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6：潼关之战

今天继续来讲安史之乱，这是第六篇，我们来讲讲前期最重要的一场战役——潼关之战。

首先，让我们回到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也就是公元756年的春天，唐王朝疆域的北方，已经被笼罩在战火硝烟之中。

在前一年（公元755年）的十一月，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打着奉唐玄宗密诏诛杀奸臣杨国忠的旗号，从河北起兵，一路西进，势如破竹，第三十三天就攻陷了东都洛阳，威胁到了首都长安的东大门：潼关。

不过，潼关优越的地理位置，挽救了唐王朝危在旦夕的命运。

从地图上看，在陕西省境内，从北方奔流而来的黄河在这里遭遇了绵延的秦岭，河道转而向东。而位于长安以东大约一百四十公里的潼关，就是黄河与秦岭相遇之处，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进入关中平原的必经之路。

如同秦岭挡住了咆哮的黄河一样，潼关也挡住了从河北蜂拥而来、势如破竹的安史叛军。

潼关位置

哥舒翰

此时，镇守潼关的守将，是哥舒翰，这位出身突厥的中唐猛将，曾经为了捍卫大唐的西部边陲，在与吐蕃的连年征战中立下赫赫战功。他的头上，是一连串荣耀的头衔：河西、陇右两镇节度使，西平郡王。不过此时，他却因为中风而偏瘫，只能强撑病体，在一线指挥。

哥舒翰虽然此时身染重病，但毕竟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他内心十分清楚，自己手下这支队伍，虽然总数二十万，但却是由残兵败将和新兵仓促拼凑起来的队伍，而且队伍内部错综复杂，有着各种矛盾。这样一支队伍，面对凶悍的安史叛军，野战毫无胜算，所以他一到任，就坚守潼关不出，坐等战局变化。

此时，局势对举起反旗的安禄山来说，已经从起兵之初的势如破竹，变得危若累卵。

哥舒翰在潼关坚守不出，叛军无法西进一步。同时，来自西北的唐王朝劲旅，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指挥的朔方军，已经攻进山西，从西面威胁叛军的老巢范阳，也就是今天的北京。

756年二月到五月，朔方军在今天河北境内和安史叛军进行了三次会战，大获全胜。

上一年年底，洛阳沦陷后，在安禄山后方，担任平原、常山两个郡太守的颜真卿、颜杲卿兄弟就宣布起兵反抗，河北各郡纷纷响应，切断了叛军从范阳至洛阳的运输补给线。

从756年的二月开始，在河南，一个小小的县令张巡，率领仓促拼凑的两三千士兵，守住了睢阳，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商丘一带，有力地阻止了安史叛军南下，使其不能切断唐王朝的经济命脉大运河，占领富饶的东南各省。

在这种形势下，安禄山能控制的，不过是一条支离破碎的狭长地带，从河北范阳绵延到河南、陕西交界。而唐王朝，似乎已经如同熬过寒冬的参天大树，重现生机。

摆在安禄山面前的，似乎只剩下举旗投降与彻底崩溃两条出路。

然而，形势在一夜之间逆转。这是因为唐玄宗，这位已经年过七十、在位四十多年的老皇帝，迫不及待地要转守为攻，收复洛阳，不断地要求哥舒翰出关与叛军决战。

从玄宗的角度看，反攻的理由非常充足。

首先，安禄山起兵反叛以来，势如破竹，唐玄宗急需一场军事上酣畅淋漓的大胜，来鼓舞全国百姓和官员，挽回自己遭受严重打击的政治威望。虽然此时唐军已经在河北连战连胜，但肯定不如收复洛阳听起来振奋人心。

其次，是现实经济上的考虑。

当时，长安周边的关中平原，经过历朝历代的过度开发，人口不断增长，土地植被已经遭到了严重破坏，粮食产量即使在丰收之年也很难满足首都长安和周边人口的需求。到了隋朝和唐朝，稍有天灾，整个长安的皇室和文武百官，就得暂时跑到洛阳去吃饭。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方便来自东南地区的粮食送到洛阳，保障首都乃至关中地区的供给。

只要洛阳这个南北粮食运输的枢纽，还在叛军手里，就等于首都长安的营养输液管，被叛军卡住。此时，漕运被切断，江南送来的粮食等物资，只能转道秦岭运输，成本和时间大大增加。

所以，早日收复洛阳，让大运河重新开工，也是玄宗极为关注的问题。

第三，是安禄山的造反，让玄宗对所有领军大将的忠心都开始产生怀疑。在此之前，潼关前线唐军的两位主帅高仙芝和封常清，就因为监军宦官边令诚的谗言，而被玄宗亲自下令处斩，理由是不战而退，丧师失地，完全不顾仓促聚集的唐军，野战完全不是久经沙场的安史叛军对手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而此刻的哥舒翰，又以手中二十万大军全是败军和新兵为理由，拒绝主动出击，这无疑又拨动了玄宗那根敏感的神经。

安禄山控制区

第四个让李隆基急于命哥舒翰出兵潼关的理由，则更是微妙。因为宰相杨国忠收到了密报，说哥舒翰手下的大将，骑兵统帅王思礼曾经进言说，局势之所以坏成这样，就是因为杨国忠专权乱政、贪污腐化，我们干脆发动兵变把他杀了算了！

这时，一条前方来的情报，给坐立不安的杨国忠打了一剂强心针：根据前方唐军探子的消息，由于安禄山四面受敌，兵力捉襟见肘，导致潼关到洛阳之间，叛军的兵力只有崔乾佑麾下的四千多老弱残兵。

