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金论文 |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ESG绩效的影响：基于大语言模型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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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江苏省绿色金融高端智库）

摘要

企业数字化转型作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驱动力，已对运营效率、创新活力以及环境、社会与治理（ESG）绩效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深入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ESG绩效的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本文基于2010—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年报文本，采用由大语言模型构建的数字化转型绩效指数，以及基于数字专利构建的数字化转型实施强度指数，从而对企业整体数字化转型水平进行精准衡量。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ESG绩效，且在处理内生性问题并开展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研发（R&D）投入强度和改善研发转化效率来促进ESG绩效提升。在异质性方面，不同类型企业在数字化转型对ESG绩效的影响上呈现出差异化特征。具体而言，数字同质性较高、融资约束较强以及资源冗余程度较高的企业，其数字化转型对ESG绩效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本文为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ESG绩效，并助力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了可行路径与政策启示。

研究背景及意义

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加速演进并与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深度融合的背景下，环境、社会与治理（ESG）已由企业社会责任的外围延伸，逐步演变为评估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正式制度框架。随着ESG原则由自愿披露机制转向强制合规要求，其监管约束力与战略重要性显著增强。2024年5月，欧盟理事会正式批准《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职调查指令》，进一步强化了企业在人权保护与环境责任方面的合规义务，标志着全球ESG监管框架进入更加严格的发展阶段。在这一宏观监管转型背景下，中国企业加快推进ESG实践。根据《中国上市公司ESG研究报告（2024）》，截至2024年6月，40.3%的A股上市公司已披露ESG相关报告，较上年同期提高逾5个百分点，反映出中国企业对ESG的认知与参与程度不断提升。

然而，企业ESG绩效仍存在显著异质性。部分领先企业已将ESG嵌入长期战略规划之中，从而推动绿色转型与社会价值共创；但仍有许多企业受制于短期业绩压力或内部激励不足，导致ESG投入流于象征性，甚至出现“漂绿”行为。ESG实践中的这些结构性失衡削弱了ESG治理的实质性效果，并阻碍了企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因此，识别能够激发企业内生动力并强化其ESG参与承诺的作用机制，对于培育具有特色且富有韧性的ESG生态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新一轮技术革命背景下，数字化转型被广泛视为重塑企业发展模式的关键力量。当前，中国传统增长模式正面临环境约束日益趋严与要素成本持续上升的双重压力；在此情形下，仅依赖外部监管或合规要求，难以实现企业ESG绩效的持续性与实质性提升。相比之下，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将数据要素融入生产决策、运营流程和组织管理体系，从根本上重塑企业资源配置机制。

从企业内部组织视角来看，新兴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够直接激发绿色技术创新，提升生产效率与管理效率，并强化供应网络内部竞争。这些效应共同推动企业节能减排，并同步改善ESG绩效。此外，信息透明度的提升以及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程度的降低，使管理层能够更加准确地评估项目风险与预期收益，从而增强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因此，企业更倾向于主动履行ESG责任，以获取声誉收益和积极的市场反馈。进一步而言，系统性的数据采集与分析使企业内部流程更加透明和可控，从而激励企业开展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长期价值创造活动。这些活动包括改善员工福利、减少低效率投资、提升内部控制质量、采用数字化集成系统、强化动态学习能力，以及提高管理层数字素养与数字领导力等。

从外部视角来看，数字化转型还能够提高分析师关注度，并吸引更多外部投资，从而缓解企业履行ESG责任所面临的财务压力，并增强企业面向ESG导向发展的承诺。

随着ESG由外部强制性监管要求逐渐演化为内生性价值创造机制，数字化转型日益被视为影响企业ESG绩效的重要内部决定因素。然而，数字化转型是否通过影响企业研发（R&D）投入强度和研发转化效率来提升ESG绩效，仍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检验的经验问题。

