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巩俐是中国电影史上最硬气的女人。
她不解释,不道歉,不回头。
入了新加坡籍,嫁了外国人,住在欧洲,很少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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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骂过她,质疑过她,但她从没有开过一场发布会替自己辩解。
这背后,究竟藏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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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的冬天,沈阳。
一场家庭会议正在巩家悄悄召开。
议题只有一个:这个孩子,要还是不要?
桌子两边坐着的,是巩俐的父亲巩力泽和她的舅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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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男人达成了一个在那个年代看来极为现实的协议——若为男孩,则由舅舅领走抚养;若为女孩,则留在巩家。
巩俐的母亲赵英,彼时已经41岁。
在那个计划生育政策逐渐收紧的年代,她早已做过绝育手术整整十余年。
这次意外怀孕,对整个家庭来说,不是惊喜,是麻烦。
家里已经有四个孩子——大儿子巩固、女儿巩雯、二儿子巩蒂、三儿子巩正。
父亲巩力泽在辽宁大学教经济,母亲赵英在学校做资料处理,两个人的工资加在一起养活六口人,再多一张嘴,怎么算都是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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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女孩留下来了。
1965年底,巩俐出生。
没有人知道,这个险些被"送走"的小女孩,后来会成为整个中国最耀眼的女演员之一。
但那一刻,她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让家里人犯难的意外。
巩俐出生后不久,父亲因工作调动,举家从沈阳迁往山东济南。
巩力泽转入山东大学任教,一家七口在济南扎了根。
济南这座城市,泉水多、胡同深,后来成了巩俐记忆里最具体的故乡。
但"故乡"这两个字对巩俐来说,其实从来不只是温暖的。
家里最小的孩子,未必是最被宠的那个。
父母忙于工作,哥哥姐姐年长太多,巩俐的童年更多是靠自己长大的。
父亲对她的管教严苛,母亲对她的期待保守——好好读书,找个稳定的工作,别折腾。
这是那个年代大多数父母对孩子最朴实的愿望。
但巩俐不想这样。
她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
小学二年级,她就被学校推荐到济南人民广播电台唱儿歌,站在麦克风前,她不怵,反而比大人还镇定。
父亲看在眼里,支持谈不上,但也没有彻底浇灭。
当年考艺术院校必须会一样乐器,家里拿不出钱买琴,父母咬牙也替她想了办法。
不是因为他们真的相信女儿能成事,更多是因为——这孩子的眼神,太认真了。
1983年,第一次高考,落榜。
父母的态度立刻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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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这条路,行不通,还是踏实考个普通大学吧。
巩俐没有放弃。
她白天打工,晚上复习,一边挣钱,一边准备再考。
1985年,她考进了中央戏剧学院。
录取通知书拿到的那一刻,巩家最高兴的人,据说不是巩俐本人,而是她的姐姐巩雯。
这个大她11岁、从小像第二个母亲一样照顾她的姐姐,激动得比谁都难以置信。
学费和路费,是姐姐预支工资凑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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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俐拎着行李离开济南的那天,巩雯送她到站台,反复叮嘱她在外要照顾好自己。
谁也不知道,这条路往后会走向哪里。
但那个站台上的场景,巩俐后来提起,只说了一句话——"姐姐比我更相信我能成功。"
这句话里,藏着感激,也藏着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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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红高粱》。
这部电影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张艺谋从摄影师变成了导演,巩俐从学生变成了明星。
但在开机之前,没有人看好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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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选中巩俐的时候,她还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没有任何代表作,没有任何资历。
没有人知道他看上的是什么。
是那双眼睛,还是那种说不清楚的生猛劲儿?
