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文/王勤伯
世界上只有一个足球场，我想俯身亲吻它的草皮。
阿兹台克。
1986年，当乌拉圭解说员维克多·乌戈·莫拉莱斯在这里目睹了马拉多纳千里走单骑攻破英格兰大门的世纪进球，他留下了西班牙语足球解说历史上最伟大的即兴诗句：
“宇宙的风筝啊，你来自哪个星球？”
或许就来自阿兹台克，这里是属于足球的通天之塔，前有卡洛斯·阿尔贝托和贝利，后有那个身披阿根廷10号的精灵，是他们让无数的人爱上了这个名叫足球的运动：英格兰人说football，西班牙语说fútbol，葡萄牙语说futebol。
我想俯身亲吻它的草皮，我曾以为1986的40年后，我将终于迎来和它约定的相遇。
然而我不能。我被莫名其妙地留在世界杯赛场之外。
我知道一切都有其原因，有人为这样的原因而存在，那不是我的价值和存在，足球和音乐为我而存在。
世界杯开幕式第一首歌就是我的歌，《听我说，亲爱的》。
这是来自上世纪90年代的拉丁摇滚经典，所有自认为更懂得新媒体新世代的家伙，都值得看看墨西哥人在这首1992老歌面前的反应。
听我说，亲爱的，不要对我说不。
让我们的灵魂慢慢靠近。
让我们的身体慢慢靠近。
Maná乐队成立初期原名绿草帽，后来成员们从南岛语系中的“Mana”一词获得灵感，那是关于生命力与精神能量的词。于是，绿草帽成为正能量。
墨西哥音乐人一百多年来一直用创作来表明，短时间内，墨西哥人唱不了复杂的歌词。
简单的歌词成了墨西哥音乐的伟大传统，一切如此直白和炽热。《听我说，亲爱的》可以简化为一句话：亲爱的，你身边的人不好，快来跟我搞。
世上没有比墨西哥人更有直白之快的民族。
开场的那一句“墨西哥是一个多元的国家”，是英语对真实世界的又一次糊弄。
真实的墨西哥“多元性”，是那个被很多人印在草帽上的词：杂种。
世上真的很难找到第二个国家，人们以自己是杂种为豪。
2018年世界杯，一位墨西哥女记者头戴一顶写着“墨西哥杂种”字样的草帽，在各国记者中间走来走去，没有人注意到她的骄傲，我想她内心里一定在笑。我在她离开时才追上去，我想自我介绍为杂种，但找不到合适的定语，仅仅让她摆拍了一张照片。
你觉得开幕式上的那些布景花枝招展吗？我可以告诉你，那就是死亡的绚丽。
死亡就是生命最基本的现实，也是世界上大多数文明努力用各种形式去淡化和掩饰的现实。不同的是，欧洲人喜欢把死亡与单色调和凄冷的氛围联系在一起，尽管他们很多庄严的时刻在审美角度看也如出一辙。而墨西哥人庆祝死亡的五彩斑斓。
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墨西哥人类学家，她是印第安血统，刚刚在佩鲁贾一次重要学术会议上做了演讲，关于墨西哥人用苋菜籽做出人和鱼等形状求雨的故事。
我们说到了亡灵节，以及那条摆满了死者生前热爱之物的“亡灵之路”。
佩鲁贾所在的翁布里亚，当地人会堵死亡灵之路，至今仍然可以在古比奥等中世纪古城看到人家墙壁上的“死门”——有人去世时在墙上凿开一个口子，棺材抬出去之后又用砖砌上。人们相信亡灵会从原路返回，把门堵死，它就回不来了。
墨西哥的“亡灵之路”，却是欢迎回家的仪式。
我问人类学家，“如果死者生前就是喜欢女人，路上又怎么摆呢？”
她说，“那样的话，我们就站到路上去。”
有球迷说，世界杯开幕战让他看睡着了。我认为这是一个温情的足球时刻。
睡着了，给无聊的比赛送上呼噜声，zzzz，说明你还活着。
隐隐约约中，你和世界上很多很多人一样，内心里一直留存着一条亡灵之路，你在半梦半醒间清晰地看到它的路径，你希望所有在阿兹台克留下过名字的逝者，有一天还能回到你的生命之中：
贝肯鲍尔、盖德·穆勒、法切蒂、里瓦、卡洛斯·阿尔贝托、贝利、布雷默、马拉多纳。
每一个名字都值得你站到路中央去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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