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道红：一座创新区的生死，取决于它敢不敢留“没用”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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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TOP创新区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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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施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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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施道红，FTA创始合伙人，中国区执行董事，TOP创新区研究院共同发起人。作为资深的产业创新区设计专家，施先生主持了1000多个产业园区的设计。施道红曾为同济大学《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城镇化发展领袖班》的客座教授，清华力合商学院培训讲师。

最近，我看到泡泡玛特的王宁的一个分享，非常触动。

他说，Molly去年卖了400万个，但如果给泡泡玛特的Molly加上一个 U 盘，让她能存几个G的文件，她绝不可能卖出四百万只……

我的理解是说，一旦Molly”有用”了，她就从一个被爱的对象，降格成了一件被使用的工具——而在”有用”这条赛道上，她注定打不过一只真正的优盘。

这件听起来与我们FTA做的事情毫不相干，但它却恰恰藏着我们做创新区设计时最该想清楚、却最常想反的一个问题：

真正决定一座科技城十年后是死是活的，往往不是那些算得出回报的”有用”空间，而是那些算不出坪效的”无用”之地。

这个观点有两千年的哲学根基，有半个世纪的实证案例，而且也有一条清晰的、可以落到图纸上的设计逻辑。

创新本身

就是一种“无用之用”

我们这个行业(或许所有的行业都如此)，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本能:

把一切都问一句”这有什么用”。

每一平米要算租金,每一条动线要算效率,每一处公共空间都要追问它的产出。这套逻辑用来盖写字楼没有问题，但用来”养”一个创新生态，却几乎必然失败。

2000年前，庄子在《人间世》里讲过一棵栎树——

这棵栎树长得歪歪扭扭，木匠看都不看一眼。可正因为这”不材”、这”没用”,没人去砍它，它反而活成了庇荫千人的神树。

庄子由此说：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这里的”无用”不是真的没用，而是逃脱了被工具化的命运：

一棵树一旦”有用”，它的价值就由别人(木匠、用途)来定义，它自己就丢失了成长的空间，丢失了可能性。

跟这棵神树一样，任何真正的创新，在它被证明有价值之前，

看起来都像是浪费——

它是一场没有 KPI 的闲聊，是一次跨领域的胡思乱想，是两个本不该碰面的人在走廊里多站了五分钟。

两百多年前，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里写下一句话：

“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

游戏的本质就是无目的——

你踢球不是为了把球送到某个坐标，你下棋不是为了消灭几块木头。

人正是在这种摆脱了生存逼迫和功利算计的”无用”状态里，才成为自由而完整的人。

创新，恰恰只发生在这种”游戏状态”里。

比如费曼在倦怠期决定纯为好玩去研究食堂里飞盘的摆动，这段无用的玩耍最终通向了让他获诺奖的量子电动力学。

比如安德烈·海姆用玩闹的姿态让青蛙在磁场里悬浮(搞笑诺奖)，又用普通胶带反复粘撕石墨剥出石墨烯(诺贝尔物理学奖)。

再比如谷歌给员工20% 时间玩，于是孵出了 Gmail 和 AdSense。

这就构成了创新区设计的核心悖论:

你越是想”高效地生产创新”，你就越是生产不出创新。

一个把每一分钟、每一平米都规划成”有产出”的园区，等于系统性地抽干了创新最需要的那种无目的的游荡，它会变成那个加了 U 盘的 Molly——功能齐全，却没有灵魂；租户来了又走，不产生黏性，更不产生突破。

历史上最伟大的

“烂建筑”

如果只能记住一个案例，那应该是MIT的 20 号楼(Building 20)。

它是二战期间为雷达研究仓促搭起的一栋临时木板楼，谁也没指望它活过战争结束后的半年。

它丑陋、漏水，窗户因为从 1943 年起就没好好装过，会在冬天直接掉下来；屋顶没有隔热，覆盖着焦油纸和砾石，到了夏天，顶楼的人就感觉自己在蒸锅上；一楼走廊看起来像地下室，因为光线确实不好；热湿的环境造就了一个独特的“有着熟悉发霉气味”的建筑。