《红高粱》拍摄地在山东高密,大夏天,高粱地,日头毒辣。
巩俐在镜头前大口喝酒、赤脚奔跑,没有一点大小姐的矫情。
她生猛,她野,她把"九儿"这个角色演得像是从那片红土地里长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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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上映,轰动全国。
1988年,《红高粱》拿下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成为第一部斩获欧洲三大电影节最高奖的中国电影。
巩俐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了国际媒体的版面上。
这一年,她23岁。
也是这一年,张艺谋与前妻离婚,他和巩俐之间的关系,开始从片场走向片场之外。
两个人都没有对外公开过这段感情的起点。
但后来的八年,他们几乎形影不离——张艺谋拍电影,巩俐出演;巩俐成名,张艺谋在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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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八年里,他们交出了一份让整个中国电影界都无法忽视的成绩单。
1990年,《菊豆》,入围戛纳,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
1991年,《大红灯笼高高挂》,入围威尼斯,再度获奥斯卡提名。
1992年,《秋菊打官司》,巩俐拿下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
这是内地女演员第一次在威尼斯封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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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翻译,但现场掌声不断。
1993年,《霸王别姬》,金棕榈。
这部电影严格来说是陈凯歌执导,但巩俐是女主角。
她在片中扮演风尘女子菊仙,入世、世俗、心狠,偏偏又让人心疼。
那一年,这部电影在全世界掀起了关于中国的话题。
三年内,《红高粱》金熊、《秋菊》金狮、《霸王别姬》金棕榈。
三大电影节最高奖,巩俐主演的电影全部拿到。
世界影史上,能做到这件事的女演员,屈指可数。
1993年,她上榜美国《人物》杂志全球最美50人。
那是中国演员第一次以这种方式出现在西方主流媒体的视野里。
外人看来,这是人生巅峰。
但巩俐的内心,那几年其实在承受双重重压。
事业上一路冲顶,感情上却越来越焦灼。
她和张艺谋在一起,是真心的,这一点没有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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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段关系从一开始就不是坦坦荡荡的——张艺谋有前妻,巩俐身边也有男友,两个人冲破了所有的现实阻碍走到一起,但走到一起之后,新的问题来了。
巩俐想结婚。
这不是任性,这是人之常情。
八年了,她不是不能接受不婚,但她要的是一个说法,一个名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
她提过不止一次。
张艺谋的回答,每次都差不多——"结婚不就是一张纸吗?为什么非要看重这张纸?"
这句话,后来被巩俐的母亲在接受采访时透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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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俐的二哥甚至郑重其事地找到张艺谋,专门谈过这件事,结果是——被婉拒了。
"相爱不需要结婚证。"
1994年,他们一起拍了《活着》。
1995年,是《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巩俐演上海滩歌舞厅的台柱"小金宝",妖冶,妩媚,浑身都是戏。
电影后来拿了戛纳技术大奖、美国金球奖最佳摄影,巩俐的表演被多国影评人单独点名称赞。
但这部电影,成了他们最后的合作。
1995年1月,《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拍完最后一个镜头。
张艺谋随即召开了一个小型新闻发布会。
发布会上,他宣布了一件事:他和巩俐,分手了。
消息传出去,舆论一片哗然。
当时很多人站到了张艺谋这边,觉得是巩俐先变心。
半年后巩俐嫁给了别人,外界更是坐实了"巩俐移情别恋"的判断。
但张艺谋的老友、新画面影业负责人张伟平后来回忆说,在发布会之前,张艺谋和巩俐单独谈过,两个人从房间里走出来的时候,都很沉默,很伤感。
这段感情,是两个人都受了伤。
分手之后,张艺谋远赴澳大利亚"疗伤",据业内人士说,他当时状态极差,几乎闭门谢客。
而巩俐,也沉寂了一段时间。
八年。
他们一起走过了彼此最好的岁月,但最终,还是在那张"纸"上,分道扬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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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手之后的巩俐,状态不太对。
她30岁,刚刚结束一段八年的感情,满身的委屈没有地方放。
哥哥催过她,父母也问过她,家里人看着她一个人扛着所有事,心疼,也着急。
就是在这个节点上,黄和祥出现了。
认识的方式,非常偶然。
1995年,巩俐受邀赴香港担任京港汽车拉力赛的颁奖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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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著名财经女作家梁凤仪,在现场把她介绍给了黄和祥。
