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达开妻子被处死，在行刑前曾大喊一个人的名字，清军：此人已死

《——【·前言·】——》

1863年的成都，刑场上站着一个32岁的男人。他被押上去的时候，没有挣扎，没有哭喊，甚至连眉头都没皱一下。行刑官下令凌迟，刀割了一百多下，他始终沉默。围观的清军老兵事后私下说，这辈子没见过这种人。这个人，叫石达开。

少年从戎，横空出世（1831—1853年）

广西贵县，清道光年间，一个农家少年已经在当地闯出了名头。

不是因为读书，也不是因为打架。是因为他这个人身上有一种说不清的气质——沉得住气，看得透局势，说话算话。当地人传得神乎其神，说这孩子将来不得了。

洪秀全那时候正在广西到处拉人，筹备反清起义。他听到石达开的名字，专门跑到贵县，登门拜访了一个十六岁的少年。

这件事本身就很说明问题。

洪秀全当时已经是一方人物，他去见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这少年必然有他过人之处。石达开没有让他失望。两人谈完，石达开答应了。三年后，他毁掉自家家业，率四千余人投奔金田起义，直接带着一支队伍入场，不是一个人去参军，是带着本钱入股。

1851年12月，太平天国在永安建制，一众王爷分封完毕。石达开被封为翼王五千岁，那时候他才二十岁。"翼"这个字，是洪秀全亲自选的，意思是"羽翼天朝"——整个太平天国，你是我的翅膀。

二十岁，封王，统兵，成为太平天国核心圈子里最年轻、最被寄望的人。

太平军起家那几年，是一路打出来的。

1852年，太平军打到湖南长沙，西王萧朝贵在攻城时阵亡，军心震动。长沙城久攻不下，清军开始反包围，形势急转直下。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石达开做了一个决定。

他率部西渡湘江，在河西这一侧开辟新的根据地，一边给全军找粮，一边多次打退来犯清军，打赢了"水陆洲大捷"。然后他担任全军先导，带着大部队从河西安全撤出包围圈，夺岳州，占武汉，自武昌东下金陵，二十八天挺进一千八百里，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清军见到石达开的旗号，胆小的直接撤。他们给他起了个外号——"石敢当"。

这个词原本是民间门墩上刻的辟邪符，意思是所向无敌，没有什么能挡得住他。清军用这个词来叫一个敌人，说明他们是真的怕了。

1853年3月，太平天国定都金陵，改号天京。

打下一座城，诸王们干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修王府，选美女，搬国库的钱。

这几乎成了太平天国高层的集体风气。洪秀全据说纳了八十多名妃子，连康熙帝都比不过。各王争相效仿，大兴土木，毁民宅建府邸，搞得天京城里怨声载道。

石达开一件没干。

他留在京中，辅佐东王杨秀清处理政务，每天处理的是军务、政务、后勤。他从不纳多余的妻妾，从不修豪华府邸，从不搜刮民财。后世对他的记录里，有一句话反复出现："唯石达开洁身自好，从不参与。"

这不是道德姿态，这是一种政治判断。他看得清楚，太平天国能走多远，取决于能不能得民心，而不是取决于王爷们过得多奢侈。

同年秋，他奉命出镇安庆，节制西征军务。到了安徽，他干的第一件事不是打仗，是组织户口登记，选举基层官吏，开科取士，建立省郡县三级行政体系。他把一片战争破坏过的土地重新组织起来，让老百姓知道谁在管事，税收怎么交，纠纷找谁说。

他还亲自指挥攻克了清朝安徽临时省会庐州，守城名将江忠源兵败，选择了自尽。

1854年初，石达开回京述职，太平天国领导层对他在安徽的一套做法给予高度肯定，此后全面推行这套务实的经济政策，放弃了早期那种绝对平均主义的空想。

一个翼王，既打仗，又治政，还能让整套体系跟着他的思路转——这在太平天国里，是绝无仅有的。

战神之巅，两破曾国藩（1854—1856年）

曾国藩这个人，后来的历史评价是晚清第一重臣，湘军统帅，平定太平天国的关键人物。但在1854年到1856年之间，他过得极其狼狈。

原因只有一个——石达开。

1854年夏秋，湘军在西征战场上势头正猛，太平军节节败退，失地千里。曾国藩踌躇满志，率三万精兵逼近九江，准备一口气拿下太平军的西线防线。

石达开这时候冷静地做了一件事。

他仔细研究了湘军和太平军的差距在哪里。水师——湘军有大型战船，太平军的船普遍小，机动是有，但对阵正面交锋扛不住。石达开当机立断：仿照湘军船式，连夜赶造大型战船，同时加紧操练水师。