迄今为止，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衡量尚未形成一致共识，现有文献主要采用三类方法。第一类方法基于企业年报中数字化相关关键词词频进行文本分析。第二类方法采用财务报表指标作为间接代理变量，例如信息技术投资和无形资产占比。第三类方法则依据企业对数字系统的采用情况构建分类或分级指数，如企业资源计划（ERP）、云计算和大数据平台等。尽管上述方法能够捕捉数字化转型的某些维度，但仍存在明显局限。一方面，不同研究对数字化转型的概念界定差异较大，既包括技术应用，也涵盖组织变革与战略转型，从而削弱了实证结果之间的可比性。另一方面，单一数据来源往往难以同时刻画数字化转型的战略导向与实质性实施程度，可能导致测度偏误。例如，企业可能在文本中高度强调数字化转型，却缺乏相应投资；也可能具备较强的技术应用水平，却未形成明确的战略承诺。因此，构建一个同时整合战略表征与实施强度的综合性、稳健性测度指数，是现有文献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为回应这一挑战，本文将构建综合性数字化转型指数作为主要方法创新。

从作用机制视角来看，现有研究普遍认为，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升信息透明度、优化资源配置和强化内部控制等渠道改善企业ESG绩效。然而，既有研究大多集中于估计数字化转型对ESG结果的总体影响，而对企业内部创新系统这一核心中介机制缺乏系统性关注。现有文献大体遵循两类研究路径：部分研究强调研发投入规模的变化，将数字化转型视为创新支出的外部驱动因素；另一些研究则关注创新产出或技术绩效，将数字技术理解为提升组织效率和学习能力的工具。然而，创新投入与创新效率通常被作为相互独立的维度进行处理，而较少被纳入统一分析框架中加以考察。因此，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资源配置决策和研发转化效率的双重影响尚未得到系统探讨，这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数字化转型通过“投入扩张”与“效率提升”两条互补路径影响ESG绩效的内在逻辑。特别是在创新驱动发展已成为经济增长核心引擎的时代背景下，这一作用机制层面的结构性缺失限制了对数字化转型如何赋能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深入理解。基于此，本文的第二项方法贡献在于，将投入扩张与效率提升纳入统一分析框架，以弥补上述不足。

此外，尽管越来越多研究开始考察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在企业规模、所有制结构和行业属性等企业特征方面的异质性，但数字化转型影响ESG绩效的边界条件仍有待进一步探索，且尚缺乏连贯的理论框架。现有研究大多从单一维度刻画异质性，因而忽视了企业外部市场环境与内部资源禀赋的共同作用。同时，较少有研究将外部竞争压力与内部资源约束同时纳入分析，考察数字化转型对ESG绩效的影响如何随市场竞争强度、融资约束程度和资源配置条件的差异而变化。因此，边界条件识别不足限制了现有研究结论的政策相关性与实践适用性。为克服这一不足，本文的第三项贡献在于对相关边界条件进行更加系统和整合的分析。

研究亮点

（1）基于上市公司年报披露文本和大语言模型，本文构建数字化转型表征指数，并进一步将其与基于数字专利数据构建的实施强度指标相结合，形成综合性数字化转型指数。这一新的测度方法有助于解决传统指标因概念界定模糊和方法严谨性不足而导致的可比性问题，并显著提高企业层面数字化转型测度的准确性与可靠性。

（2）本文构建了一个整合性分析框架，考察创新驱动型数字化转型如何通过研发（R&D）投入强度和研发转化效率两条互补渠道提升企业ESG绩效。其中，研发投入强度反映企业对创新资源的投入承诺，研发转化效率则刻画企业将相关投入转化为生产性成果的有效程度。通过将上述两个维度纳入统一框架，本文不仅丰富了数字化转型与可持续发展之间关系的理论分析范式，也为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实现净零排放目标提供了实践启示。

（3）本文从市场竞争强度、数字同质性、融资约束和资源冗余等多维视角出发，系统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ESG绩效影响的异质性。