黄和祥,时任香港英美烟草公司亚太区总裁,比巩俐大15岁。
出身新加坡普通家庭,父母都是教师,靠自己一步步做到了那个位置。
他温和,稳重,见过大场面,对巩俐,显然是真的用了心。
据说,那段时间,是黄和祥陪着巩俐走过了与张艺谋分手后最难熬的日子。
他不急,不催,只是在旁边。
巩俐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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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2月15日,两人在香港举行婚礼。
那一天,她终于得到了那张"纸"。
但外界很快就看出来了——这段婚姻,来得太快,快得不像是想清楚了的决定。
从张艺谋公开宣布分手,到巩俐嫁给黄和祥,前后不过一年。
有业内人士后来直说:黄和祥是在特殊时期闯入巩俐生活的,如果没有与张艺谋分手那一章,巩俐未必会走到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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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残忍,但不是全无道理。
婚后,巩俐跟着黄和祥移居香港,后来又定居新加坡。
她推掉了很多国内的工作,把生活重心转移出去,淡出了一段时间。
外界不知道这对夫妻过得怎么样——因为他们几乎不公开谈感情。
每隔一两年,媒体就会传出一轮"巩俐黄和祥离婚"的消息,两人从不正面回应,巩俐接受采访时只说婚姻没问题。
但门关着,外面的人看不见里面是什么。
巩俐的事业并没有停。
1996年,她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打破了中国人登封面多是政治人物的惯例,成为第一位以演员身份登上该杂志封面的中国女性。
同一年,她还登上德国《明镜周刊》的封面。
两本世界级刊物,同一年,同一张脸。
1997年,受邀担任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成员。
2000年,担任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委会主席。
2002年,担任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评委会主席。
三大电影节,她既当过获奖者,也当过评委席上的掌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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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资历,在中国演员里,至今无人复制。
2006年,张艺谋带着《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剧本找上门来,请她演皇后。
两个人分手已经十一年了。
这次见面,没有剑拔弩张,也没有刻意的客套。
张艺谋说,当年在长城,曾许过一个愿:一定要让巩俐演一次女皇。
这次,是来兑现承诺的。
巩俐接了,没有多说什么。
再后来,《归来》,张艺谋再度邀请巩俐出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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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用这种方式,把那段过去放进了电影里,又在电影里重新和解了。
但那都是后话。
回到2008年前后,一件事让巩俐再度站上了舆论风口——她加入了新加坡国籍。
消息传出来,国内网络炸了。
骂声铺天盖地。
"背叛祖国"、"不爱国"、"忘本",各种词汇向她砸来。
巩俐对此,几乎没有公开辩解。
黄和祥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替她说了一句话:"巩俐是非常爱国的人,她的亲人都在中国,她当时入籍,不仅是因为结婚,更多是为了方便出国工作,在全球为电影奔波。"
而巩俐自己在被追问时,说了一句当时被很多人曲解的话——"我在国际场合,始终自称'中国演员巩俐'。"
她没有解释,没有道歉。
她认为这是她的个人选择,不需要向任何人交代。
这种态度,让很多人更生气了。
也让另一些人,更加佩服了。
2009年前后,巩俐与黄和祥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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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黄和祥在接受中国新闻网记者采访时,亲口证实了这件事:"我和巩俐小姐确实离婚了,尽管已离婚三年了,但我们仍然是好朋友,逢年过节还经常打电话互相问候。"
这段婚姻,从1996年到2009年,整整十三年,以一句"好朋友"作为结尾。
外界说这是一段"赌气的婚姻"。
巩俐从来没有承认过,也从来没有否认过。
她只是继续往前走,把这段历史装进了行李,一声不吭地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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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把巩俐的电影履历铺开来看,那是一张让人目眩的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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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真正让这张清单变得有意义的,不是奖项的数量,而是她每一次出手的方式。
巩俐从不为市场妥协,或者说,她很少为市场妥协。
她不演轻飘飘的爱情片,不接那些只需要美的角色,她要的是真正有重量的东西。
1992年,《秋菊打官司》,威尼斯影后。
这个角色,她演的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土气、倔强、大腹便便。
为了准备这个角色,巩俐在农村生活了一段时间,素颜、粗衣、不施粉黛地混在人群里,被当地人当成真正的村妇对待。
