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斯克购推特违规被罚150万，延迟披露赚1.5亿

随着埃隆·马斯克旗下科技巨头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本周启动首次公开募股，他正朝着成为全球首位“万亿富豪”迈进。这笔财富建立在慷慨的政府补贴、持续多年的政府资助研究以及政府合同之上。正是这些来自公共部门的投入，让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取得成功，也让这个世界首富变得更加富有。

按理说，这或许会让马斯克更能体会政府的价值。但这位政治立场鲜明的商业巨头在这一点上态度顽固，毫无让步之意。相反，他那场高调却惊人低效的削减政府开支行动——“政府效率部”——已经导致多个关键机构和项目遭到重创，其中包括一个原本用于防止致命螺旋蝇蛆寄生虫感染美国牲畜的项目。

随着财富不断膨胀，马斯克仍在依靠公共资金获益。2018年，他没有缴纳任何联邦税。由于他的大部分财富与特斯拉股票挂钩，只要他不出售，这些财富就可以持续增值而不被征税。为了避税，像马斯克这样的亿万富豪有时还会以其所持企业资产权益作抵押贷款。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曾就马斯克未能妥善披露其2022年购买推特股份一事，与他达成150万美元和解。对证交会而言，这已算一笔不小的民事罚款；但与他可能因延迟披露而获得的1.5亿美元收益相比，这不过是九牛一毛，更不用说与他的整体净资产相比了。

这项推特和解协议之前，马斯克已与证交会缠斗多年。他曾在2018年就证券欺诈指控达成和解，并且总体上一直对任何试图约束他的努力不屑一顾。综合这些情况，可以说，他对政府的总体看法，似乎是把它当成一个可供攫取的对象。凡是不能直接增加其个人财富的政府职能，他都乐于削弱，甚至摧毁。

在一个更公正的世界里，像马斯克这样从政府资源中获益如此之多的人，理应通过纳税把钱重新缴回联邦国库。但对亿万富豪来说，避税恰恰是他们最热衷的游戏。

与这种攫取的规模相比，马斯克对公共利益的贡献微乎其微。多年前，我曾担任买方科技股分析师，亲眼看着许多能力平庸的企业高管，其净资产膨胀到与实际贡献极不相称的程度。这是因为，股市给企业估值时，往往依据的是与公司基本面关系不大的因素。

即便撇开这些普遍存在的市场扭曲不谈，也很难解释，为什么一个同时经营多家公司、无法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任何一家企业上的人，会得到一份潜在价值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约5%的薪酬回报。在马斯克混乱且常显幼稚的领导下，他的公司主要靠兜售一种叙事来增长：仿佛这些成功是因为有他，而不是尽管有他。

但即便他真是一位堪称典范的首席执行官——无论他担任这一角色的时间里，有多少不是在电子游戏中作弊、在网上发布低劣内容、在爱尔兰煽动种族主义式迫害，或摄入大量氯胺酮——作为一个单独的人类个体，他的贡献也根本不可能为他如今积累的财富和权力提供正当性。

把马斯克这种宇宙尺度的财富囤积，放在他造成的破坏背景下看，尤其令人反感。他造成的毁灭与匮乏究竟有多大，很难量化，而且他个人几乎不必为此承担责任。自从马斯克用他自己的话兴高采烈地把美国国际开发署“送进碎木机”之后，已有数十万人死亡，这些生命该如何估值？又该如何衡量那些将因“政府效率部”削减重大生物医学研究经费而死去的人？

“政府效率部”以无数种方式破坏了政府体系。这些代价远不止你现在为一个汉堡多付多少钱那么简单——尽管这同样与他和那群自负而无知的科技圈兄弟认为防治螺旋蝇蛆项目“很蠢”有关。

更糟的是，马斯克似乎对此毫无悔意。和许多同类人一样——那些富有的科技男爵，总以为自己在本行业的知识可以自动迁移到任何别的领域——他相信自己干得不错，因为他对公共部门里什么才算“干得好”几乎抱持一种咄咄逼人的无知态度。

“政府效率部”真正制造出来的，只有210亿美元的浪费。至于它是否带来了任何真正的效率提升，至少肉眼看不出来。与他回馈社会的程度相比，马斯克的财富同样显得极不相称。按慈善捐赠衡量，他是全球最吝啬的亿万富豪之一。更何况，在他捐出的那一小部分财富中，绝大多数还流向了他自己设立、服务于自身利益的基金会。

在一次播客访谈中，他曾说：“我觉得我的基金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把钱以一种真正对人有益的方式捐出去……为了显得善良，把钱捐出去很容易；为了真正产生善意的现实效果，把钱捐出去却非常困难。”

这正是硅谷许多技术人士用来为囤积财富以及有选择、范围狭窄的慈善行为辩护的论点，他们把这一切包装成“有效利他主义”。这种空洞的意识形态，与硅谷其他许多为财富囤积辩护的教条一样，声称会以严格的效果评估来决定慈善投向，但结果却总是把资金投向人工智能研究，或者太空殖民之类的项目。

关于“有效利他主义”，你真正需要知道的一点是：它最热心的鼓吹者之一，是如今身陷囹圄的加密货币诈骗犯萨姆·班克曼-弗里德，而他现在正向马斯克那位在虚无主义式财富囤积上志同道合的伙伴唐纳德·特朗普寻求赦免。

如果马斯克真的想把钱捐出去，并且真正让人受益，他本可以多花些时间思考人类苦难的真实根源，少做一些昂贵又令人尴尬的噱头，比如把一辆特斯拉跑车射向太空，或者买下整个社交网络来压制批评者、放大愚蠢的网络梗。

但他人的生命，在马斯克的意识里似乎并没有真正的位置。对他而言，别人主要只是障碍，或者可供利用的更高效投入品——可以被剥削的劳动力、可以使其怀孕的女性、可以被武器化的网络喷子。对一个志在征服太空的人来说，这些人都同样可以被牺牲。

他对待其他人的方式，在道德上与他对待自身财富的方式一样令人不安。和许多志同道合的亿万富豪一样，马斯克似乎把自己的财富储备当成一场游戏记分牌上的数字。按照同样荒谬的逻辑，其他人所经历的贫困与艰难，以及其中真实的生死后果，不过是抽象概念和麻烦而已，甚至都算不上把美国国际开发署这类救命项目送进碎木机这一首要指令下的一个附带念头。

这是一种深刻的反社会行为。我们所处的经济体系却不加批判地推崇它，政策失灵则进一步把马斯克的财富当作完全“应得”的结果。一个更公正、更理性的判断，应当从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出发：马斯克之所以能让自己如此富有，依靠的是一个被操纵的投资经济体系——在这个体系里，拥有最多的人贡献得最少，很多时候甚至什么都不贡献。

迪士尼家族继承人、政治活动人士阿比盖尔·迪士尼去年的一次采访中说：“任何一个连9.99亿美元都不够花的亿万富豪，某种程度上都是反社会人格。”这是一种理性之人对极端财富集中，以及像马斯克这样的人一边不断敛财、一边几乎不愿回馈社会的贪婪本性的判断。

这也引出了另一个关键问题：当马斯克迈入“万亿富豪”阶层时，如果一个连9.99亿美元都不够花的人就算得上反社会人格，那么一个连9990亿美元都不够花的人，又该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