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小时未合眼，上海31岁男幼师死难瞑目！

男幼师王某卿悄悄走完了31岁人生路。

没有打扰任何人，除了河水发出呜咽和悲鸣。

三天前，他还兴致勃勃地和室友规划海南之旅，买好防晒衣、行李箱，甚至提前续了一整年的视频会员。

然而……

1995年出生的王老师，人生底色是坚韧的。高三那年，父亲因病离世，他和母亲独立支撑，他也凭借努力考上某师大学前教育专业。

愿意考师范的，基本都是有真爱的，尤其是在这么个内卷环境下，尤其是男的。

幼儿和幼儿园，也更需要阳刚的男老师。

大学时，王老师就是爱心社的活跃分子，常年参与志愿活动，退社后还主动回去帮忙。

毕业后，王某卿顺利进入上海徐汇某幼儿园，身兼信息组组长、年级组组长，指导孩子拿下多项荣誉，自己也获评区级优秀教师。

对他而言，会顺理成长为教学名师，乃至走上更高级的管理岗位，实现抱负。

没想到，命运的齿轮在5月27日开始了异动。

（以下信息根据王某卿室友公开发表文字整理——笔者注）

王老师所带班级负责照料特殊儿童的保育员退休后，园方未增补人手，工作压到他一人身上。

他的精神压力剧增，曾向室友倾诉：“上班期间一直提心吊胆，一刻都不敢放松。”

怕什么来什么，5月28日上午，班上的特殊儿童突然做出危险动作，手戳同学的眼睛，所幸王老师迅速拦下，未造成伤害，但他的神经更加紧绷。

当天下午，两名学生家长又因私人恩怨在家长群爆发争吵，王老师被迫夹在中间协调，从下午一直忙到晚上十一点。

据说期间，他两次致电副园长孙老师，恳请帮忙调解，均被拒绝。

副园长告诉他：“不用回复家长消息，让他们自己等着就行。”说白了，就是园方不会出手。

据室友回忆，当晚王某卿彻底崩溃，瘫在沙发上疯狂抓扯头发，语气绝望：“我不想活了。”

他独自爬上14楼天台，幸好被室友及时发现并拦下，那一夜，他彻夜未眠。

5月29日清晨，室友送他上班，他反复念叨：“我是清白的，我没做错任何事，园方一定会公正处理。”

而等待他的却是更深的寒意。

当天傍晚，园长项某将他单独叫去谈话，持续到深夜十二点。据说园长当着家长面，将所有责任推到他身上。

副园长拒帮，园长甩锅，王某卿终于彻底垮了。

他对室友说：“我完全接受不了这个结果。”还带了哭腔说：

“一旦失去这份工作，我真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

一个深耕多年的优秀教师，被逼到怀疑自己的职业价值。

5月30日凌晨一点，趁室友熟睡，他悄悄出门。

监控里的他握紧拳头，快步走向河边的小路，消失在了黑暗里。

此时，王老师已连续43个小时没有合眼。身心俱疲到极点的他，用这种方式解脱了。

6月13日凌晨，徐汇区教育局发布正式通报，确认王某卿为生前溺水死亡，排除他杀。

仅仅是网络曝料，这是第几个年轻老师了？

在别人看来“轻松”“待遇好”的老师，究竟背负了多大的压力？

备课的压力、卷分数的压力、考评的压力；

还有面对学生的压力，特别是每个班少不了的熊孩子，还有熊孩子背后的家长；

年轻老师被逼成了“六边形战士”：上得了课堂，哄得了家长，写得了材料，还得背得起黑锅。

还有额外的工作，譬如赛课。

看起来是一两节课，其实因为捆绑了个人和学校荣誉，不得不全力以赴甚至透支身体。

其要求之高、压力之大远超想象。

海口那个倒在赛课现场的26岁女教师，只是无数忙碌卑微的教师的一个缩影。

还有2023年10月，郑州某小学23岁的吕老师，自杀时刚过完生日。

她微信里有“晚上8点还在开会”“不休息”“我们头发油的不行，又不敢回学校，回学校就被逮着去工作”。

还有精神摧残，“被领导批评了”，而且“当着我们班学生面批我”。

还有2025年，金华某校25岁徐萍萍老师，刚带完一届毕业班，又被安排了新学期班主任，还有从未教过的历史科。

她向领导反映诉求无果，开始整夜失眠，凌晨两三点还在修改教案，吃饭时会突然落泪，情绪崩溃。

2025年10月9日，她拿着医生证明向学校请假，据说学校以“教学任务紧张”为由未准假。终于，她在2025年10月11日上吊身亡。

把几个案例放在一起看，年轻教师委实背负了太多。

他们性别、地域和诱因有差异，但是面临的困局是一样的。

这些年轻人，爬过了书山，趟过了学海，又奋力考编上岸，却没想到倒在了讲台上。

逝者已逝，对于学校而言，还会有新的老师来，但是对于王老师，生命已戛然而止，家庭已然崩溃。

这是一个巨大的悲剧，但不应仅仅被看作一个个例。

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是颠扑不破的道理。

但绝不只是文件上，也不止于工资待遇上。

当务之急，需要把老师身上的职评的大山、非教学事务的大山，还有家长无端举报的大山，统统搬掉。

校（园）长要为教师撑腰，教育行政部门要当好老师的娘家人，而不是一味把年轻人推去堵枪眼。

每个跪着的老师，教不出站着的孩子。年轻老师的生命都庇护不了，又如何带出健康阳光的孩子？

王老师死难瞑目，连同郑州23岁吕老师的那句遗言，拷问着我们：

“什么时候老师才能只做教书育人的工作？不幸福的老师怎么能教出积极乐观的孩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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