研究结果

研究假说：

H1：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企业ESG绩效。

H2：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研发（R&D）投入强度，进而改善ESG绩效。

H3：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研发转化效率，进而强化ESG绩效。

1.企业数字化转型对ESG绩效的影响

表2报告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ESG绩效影响的回归结果。第（1）列报告了未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第（2）列则纳入了完整控制变量，并吸收了年份、企业以及行业—年份固定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即便在上述严格设定下，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仍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从而支持假说1，即企业数字化转型对ESG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ESG绩效的提升并不仅限于满足监管合规要求，还与资本市场回报、融资条件和经营成果密切相关。在管理层面，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与员工、客户、供应链合作伙伴和监管机构建立价值共创网络，从而增强流程透明度与可追溯性。从成本端来看，数字化工具能够降低搜索成本、监督成本、合规成本和协调成本，并释放组织资源以支持ESG相关实践。从收益端来看，ESG绩效的提升能够增强企业声誉、缓解融资摩擦、改善投资者偏好，并可能带来长期股东收益，进而在资本市场中形成估值溢价。因此，从投入—产出视角来看，尽管数字化转型需要前期投入，但其所带来的ESG绩效与企业价值提升能够在长期内产生可持续的经济回报，这意味着对多数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具有正向净收益和商业可行性。

2.内生性处理

在基准回归中，本文纳入了相关控制变量，并采用固定效应以缓解潜在的遗漏变量偏误。然而，由于ESG绩效受到多重因素影响，仍无法完全排除残余偏误的可能性。为进一步缓解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工具变量估计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对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进行检验。

2.1.工具变量法

参考Zhang的研究，本文选取企业所在省份1984年邮局数量与上一年度全国信息技术服务收入交互项加1后取自然对数，作为工具变量（IV）。具体而言，1984年邮局数量能够反映地区历史通信基础设施水平和信息流通能力。邮局密度越高，意味着该地区信息传输网络越发达，使当地企业能够获取包括先进管理实践和技术知识在内的多元信息，从而为其后续数字化转型奠定基础。上一年度全国信息技术服务收入则直接反映信息技术行业的发展动态。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的增长能够推动技术创新与迭代，为企业数字化和自动化发展提供必要工具。因此，所选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条件。此外，邮局数量作为历史变量，较难直接影响企业当期ESG绩效。同样，上一年度全国信息技术服务收入反映的是宏观层面的冲击，而非企业个体层面的特定状况，因此满足外生性要求。

表3报告了工具变量（IV）回归结果。第（1）列和第（2）列分别展示了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估计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结果。第一阶段回归结果表明，工具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第二阶段结果进一步证实，企业数字化转型对ESG绩效的正向影响仍在1%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此外，Kleibergen-Paap rk Wald F统计量为28.495，超过10%偏误水平下的临界值，从而排除了弱工具变量问题。因此，本文所选工具变量是有效的。

2.2.倾向得分匹配法

鉴于不同企业在初始条件方面存在异质性，且其开展数字化转型的概率存在差异，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以缓解潜在的样本选择偏误。首先，本文将ROE、B/M、Tobin’s Q、DUAL、BS和AER，以及年份和行业虚拟变量作为协变量纳入Logit模型，以估计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的倾向得分。随后，采用1:1最近邻匹配、核匹配和卡尺匹配三种匹配方法构建控制样本。匹配后的回归结果见表4。研究结果表明，三种匹配方法下的结论保持一致，且相关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说明在控制可观测异质性后，数字化转型对ESG绩效的正向影响依然稳健。

3.稳健性检验

3.1.ESG绩效的替代性衡量

为检验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了两种企业ESG绩效的替代性衡量方式。

首先，参考Fang的研究，本文按照企业Bloomberg ESG评分对样本企业进行排序，并将其划分为十组，分别赋予1至10的取值，其中数值越高表示ESG绩效越好。随后，本文基于上述赋值结果重新进行回归估计，结果报告于表5第（1）列。