等到湘军兵锋直逼九江，石达开再度出任西征军主帅，亲赴前线。

1855年初，湖口大捷。

石达开抓住了曾国藩一个致命弱点——"湘军将士皆骄"，轻敌冒进，容易被分割。他设下连环局：用小船日夜偷袭，让湘军水师疲于应付，再诱敌轻兵深入鄱阳湖内河，把湘军的百余条轻快战船和两千精锐诱进了死地。外江的大型战船跟不上，"如鸟去翼，运转不灵"。

石达开趁敌疲惫，选择月黑夜风，火攻水师，湘军"各哨崩乱，挂帆上驶"，几乎全线溃败。

曾国藩连连失利，觉得无颜苟活，投水自尽，被部下死命拉了上来。

一个四十四岁的主帅，被一个二十四岁的翼王打得要跳水，这件事在湘军内部的打击之大，难以言说。

但石达开没有停。

同年秋天，他挥师江西，四个月连克七府四十七县。军纪严明，爱护百姓，求才若渴，江西知识分子本来对太平天国抱有戒心，见了石达开的部队，转而支持。部队从一万多人迅速扩充到十万余众。

1856年3月，石达开在江西樟树再次大败湘军，曾国藩坐守的南昌城被四面合围，对外联络全部切断，进退不得。

曾国藩这一次，是真的被困死了。

以石达开当时的态势，他完全有机会把曾国藩在南昌城里耗死。只要围着不动，时间站在他这边。这一仗打赢，湘军折了主帅，太平天国西线的压力将大幅减轻，后来的历史走向很可能是另一番模样。

然后，命令来了。

上级要他撤军，回天京解围。清军正在围攻天京，不能不救。

石达开撤了。

曾国藩的命，又一次被保住了。

后来的历史学家们反复谈到这个节点，惋惜之情溢于言表。每一次命运给石达开送来机会，总是差那么一步。曾国藩这个人，是石达开一生绕不开的"宿命对手"，却始终没能在战场上彻底解决他。

1856年，清军对天京的包围已经持续了三年。天京城内粮草告急，人心浮动。

石达开奉命参与解围战，与秦日纲密切配合，大破江南大营，把清军三年的包围圈打碎。

天京解围了。

但这一年还有另一件事，悄悄在等着所有人。

天京事变，出走流离（1856—1862年）

1856年9月，"天京事变"爆发。

东王杨秀清被杀，这还没完，北王韦昌辉随后开始大肆株连，上万东王部属横遭屠戮。整个天京陷入腥风血雨之中。

石达开在前线听到消息，立刻赶回。他痛斥韦昌辉乱杀无辜，试图制止这场内部屠杀。结果，韦昌辉把他的阻止理解为偏袒东王，转而要杀他。

石达开连夜出逃，翻城墙跑出了天京。

他跑出去了，但他留在城里的家人和部属，全部遇难。

这种滋味，没办法描述。你去阻止一场杀戮，结果你的人死在那场杀戮里，而你只能站在城外，什么都做不了。

韦昌辉后来被洪秀全杀掉，石达开被召回天京，主持善后。他接过烂摊子，重新整理天京的秩序，用了几个月时间，把这座动荡的城市稳定下来。他的声望，反而因此达到了顶点。

但洪秀全不踏实了。

一个声望比自己还高的人，在天京里，算什么？

洪秀全开始防他，封自己的两个哥哥为王，分石达开的权，处处掣肘。

石达开明白了。

1857年5月底，他带着自己的部队，离开天京，出走。

这个决定，争议至今。有人说他是出走分裂，有人说他是被逼出走、别无选择。清军档案何桂清奏折记载，石达开只在铜井一个小镇渡江，一天之内就渡完了，说明随行人马其实并不多，远不是传说中的"二十万大军"。