杨国忠如同一个溺水的人，不顾一切地抓住了这根稻草，根本不想去核实它的真实性。

在杨国忠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迅速敦促哥舒翰出兵潼关，收复洛阳，然后大局一定，就迅速说服玄宗，解除哥舒翰的兵权，拔掉这只老虎的爪牙，如此一来，自己的宰相位置，应该就可以稳如泰山了。

杨国忠这个自私而轻浮的想法，不幸和唐玄宗内心的意愿，一拍即合。

所以，在这些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唐玄宗开始不断派出信使前往潼关，催促哥舒翰赶紧出战，收复洛阳。

对于这种违反兵家常识的决定，在前线与安禄山叛军交战的各路唐军将领，从郭子仪，到李光弼，都对玄宗上书，苦苦劝谏，但毫无效果。

终于，在六月四日，哥舒翰无法抵抗玄宗的严令，被迫率兵出关。

四天之后，唐军在灵宝附近的西原和叛军崔乾佑部展开决战。

狡猾的崔乾佑之所以把战场选择在这里，是因为这里地势险峻，南北分别是险峻的高山和湍急的黄河，中间是一条长达七十里的狭窄山道，兵力占优势的唐军无法正面展开，只能以一字长蛇的纵队进入山道。

叛军的第一条战线故意以老弱残兵为主，稍作抵抗后就纷纷撤退，引诱唐军一窝蜂进入山谷追击，结果遭遇了两面山上埋伏的叛军弓矢和滚木礌石的攻击，死伤惨重，挤作一团。

叛军射出的火箭还点燃了预先埋伏在谷地中的大量柴草，挡住了唐军前进的视野。此时，崔乾佑手下精锐的少数民族同罗骑兵也投入了战斗，从侧后向唐军发动冲击。

于是，这支组建不久，以新兵为主的唐军迅速分崩离析，撤退变成了溃败，二十万大军，最终逃回潼关的不过八千人，哥舒翰被哗变的部下劫持，送往洛阳，成为阶下囚。

在平时，每天傍晚，潼关的烽火台就会点燃烽火，从潼关到长安沿途的各烽火台见到这个信号，也会纷纷点火通报平安，宛如一条稀疏的星河，表示潼关依旧在唐军掌握之中，长安城里的百姓可以安然入眠。

然而，六月初九这一天，唐玄宗登高远眺，从傍晚直到深夜，始终没有看到来自潼关的平安火。这个恐怖的异象，让玄宗的意识被恐惧和寒意占据，他终于明白，最为担忧的灾祸，已经无可挽回地发生了。

第二天，已经变成惊弓之鸟的唐玄宗，召见了宰相杨国忠。

善于揣摩上意的杨国忠立即提出了“幸蜀之策”，建议玄宗前往地势崎岖险峻，又是自己经营多年地盘的四川躲避，这个提议得到了玄宗的迅速同意。

十一日，杨国忠在朝堂之上，正式通报了潼关失守的噩耗，文武百官一片哗然。

担任监察御史的著名诗人高适挺身而出，建议死守长安，将皇宫中的库房打开，以钱财招募百姓中的忠义敢死勇士，并发给盔甲武器，编成军队守城。但大家已经被近在咫尺，逐渐逼近的安史叛军吓破了胆，无人对此表示支持。

随后，唐玄宗先是召集百官，假惺惺地表示准备御驾亲征，但实际上不过是为自己准备放弃长安前往四川避难而放的烟雾弹。接下来，他密令禁军将领陈玄礼整顿禁军，打点行装准备出发，还挑选了良马九百匹，作为沿途替换的坐骑。

于是，在六月十三，一个细雨蒙蒙的清晨，唐玄宗一行就隐秘而匆忙地离开了长安。

大批宗室贵戚和朝廷重臣，都还被蒙在鼓里：早朝的钟鼓依然鸣响，卫兵也仪仗俨然，直到兴庆宫大门开启，内侍宫女蜂拥而出四散奔逃，文武百官才知道皇帝已经离开了长安。骚乱很快扩大，变成了蔓延到整个首都的纵火与抢劫。

由于事出突然，出了长安，沿途没有任何地方官吏迎接收留仓促出逃的皇帝。

在当时人撰写的民间野史中，看着身边和自己一样流离失所的百姓，唐玄宗甚至产生了轻生的念头。一位叫郭从谨的民间老人，借着向逃难的玄宗进献食物的机会，大胆地向皇帝进言说：安禄山包藏祸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但陛下就是熟视无睹，还杀掉那些揭发他谋反的忠臣。当年贤臣宋璟当宰相的时候，情况可不是这个样子，大臣们都能直言进谏，天下也因此太平。这一番忠言，听得唐玄宗是追悔莫及。

此时，在唐玄宗一行身后，长安已经变成了人间地狱：六月十九日，安禄山部将孙孝哲领兵进入长安。残暴的孙孝哲按照安禄山的命令，一边纵容兵将大肆劫掠，一边对未能离开而滞留在长安的李唐皇室成员，以及平时与安禄山有怨的朝廷重臣，进行了血腥的杀戮。

这场浩劫，平等地降临在每个大唐子民的头上。诗圣杜甫也在这个时候不幸成为叛军的俘虏，被看管在长安。这期间，这位诗人写下了那首著名的《月夜》:“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第二年春天，仍困留长安的他又写了《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