的辅助证明。

考古、文献记载与民间传说，是确定一件事情成立与否的三个方面。多重巧合在同一地域出现，成都最早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又在牧马山上，说明十万年前的双流地域便有人类活动。牧马山上神秘的九倒拐，也许正在为我们指明“瞿上城”的真实存在，以及蚕丛在此创新发展的辉煌。

九倒拐当地人说的“蚕丛洞”，洞中有“中华第一柱”

五、青衣之神，万民景仰

相传蚕丛着“青衣”沿途体察民情，在人民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建立了深厚感情。“青衣”成为当时最时尚服饰的代表，也是“蚕丛创新精神”在产品创新上的有力体现。古蜀人民不仅把他奉为青衣神，更仿照青衣神的服饰习惯，穿着青衣，裹青帕，成为代代相传的祭祀活动，以此作为对蚕丛的永久纪念。成都附近的地方和河流，便有以“青衣神”和“青衣江”来命名的，以纪念他所做出的贡献和伟大功绩。《广舆记》中“青衣神庙青神，昔蚕丛氏服青衣，教民蚕事，立庙祀之”的记载，正说明了青神县名的来历。

眉山青神县就是为纪念“青衣神”而得名

六、三星堆之谜，或为祭拜

《汉唐地理书钞》辑《蜀王本纪》载：“蜀王之先名蚕丛，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记载了先王蚕丛很“萌”；而“其目纵，始称王”则是对蚕丛面貌的描绘。长期以来，人们对“萌”是何形态、“纵目”是何形状，都无法理解。直到三星堆和金沙出土了大量“纵目”人像后，大家看到这些神奇的青铜器人像，才明白“萌”和“纵目”的真实含义，仿佛为我们解开了谜底。三星堆出土了不少与蚕丛氏相貌一致的器物，如人像面具中的纵目式面具和椎髻左衽服饰等，印证了古蜀传奇人物蚕丛的真实存在。有学者更大胆推测，三星堆遗址就是古蜀先民们对“蚕丛”的一个大型祭祀场所。

“纵目”又“萌”这就是蚕丛与造“蜀”字的联系

七、蚕丛及鱼凫，时空轮廓

三星堆和金沙是古蜀文明前后延续和文化传承的具体显现，出土的金手杖上刻有鱼和鸟的标志性纹饰。成都三洞桥出土的战国铜勺，也清晰刻有鱼、鸟和龟的图形，说明当时人们对先王的集体崇拜与纪念，已经融入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说“鱼”和“鸟”代表了渔猎特征，其图形运用是“鱼凫王”政权权力的标志，那么便证实了“鱼凫时期”的真实存在，以及对先王蚕丛的一种集体崇拜。诗仙李白《蜀道难》中的“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由此有了可以具体观看的实物，许多虚无缥缈的文献记载，不断在出土文物中得到了有力印证与真相还原。

一些学者将目前出土最早的古蜀遗迹——茂县营盘山遗址，到新都桂圆桥、新津宝墩等早期遗址，再到三星堆遗址，这一跨度约三千年左右的历史时期，认定为从“蚕丛”到“鱼凫”这段神秘古蜀文明的起始阶段。这一时期，也正是我们常说的古蜀“三皇二帝”中的“三皇”时期。

成都出土战国时期的铜勺清晰看到鱼、鸟和龟图像

八、魂归何处，皆在人心

蚕丛死后埋葬何处，一直是人们心中的谜团。由于文献记载不详，民间流传的说法版本众多。有说葬于洪雅瓦屋山东岩，鸳鸯池附近有座小山堆，当地人说是蚕丛之墓，当地的“圣德”“薄山”“遣福”“万安”等祭祀蚕丛的建筑群，以及传统“三月三”“五月台会”，都是保留下来的古蜀遗风，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祭祀活动。有说蚕丛葬于茂县叠溪蚕陵重镇，因蜀王蚕丛在此出生，如今尚存蚕崖山、蚕崖关、蚕崖石等诸多遗迹。由于年代久远，蚕丛埋葬的确切地点一直没有明确记载。不过，后人为祭拜而修建的“蚕丛祠”却有很多。双流九倒拐附近就曾有一座规模较大的“蚕丛祠”，文革期间被损毁，目前尚有一块祠碑匾保存完好。古代民众通过修建“蚕丛祠”表达对蚕丛的怀念与敬意，这些都充分体现了蚕丛在民众心中的重要地位，也说明蚕丛曾在当地留下过动人故事。具体葬在哪里，或许已不是最重要的事，这些现象所证明的，是蜀地民众对先王蚕丛的崇拜与精神祭拜，它已成为民众生活中对先贤文化与精神的传承，以及对美好愿望的寄托。

保留下来的双流九倒拐附近过去的“蚕丛祠”匾

九、创新精神，与时俱进

“青衣一曲绕山水，青衣神在白云端。”这句世代流传的诗句，道出了百姓对蚕丛的崇敬之情，或许也正是李白“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古蜀故事开篇的最好启迪。蚕丛——青衣神，将和他所开创的农桑业一样，在蜀中大地的河流与白云之间，长久地流传下去。

成都是国内重要的创新城市。其实，从蚕丛开始，古蜀先民便具有一种勇于创新的精神品质，这在三星堆、金沙、交子纸币、都江堰水利工程等伟大创造上，得到了清晰的展现。而在天下母锦——蜀锦之上，更是尤为突出，成为成都区别于其他城市的独具特色的文化符号，更是人类纺织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重要标志。如果说发明“布”让人类与动物有了明显区别，那么丝质产品的创新，便是人类走向文明与时尚的重要象征，是人类文明文化发展进程中体现“创新精神”的重要标记。蚕丛改良桑蚕、创新纺织技术，让古蜀文明从栽桑养蚕到丝织业的繁荣发展，有了后续“锦官城”的命名，更铸就出“丝绸之路”这一代表中华文化对人类文明重大贡献的永恒文化符号。

先王蚕丛，可以说是古蜀“五祖”中最为传奇、又在民间广泛流传的一位神秘人物。出土文物（三星堆、金沙遗址纵目人像）的有力支撑，四川多地的文献记载和建祠祭祀，可以说先王蚕丛对我们而言，既遥远，又亲近。蚕丛率众从岷山大山逐步迁徙到成都平原生活，让生产生活等诸多方面得到发展与改变，由此形成了蚕丛对蜀地文明诞生的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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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蒋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