它也从未获得一个正式名字，因为它”只是临时的”。

二战结束后，许多重量级的研究项目搬入了自己专有的建筑内，而这个品质一团糟的20号楼就是“学术难民”的避难所，专门收留在MIT找不到地方的研究人员。

然而就是这栋楼，一诞生过许多伟大到影响世界进程思想与创新：

• 这里孕育出了九位诺贝尔奖得主

• 它是黑客文化的发源地

• 这里诞生了首个跨学科实验室

• 这里有第一座消声室，也是Amar Bose（下图）最早对扬声器进行研究的地方，后来BOSE公司就诞生了；

• Jim Williams在这里进行了十年的电子实验室研究

• 高速摄影开拓者Harold“Doc”Edgerton的频闪实验室也在这里扎根多年

• 还有很多很多研究所的许多知名教授……

它被 MIT 人称作”魔法孵化器”(The Magical Incubator)，直到 1998 年才被拆除。

它为什么神奇?

答案恰恰在于它的”无用”和”不值钱”。正因为这栋楼随时准备被拆、没人爱惜，研究者可以肆意改造它——

MIT的电气工程学院教授保罗·彭菲尔德（Paul Penfield)所说，“它的‘临时性’允许其使用者随意摆弄，甚至是‘虐待’它，如果你想把电线从一个实验室接到另一个实验室，不用经过任何人的许可 - 你只需要自己拿出一把螺丝刀，在墙上戳一个洞即可，一下午就搞定。”

在别的办公楼，科研人员要想动改变办公室格局，比如拆一面墙，都非常困难。但在20号楼，有一次研究者为了做原子钟实验，直接拆了两层楼的地面。

MIT的犹太裔美国语言学家莫里斯·哈雷（Morris Halle）在20号楼待了37年，他肯定地说——“这（20号楼）对研究来说绝对是完美的，你可以推倒一堵墙，可以冲出天花板，可以腾出空间。在学术界，空间就是一切！……许多相当有风险的项目在这里落成，如果它们不在20号楼，那么它们永远都不可能被做出来。”

混乱的房间编号反而逼着人四处乱走、撞见彼此；不同学科的人——语言学家、声学家、核物理学家——被随意地混居在一起。

这种”未完成”和”可被随意蹂躏”的粗糙，成了跨学科碰撞的温床。

故事还有一个意味深长的结尾:

20 号楼拆掉后,MIT 在原址花重金请盖里(Frank Gehry)设计了精致炫目的 Stata 中心。但那种魔力，再也没有被复制出来。某些评论者形容新建筑是“用力过度，价格过高，僵硬受限，累觉不爱。overpriced, overwrought, unloved, unadaptable”

当一个空间太完美、太精致、太“有用”，

反而没人敢去激活它了。

低效的相遇

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有一个著名论断：

“弱连接的力量”。

突破性的信息和想法,往往不来自你最熟的同事(强连接)，而来自那些偶然碰到的、来自不同圈子的人(弱连接)。

问题是，弱连接需要物理基础设施。它需要走廊、咖啡角、楼梯口、广场——那些不直接产出任何东西、却让”意外相遇”得以发生的”无用”空间。

比如贝尔实验室刻意设计了长到夸张的走廊——

长到你从办公室走到食堂，几乎必然会撞见好几个不同领域的人。这种”被强迫的低效行走”，是精心设计出来的偶遇装置。

皮克斯总部则更激进。乔布斯坚持把员工的信箱、咖啡厅、会议室，乃至全楼唯一的卫生间，全部集中到中央那个巨大的中庭里。

导演布拉德·伯德回忆，这个中庭”初看像是一种空间的浪费”，一开始也确实把大家逼得够呛——上个厕所都得长途跋涉。但正如乔布斯所说：“当人们彼此相遇、目光交汇时,事情就发生了。”皮克斯的首席创意官拉塞特后来说，这套理论“从第一天起就奏效了”。

请注意这里的措辞：那个中庭”初看像是一种空间的浪费”。

这正是关键——

在功能主义的坪效表上,它确实是浪费；

但在创新的账本上，它是整座建筑最有价值的部分。

诺伯格-舒尔茨(Norberg-Schulz)在《场所精神》里早就点破了这层区别:

建筑的最高任务不是提供空间(space)，而是创造场所(place)。

space 是可出租面积，是功能；

place 是让人产生归属、愿意非正式聚集的地方,是意义。

创新生态要的，从来不是 space，而是 place。

别把生态做成了房地产

过去这些年，中国建起了海量的”科技城”“创新园”“产业社区”。

其中相当一部分以招商、坪效为唯一导向，把每一寸土地都切成可出租、可计费、可监控的单元，公共空间能省则省、能压则压。结果是造出了一批功能齐全的甲级写字楼，却没有长出生态——

它就是那个加了 U 盘的 Molly：每一项功能都达标，但丢失掉了可能性。

对比那些真正鲜活的创新地带，差别一目了然：

波士顿的肯德尔广场(Kendall Square)之所以充满活力，靠的是它混杂的街道、随处可见的咖啡馆、不规整的小尺度公共空间——人愿意在街上停下来。

旧金山近年崛起的 AI 聚集区“脑谷Cerebral Valley”，也不是哪个规划画出来的园区，而是黑客之家、周末聚会、街角咖啡自发生长出来的。

它们卖的都不是”平方米”，而是一种让人愿意闲逛、愿意停留、愿意偶遇的氛围。

这也正是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里那个尖锐的洞察：

无用本身可以是一种价值的证明。

一座舍得为”无用”留出余地的创新区，本身就在向最优秀的人才与企业传递一个信号——这里有余裕，这里不把你当成一台生产机器；这里允许你游荡，不把你当工具。

而真正的人才，恰恰会被这样的地方吸引。

五条设计原则

这套思维并不停留在情怀层面，在我们FTA的实践中，提炼了五条设计原则：

第一，把”无用空间”当作核心基础设施,而非剩余地块。

中庭、宽走廊、大台阶、屋顶、咖啡角、半室外的灰空间——它们不应是楼宇填满之后剩下的边角料，而应是规划的起点与骨架。

第二,刻意制造”必要的低效”。

学贝尔实验室的长走廊，学皮克斯的中央中庭——不要让每个人都能以最短路径抵达目的地。适度的”绕路”，让不同团队、不同公司的人在公共空间里被迫交汇。

低效的动线，常常是高效创新的催化剂。

Brita碧然德上海总部 | FTA设计

第三,保留”未完成”与”可改造”

20 号楼的教训是，太完美的空间会抑制创新，因为没人敢动它。给创新者留出可以自己凿墙、刷漆、占用、重组的粗糙余地。

让使用者参与塑造的空间，他们才会真正爱上它、激活它。

第四,设计”游荡”,而不只设计”通行”。

功能主义只关心如何从 A 到 B，创新区还要关心：

如何让人愿意去任何地方地待着。

可坐、可停、可发呆的台阶与角落——那个让人发呆的屋顶，可能就是下一个项目诞生的地方。

EID具身智能创新中心 | FTA设计

第五,用混合对抗分区。

传统规划偏爱功能分区:办公区、商业区、研发区泾渭分明。但创新生态需要的恰是”不纯粹”的混杂——让实验室紧挨咖啡馆，让创业公司楼下就是酒馆。

肯德尔广场的活力，正来自这种功能的交叠。

留一点“无用”给创新

回到开头那只 Molly。

她卖出四百万只，不是因为她有用，而恰恰因为她无用——

无用，才能成为情感的容器;

有用，只会沦为工具。

创新区的道理与此惊人地一致。

一座只追求”有用”的科技城，最终会盖成一台精密、合规、却谁也不爱、自己也激发不出任何东西的机器。

真正伟大的创新场所——从 MIT 那栋漏水的木板楼，到皮克斯那个”浪费”的中庭——无一例外，都为”无用”郑重地留出了位置。

我们设计创新区，设计的从来不是可出租面积，而是创新得以自发涌现的生态；不是把突破”装”进高效的楼里，而是把它”养”在松弛的场所中。

那些算不出坪效、却决定一座城十年后是否还有人愿意来的”无用”之地，才是我们真正的专业价值所在，也是这个赛道上最难被复制、最难被压价的护城河。

不过，留出"无用"的物理空间，还只是事情的一半。

空间解决的是"人愿不愿意停下来、走到一起"；而走到一起之后,他们愿不愿意敞开、贡献、共享彼此手里的信息——那是另一套机制的事，而那套机制，有一个正在被重新发现的名字:

创新公地。

这是我想在下一周文章里接着聊的事，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