张艺谋甚至用了偷拍的方式,捕捉她最真实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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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拿了金狮。
巩俐站在颁奖台上,全世界看着她,没有一个人再说她只是一张漂亮的脸。
1993年,《霸王别姬》,金棕榈。
这部电影严格来说是陈凯歌的,但菊仙这个角色,是巩俐撑起来的。
一个烟花女子,在乱世里爱上了一个注定不能全心爱她的男人,最后用一条白绫结束了一切。
她把这个女人演得无比清醒,又无比绝望。
戛纳评委会对她的评价是:她的表演是这部电影最强大的重量之一。
同年,她上榜美国《人物》杂志"全球最美50人",成为首位入选的华人演员。
1996年,《时代周刊》封面,全球十大人物。
这是什么概念?那一年,同一份名单上的人,是国家元首、是科学家、是改变世界进程的政治人物。
巩俐是里面唯一一个演员,唯一一个中国人,唯一一个女性。
三个"唯一"叠在一起,让她那一年的名字变得异常显眼。
1997年,受邀担任戛纳评委会成员。
这是中国演员第一次担任这个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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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委会主席。
2002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评委会主席。
2003年,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委会主席。
2004年,戛纳纪念大奖。
这是法国政府授予外国艺术家的最高荣誉之一,整个华人演员群体中,她是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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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串数字,逐条拆开来看,任何一个单独拎出来,都足以让一个演员骄傲一辈子。
但巩俐把它们一起揣在口袋里,低调得很。
她从不开口炫耀,不主动提,别人提起了,她顶多说一句"运气好"。
不是谦虚,是真的不在意那些外壳。
她在意的,是每一个角色本身。
2006年,《满城尽带黄金甲》。
张艺谋找来的时候,两人已经分手十一年了。
这个皇后的角色,华贵、压抑、绝望,包裹在金色的盔甲里,一层层地溃烂。
巩俐把那种无声的崩塌演得极准。
张艺谋说,"她永远是最好的中国女演员。
"这句话,他说了不止一次。
2014年,《归来》。
陆焉识的妻子冯婉喻,一个在动荡年代里守候了二十年的女人,丈夫回来了,她却不认识他了——失忆。
巩俐把那种悬在半空的爱和痛,演成了一种很平静的绝望,让人看完了之后,很久说不出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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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她和张艺谋合作的第九部电影。
两个分手了快二十年的人,还在用镜头和胶片告诉对方——我们曾经彼此成就过。
巩俐也在好莱坞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没有任何人扶着她,她就这样一步一步走进了全球最难进的那个圈子。
但巩俐从不觉得自己是"走进好莱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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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说法是——"我是中国演员,去了不同的地方工作。"
这句话的分量,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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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17日,戛纳电影节。
镜头扫过红毯,巩俐出现了。
旁边站着一个白发男人,高挑,笔挺,精神抖擞,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
两个人十指相扣,巩俐侧过头来,对他说了什么,然后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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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笑容,让很多人愣住了。
这是公众很久没有见过的巩俐的笑——不是走红毯的职业笑容,而是真的放松了之后,不自觉就漾出来的那种。
男人叫让·米歇尔·雅尔,法国电子音乐大师。
那一年,他71岁,巩俐54岁,相差17岁。
消息当天冲上微博热搜,全网炸锅。
巩俐一条都没有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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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从来都是这样的。
两个人认识的时间,比外界想象的要早。
2017年,巩俐在巴黎参加一场朋友的聚会,就是在那里,通过共同的朋友,她第一次见到了雅尔。
雅尔后来在接受采访时,描述过那一刻:"我们第一次相遇,就对彼此一见钟情,感觉已经相识很多年了。"
他还说了另一句话,更耐人寻味:"她让我突然明白了,我曾在1981年,到北京和上海开音乐会的原因,原来冥冥之中,一切都有联系。"
雅尔的这个说法不是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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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让·米歇尔·雅尔受中国政府邀请,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位来华演出的西方音乐家。