其次，为缓解依赖单一评级机构可能导致的偏误，本文采用华证年度ESG评级作为Bloomberg ESG评分的替代指标。华证ESG评级体系包括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三个一级支柱，气候变化、社会贡献和商业道德等16个二级主题，以及44个三级议题。华证评级已被近年来的学术研究广泛采用。华证将ESG绩效划分为九个等级，分别为AAA、AA、A、BBB、BB、B、CCC、CC和C。本文将AAA、AA和A赋值为3，BBB、BB和B赋值为2，CCC、CC和C赋值为1。随后，本文重新进行回归估计，结果报告于表5第（2）列。第（1）列和第（2）列的回归结果均显示，回归系数仍显著为正，从而验证了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3.2.数字化转型的替代性衡量

本文调整综合性数字化转型指数的权重设定，分别将数字化转型绩效指数和实施强度指标的权重设定为70%和30%，以及30%和70%，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进行回归估计。相关结果报告于表5第（3）列和第（4）列。

本文构建了数字化转型关键词词典。随后，统计这些关键词在企业年报正文中的出现频次，并以词频加1后的自然对数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替代性衡量指标。之后，本文重新进行回归估计，结果报告于表5第（5）列。在所有模型设定下，回归系数均与预期一致，从而进一步验证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3.3.采用更严格的控制

为进一步缓解潜在的遗漏变量偏误并增强识别力度，本文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实施了两项更严格的控制。首先，纳入省份—年份固定效应；其次，将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作为额外控制变量引入模型。相应回归结果报告于表5第（6）列和第（7）列。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仍显著为正，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基准回归结论的稳健性。

4.机制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ESG绩效

表6报告的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研发（R&D）投入强度和研发转化效率。一方面，数字化转型使企业能够更加精准地识别市场需求和潜在增长机会，快速响应技术变化，并由此增加其在新产品、新技术和新服务开发方面的研发投入。此类投入有助于企业维持竞争优势、促进持续创新，并推动可持续发展。研发资金的增加为企业强化ESG治理机制提供了资本支持和激励基础，从而改善ESG绩效。另一方面，借助先进的转化机制和平台，企业能够更加高效地将研发成果转化为有形产品或服务，并加快其商业化进程。转化过程的加速使企业能够更快实现研发投入回报，提高研发转化效率，并进而增强技术能力、市场竞争力和ESG绩效。因此，假说2和假说3获得了经验证据支持。

5.异质性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对ESG绩效的影响

5.1.基于市场竞争强度的异质性分析

不同于采用行政行业分类衡量行业集中度的传统做法，本文基于企业“主营业务”披露文本相似度，采用产品市场界定方法，从企业—年份层面刻画扩展产品市场。具体而言，本文基于企业年报中“主营业务”部分的文本内容，计算企业之间的余弦相似度。对于特定年份中的每一家企业i，识别与其最相似的10家企业（不包括自身）作为潜在竞争者集合。随后，基于相似度标准化权重和竞争企业j的市场份额，构建扩展集中度指数（ExtHHI），并进一步将竞争强度定义为1 - ExtHHI。随后，本文依据竞争强度的年度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高竞争组和低竞争组，并分别进行分组回归。

相关结果报告于表7第（1）列和第（2）列。无论是在高竞争环境还是低竞争环境中，数字化转型均对ESG绩效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从作用机制来看，扩展产品市场中更为激烈的竞争往往会放大数字化的边际影响：一方面，竞争压力加快了企业将数据平台、流程再造和可追溯系统嵌入供应链与治理流程的进程，从而缓解信息摩擦和合规风险；另一方面，数字化提升了企业环境绩效和社会责任的测度与披露质量，增强了外部监督和利益相关者参与所带来的收益，进而共同促进ESG绩效提升。

5.2.基于数字同伴强度的异质性分析

企业实践可能通过竞争效应、合作网络、组织学习和制度同形等渠道在企业之间扩散。为考察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是否会随企业数字同伴暴露程度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本文构建数字同伴暴露指数以刻画数字同伴强度。该指数的构建过程与市场竞争强度的测度方法相似：首先，对企业“主营业务”文本进行处理，计算企业之间的余弦相似度；其次，对于特定年份中的每一家企业i，识别与其最相似的10家企业（不包括自身），并采用标准化后的相似度得分作为权重；最后，基于同伴企业滞后一期数字化水平的加权平均值构建数字同伴暴露指数。本文依据该指数的年度中位数将企业划分为高数字同伴强度组和低数字同伴强度组，并分别进行分组回归。