这支部队，就此成了一支流浪的军队。

没有稳定的根据地，没有后勤补给线，没有友军配合。石达开率部转战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南五省，1859年8月回师广西，在广西境内活动两年，转战四十余个府州县。

每到一处，他依然严整军纪，尽量减少对百姓的骚扰。广西各地的反清武装，见到太平军旗帜，纷纷响应。但这种呼应，终究无法转化成稳固的力量。

孤军在外，没有根，打赢了也守不住。

1861年10月，石达开离开广西，挺进湖南，随后转入四川。他的目标是打进四川腹地，建立新的根据地，给这支疲惫的军队找到一块真正能生存的土地。

这个目标，最终让他走向了大渡河。

绝地大渡河，从容赴死（1863年）

1863年4月15日，石达开率太平军主力由云南米粮坝渡过金沙江，再度入川。他计划北上冕宁、越西，渡过大渡河，经雅州攻打成都。

四川总督骆秉章，是他这辈子遇到的最后一个对手。

骆秉章不是莽撞的人。他早在石达开入川之前，就开始沿大渡河一线密集布防。他做了一件关键的事：花重金买通了当地两个土司——松林地土司王应元和邛部土司岭承恩。

这两个土司原本曾给过石达开让路的承诺。

骆秉章一出手，承诺作废了。

1863年5月14日凌晨，石达开所部三万余人，由冕宁小路直抵大渡河南岸的紫打地（今四川石棉县安顺场）。

紫打地的地形，噩梦一般。大渡河在东，宽达一百八十米，深九米，水流湍急。西边是松林河，只有二三十米宽，但水流凶险，两岸都是壁立数百丈的峭岩。北面是两千米的高山，南面石达开刚刚走来的山路，也在这时候被土司岭承恩用巨石古木堵死了。

三万人，被锁进了一个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夹谷之中。

关于石达开为什么5月14日到了紫打地，却没有立刻渡河，历史上有几种说法，其中流传最广的是：当天他的一名妾室刚刚生了儿子，他下令犒赏三军，大宴三天。

这个说法是否属实，至今存疑。但有一点是清军自己的档案里记录的——骆秉章的奏疏写道"是夜松林小河及大渡河水陡涨数丈"，石达开自己后来也说"河水忽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文章分析，太平军抵达紫打地时，离大渡河正常涨水季节还有约一个月。河水暴涨，是因为上游当夜突降暴雨。这是意外天气，不是必然规律。

但结果是一样的：等渡河准备就绪，河水已经涨到无法强渡。

骆秉章赢得了这三天的时间差。

5月16日，清军主力赶到大渡河两岸，完成合围。布政使刘蓉带兵驻富林，负责前线指挥；提督胡中和守大渡河北岸；总兵唐友耕和雅州知府蔡步钟分扼上下游；南面山路已被封死；西面的松林河，土司王应元守着铁索桥，随时准备截断。

石达开被包了个严严实实。

5月17日，石达开开始组织强渡大渡河。

这一渡，打了将近半个月。

大渡河的水，根本不是人力能硬扛的。流速每秒三到四米，暴雨之后更猛，筏子刚推出去就被冲走，士兵落水，几乎没有生还。清军的炮火从北岸打来，打中了渡河的太平军，打中了河面上的木筏。

石达开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强渡，每一次都失败了，每一次都有人死。

粮食断了。先是靠着随军携带的存粮撑，再之后，把战马杀了吃，再之后，地里能刨出来的草根都挖来充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资料记录，被困后期太平军营地里已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境。

三万人，就这样困在大渡河边，困死了大半。

那些纵横五省、转战十余年的老兵，不是死在战场上，是饿死、病死在一个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山谷里。

石达开面对大渡河，留下了这样一句话："大江横我前，临流易能渡。"