那场音乐会,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电视台,转播给了全国五亿听众。
他本人,也被北京音乐学院聘为荣誉成员。
然后,他爱上了巩俐。
结婚的方式,没有婚礼,没有排场。
雅尔提议去教堂举办仪式,巩俐拒绝了——"到了这个年纪,不再注重形式,只要感受到幸福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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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大家才反应过来——原来,他们早就结了。
婚后,两个人把生活重心放在了欧洲。
雅尔在法国有演出,有音乐创作,他的工作根扎在那里;巩俐的工作遍布全球,但住的地方,选在了欧洲。
她很少回国了。
偶尔出现在国内某个活动的现场,媒体拍到她,大家说"巩皇又回来了",但那只是短暂的停留,拍完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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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过她,为什么不多回来。
巩俐没有正面回答。
她说,"我是中国演员,不管在哪里,我都是中国人。"
但这句话,并没有真正解释那个"为什么"。
真正的答案,可能藏在她不愿意轻易触碰的那段记忆里。
济南老家,那里有父母住过的房子,有姐姐走过的街道,有无数个她和亲人共同生活过的角落。
但那里也有太多已经不在了的人留下的痕迹。
故土不只是温暖的,故土也是重的。
有些地方,回去一次,就要把所有的伤心重新经历一遍。
不是不爱,是爱得太重,重到承受不住每一次的触碰。
巩俐选择了另一种方式——在异乡建立新的生活,把那些伤痛装进一个密封的盒子,放到记忆的深处,不是忘记,只是不再每天翻出来看。
雅尔是这段新生活里最重要的锚点。
法国媒体的记者描述过他对巩俐的方式:他几乎不放过任何一个赞美她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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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受采访时,他说了很多次"我很幸运,能与她共度余生"。
他参加她的电影首映,她参加他的演唱会,两个人用各自的方式,进入对方的世界。
巩俐说过一句话,是在一次访谈里,有人问她和雅尔在一起是什么感受。
她说:和他在一起,让我感觉像18岁的小女孩。
这句话,很多人引用,但很少有人认真想过它背后的重量。
一个已经历过八年刻骨感情、一段十六年婚姻、无数次舆论风波、数不清的至亲离去的女人,说出"像18岁的小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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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矫情,这是久违的轻盈。
2025年,有媒体拍到巩俐和雅尔一起在法国南部度假,两人躺在沙滩椅上,晒着太阳,雅尔侧过身子,手放在巩俐的椅背上,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
镜头没有捕捉到他们说了什么。
但那个画面,安静,松弛,没有紧张,没有戒备。
那是真正的安心。
如果把巩俐的人生从头到尾重新梳理一遍,会发现一个贯穿始终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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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从来都不是一个听话的人。
父母说学艺术没前途,她考了中戏。
张艺谋说不用结婚证,她分手了。
外界说嫁外国人不可思议,她笑着走上了红毯。
网友说加入新加坡籍是背叛,她没有开任何一场发布会去解释。
她对所有的声音,都做了同一个动作——听到了,然后继续走。
这种态度,让很多人觉得她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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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让另一些人,在沉默里,深深地羡慕。
因为世界上,太多的人活在别人的眼光里了。
巩俐活的是自己的人生。
她失去过很多。
亲人的离开,感情的破裂,国籍争议带来的骂声,每一样单独拿出来,都足以击垮一个普通人。
但她没有被击垮,也没有变成那种"满身伤痕却用坚强包裹一切"的苦情人设。
她就是继续拍电影,继续走红毯,继续在异乡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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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然,不是因为没有伤过。
是因为,她知道怎么和那些伤,共存。
1996年,美国《时代周刊》把她列入全球十大人物时,用了一个标题——"东方的女王"。
二十多年后,这个标题,没有过时。
她依然是那个走到哪里,都会被镜头追着拍的人。
她依然是那个一开口,所有人都闭嘴听的人。
她依然是那个用电影说话、从不需要用眼泪赢得同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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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身在何处,她始终是那个自带光芒的"巩皇"——活成了自己最想要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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