如表7第（3）列和第（4）列所示，对于数字同伴强度较高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ESG绩效；而在数字同伴强度较低的企业中，这一影响并不显著。可能的解释在于，数字同伴强度较高的企业更有可能建立信息共享与协同合作机制。资源共享与互补使其能够获取最新的ESG相关信息和最佳实践，例如绿色供应链管理和环境绩效改善，从而共同应对环境与社会挑战。此外，行业内较高的数字同伴强度为企业提供了更多可供学习的标杆企业。这些企业通常表现出更优的ESG绩效，能够发挥示范作用。此类示范效应会激励其他企业更加积极地推进数字化转型和ESG实践，以达到或超越标杆企业的绩效水平。

5.3.基于融资约束的异质性分析

为刻画融资约束方面的异质性，采用SA指数衡量企业融资约束程度。在每个样本年度，本文依据SA指数的中位数将企业划分为高融资约束组和低融资约束组，并分别进行回归估计。

表8第（1）列和第（2）列报告的结果显示，在高融资约束企业中，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ESG绩效；而对于融资约束较低的企业，该影响并不显著。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融资约束较强的企业更加依赖内部融资，而降低运营成本是扩大内部资金可得性的重要途径。此外，通过采用先进信息技术、自动化技术和人工智能，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生产效率和运营管理水平，同时降低运营成本。对于高融资约束企业而言，这种降本增效作用尤为明显。进一步而言，数字化转型有助于实现更加精准的资源配置，使企业能够将有限资金投向ESG相关实践。这不仅能够改善环境绩效、强化社会责任和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也有助于推动ESG绩效的整体提升。

5.4.基于资源冗余的异质性分析

本文将企业冗余资源划分为可利用冗余、可恢复冗余和潜在冗余。具体而言，本文采用现金比率和速动比率衡量可利用冗余，采用销售及管理费用率代理可恢复冗余，并采用资产负债率和利息保障倍数衡量潜在冗余。在对所有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后，本文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构建综合资源冗余指数。随后，依据综合资源冗余指数的年度中位数，将企业划分为高资源冗余组和低资源冗余组，并开展异质性检验。

表8第（3）列和第（4）列报告的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高资源冗余企业的ESG绩效。这一发现可以解释为，数字化转型和ESG绩效提升通常都需要大量前期投入以及配套的治理安排。资源冗余程度较高的企业拥有充足的财务资源和组织缓冲能力，能够顺利实施数据平台、环境监测工具和合规披露机制等集成系统，并且更有可能从资本市场和供应链的正向激励中获益。相比之下，资源冗余程度较低的企业受制于财务资源和人力资本限制，往往更倾向于优先推进以效率提升为导向的数字化。其在ESG方面的结构性投资通常被延后或呈现碎片化特征，从而导致相关影响并不显著。

研究展望

本研究优化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测度方式，并剖析了其内在作用机制，但仍存在若干不足，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完善。

第一，本文选取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所得结论更适用于信息披露规范、外部治理体系较为完善的上市企业，能否推广至非上市企业与中小企业尚不明确。后续可扩大样本范围，对比分析数字化转型在不同类型企业中的实施效果。

第二，本研究主要从研发投入强度与研发转化效率两条路径，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 ESG 表现的影响，尚未系统探讨组织管理优化、供应链整合等其他作用渠道。未来可结合管理调研数据、物联网监测数据，对各类影响机制开展对比验证。

第三，本文主要采用彭博 ESG 评分衡量企业 ESG 表现，并选用华证 ESG 评级进行稳健性检验。但不同评级机构的指标体系与权重设置存在差异，仍可能影响回归系数大小与显著性。后续可整合多家机构的评级结果构建综合指数，提升不同评价体系下结果的可比性。

初审：袁立夫

审核：徐彩瑶

排版编辑：陈 楠

文献推荐人：陈 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