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遗憾：最先醒来的一代人，也是最孤独痛苦的人

　　1872年到1875年间，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共120名青少年学生赴美国留学。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正式主动成规模向外求索，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次重要契机。可惜的是，1881年，清政府却突然将这批幼童提前强制召回。几乎所有留学生学业中断，被迫回国。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巨大遗憾，一纸召回令，困住一代人，也困住了整个老大帝国，错失了原本可以从容转身的机会。此后，清朝虽然仍在与西方的碰撞中被迫慢慢改革，但却始终流于表面，最终走向了崩溃的结局。

　　那么，当年清政府召回留美幼童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归国后又为何不重用他们？历史走向为何是这样的？这一切都是注定的吗？

　　要彻底弄清楚这些问题，就必须回到当时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根据叶克飞《先醒来的人：近代中国第一批留学生》的详细记述，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拆解出这一事件的本质。

　　他们剪去了辫子，却被视为大逆不道

　　120名留美幼童，其中9名早在1881年之前就因“不守纪律”而被提前召回。而1881年集体召回的原因，表面上也是因为他们“不守纪律”。

　　刚到美国时，留美幼童们还要向孔子画像行跪拜礼，面朝东方向皇上跪拜。但几年后，随着英文水平的进步，他们逐渐适应了留学生活，日益融入美国社会，有些人开始与美国女孩自由恋爱，有些人加入了棒球队、赛艇队，以及各种社团。他们接触到丰富的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知识，对四书五经失去兴趣，更反感那些烦琐的礼节。很多人不仅拒绝穿中式长袍，甚至剪掉了辫子。其中部分人还无视清政府规定，开始信奉基督教。

　　耶鲁大学赛艇队队长钟文耀与队员的合照

　　这些行为遭到同行的监督官员吴子登等人极力反对，他们频频致信回国或上奏朝廷，指责留美幼童思想堕落、不听管教，最终导致原本15年的留学计划中途夭折。尽管美国前总统尤利西斯·格兰特、作家马克·吐温等人曾出面斡旋，但仍未能改变这一结局。

　　为什么会这样？叶克飞在《先醒来的人》中写道：“说到底，这是文化碰撞与体制冲突所致。”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思维与西方现代社会思维的碰撞，清朝忠君爱国家天下的体制与现代政治逻辑的冲突。

　　清政府派遣留学生的初衷，也只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希望他们学成归国后用学到的技术来“攘外安内”，保卫清廷的统治，而不是靠他们进行什么实质性的变革。所以，当留美幼童们违背了清朝的“政治正确”，自然会被视为“大逆不道”，他们的留学生涯也就到头了。

　　他们有机会成就事业，基本上仍然是依靠“关系”

　　120名留美幼童，除之前被遣返、执意不归及病故者26名外，其余94人于1881年分三批被遣送回国。回国后，他们不仅没有得到重用，反而遭到拘押和社会的谴责，随后被随意分配到各地工厂、矿场、船厂等处“回炉重造”，从底层做起。

　　这些归国留学生中，有一些人完全被时代埋没了，完全查不到他们后来的人生走向。另有些人则早早死在战场上，其学识也几乎没有得到用武之地，如在中法马尾海战中殉国的薛有福、杨兆南、邝咏钟、黄季良，在甲午海战中战死的陈金揆、沈寿昌等。

　　从上到下，从左至右依次为：薛有福、杨兆南、邝咏钟、黄季良、陈金揆、沈寿昌

　　另外很大一部分留美幼童，虽然最终都以自己的方式为中国现代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整个过程却异常艰辛，并且往往不得不靠传统社会中的“关系”才得以打通门路。

　　比如，民国首任国务总理唐绍仪、曾任关内外铁路总办的周寿臣，都是因为早年任涉外小吏前往朝鲜时与袁世凯产生交情，才得到上进报国的机会。唐绍仪又向袁举荐了蔡绍基、梁如浩等留美幼童，袁还重用了蔡廷干、曹嘉祥等留美幼童。

　　从上到下，从左至右依次为：唐绍仪、周寿臣、蔡绍基、梁如浩、蔡廷干、曹嘉祥

　　另外，欧阳庚是因为出身于外交世家，梁诚最初是受到总理衙门外交官张荫桓的赏识，梁敦彦是经过多年摸爬滚打后被张之洞偶然发现才真正崭露头角，唐国安也是经过多年打拼后经唐绍仪举荐才进入仕途，邝孙谋最初是受到唐廷枢的提拔，而詹天佑则是经邝孙谋的举荐才有机会一展才华......

　　从上到下，从左至右依次为：欧阳庚、梁诚、梁敦彦、唐国安、邝孙谋、詹天佑

　　《先醒来的人》清晰地展现了留美幼童们的成才之路：他们基本上走的还是传统社会中“故吏门生”“知遇之恩”的那一套老路，不属于政府直接起用，与现代的选拔机制更是相去甚远，如果没有一些“开明大臣”的赏识，他们大多终生都难有出头之日。

　　他们是先醒来的一代人，却也是最孤独、受压的一代人

　　通读《先醒来的人》会发现，留美幼童是近代中国最先拥抱现代文明的一群人，却也是最身不由己的一代先行者。

　　他们早早接受西学，思想开化，有远见、有学识，也不乏赤诚之心，大多都怀有以现代知识推动国家走向现代化的理想。虽然他们很多人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终究被时代困住了脚步，他们最初的理想并没有实现，或者说是很多年以后才部分实现。

　　以唐绍仪为例：辛亥革命后他代表清廷参与南北和谈，在前往上海的火车上，他就直接剪掉了辫子，表明支持共和的立场。不久后他成为民国首任国务总理，组建内阁推行共和之政。这些都符合他年轻时的理想，但距1881年被召回国已经过去了整整30年。并且他很快又陷入了军阀时代的漩涡，终究难以完全施展抱负。

　　那些怀有相似理想的留美幼童，大多转向了工程技术行业，为中国器物的现代化做出了卓越贡献，在制度上却鲜有建树。这是时代使然，也是命运的捉弄：清朝未亡时，他们只能隐忍蛰伏；清朝灭亡后，他们却已逐渐凋零。

　　1919 年 ，部分幼童在“幼童出洋肄业沪局”旧址合影，因年龄相加为一千岁故称之为“千岁图”。

　　也许，这就是“先醒来” 的代价，注定要成为“少数人”，还要在时代夹缝中承受一般人不会承受的误解、排挤、挫折与孤独。叶克飞《先醒来的人》详实叙述了诸多“先醒者”的完整人生历程，让我们看到那代人的拼搏，也看到近代中国转型之艰难。

　　▪ 该版本条理更加清晰，内容有增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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