1863年6月13日，石达开做了最后一个决定。

他带上宰辅曾仕和、中丞黄再忠，以及自己五岁的儿子石定忠，轻骑前往清军营帐，主动投降，换取剩余部众的性命。

据目击者事后记录，他走进清军营地的时候，"神色湛然，无一畏缩态"。

骆秉章事先答应过：石达开来了，剩下的人不杀。

但骆秉章食言了。

石达开进营之后，清军立刻翻脸，将剩余太平军数千人全部屠杀。石达开本人被押往成都，以"从逆"罪候审。四川省志的记录写得很清楚，清军用的理由是石达开"凶狡多谋"，必须斩草除根，不能留活口。

这个结局，石达开或许已经料到了。

他进营的时候，带了五岁的儿子，可能是期望孩子年幼能被赦免。但清廷没有给这个孩子任何余地，连五岁的石定忠，最终也惨遭毒手。

1863年6月27日，成都，公堂开审。

主审官是四川按察使崇实。审问的程序走了一遍，崇实按照惯例，等着犯人认罪。

石达开开口了。

他在公堂上慷慨陈词，把自己起兵的缘由、转战的经过、入川的意图逐一道来，说得逻辑清晰，有理有据。史料记载，崇实被他说得"理屈词穷，无言以对"，最后只好草草结束问询。

什么罪，不重要了。骆秉章的意思早就定了——凌迟处死。

审完即行刑。

行刑的地点，是成都科甲巷。

凌迟，一百多刀。

从头到尾，石达开没有发出一声。观者无不动容。当时现场的清军将领、文官、围观的百姓，事后都留下了类似的记录，说这个人"奇男子"，说从来没见过这样受刑的人。

清朝官员黄彭年在写给唐友耕的信函里，忍不住感叹：要是我大清忠臣在行刑时，也都能像他这样坦然以待，将来写进史书，必会光耀千载。

这话从清朝自己人嘴里说出来，是最特别的注脚。

台北故宫博物院至今保存着一件珍贵档案：清军机处档折件，四川总督骆秉章奏报生拴翼王石达开等并讯供情形。这是石达开被捕、受审、就义全过程最直接的原始记录，白纸黑字，出自清廷档案，不是传说，不是演义。

尾声

石达开死后，大渡河还在。

紫打地还在，那条曾经锁住三万太平军的山谷还在。石达开部众的骸骨，早已化进了那片泥土。

七十二年后，中国工农红军也来到了这里。蒋介石拿着那段历史做文章，对手下说：让红军重演石达开的悲剧，让他们成为"石达开第二"。

但红军渡过去了。

人民网党史频道记录了这段历史的对照：同一条河，同样的险境，两支军队，截然不同的结局。历史喜欢用这种方式，让人重新打量那些已经结束的故事。

石达开这个人，值得重新打量。

他十六岁出山，十九岁统兵，二十岁封王，一路打到了三十二岁。他打赢了无数场别人打不赢的仗，治理了一块别的王爷懒得管的地盘，在一个普遍纳妾享乐的时代里，保持了一种近乎执拗的自律。

他两次把曾国藩逼到绝境，两次因为上级命令撤军，亲手放走了自己的战果。他在天京事变后出走，不是叛逃，是无路可走。他在大渡河边全军覆没，不是无能，是天时地利一样都不在他这边。

百度百科、四川省志、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术研究，乃至清朝自己的档案和当时清军将领的私人书信，在评价石达开这件事上罕见地趋于一致：这个人，是那个时代最难得的将帅之才，是太平天国里最清醒、最完整的人。

他的对手曾国藩，后来成了中兴名臣，功绩显赫，青史留名。曾国藩有一句话，史料有据，他曾夸过石达开，说其"才可大用"。这话，是在敌对阵营、在对方已死之后，出自一个亲手参与剿灭他的人之口。

能让敌人说出这句话，已经足够了。

1863年，那一把刑刀割完，石达开是死了。

但紫打地边上，有他留下的那句诗：

"大江横我前，临流易能渡。"

水还在涨，他没能渡过去。

这一点遗憾，留给了后来所有读到这段历史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