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重婚罪，无非是我渴望逃离被拐卖的童婚！”

最近，贵州某地，一起“重婚罪”的判决，在网上引发轩然大波。

当事人苟某菊（化名），其“犯罪事实”，令人唏嘘不已。

2008年，刚刚16岁的她，正在读初二，有一天，被父亲谎称“带你赴宴”，送到了一个陌生大叔家里，该黄姓大叔，比苟某菊大18岁。

父亲和黄家，此前有经济纠纷，女儿苟某菊的终身，成了父亲给黄家的“赔偿金”。

“如此婚姻，分明是拐卖，而且是明显低于法定年龄的童婚！”

此后数年，苟某菊一直处于黄家人尤其的婆婆的严密监控之下，还经常遭受“黄大叔”的酒后家暴。

未满18岁的她，和“黄大叔”接连生了两个儿子。

2012年，达到法定结婚年龄的苟某菊，和老态可掬的“黄大叔”，正式登记结婚。

“我舍不得孩子，孩子太小，我不忍心逃离；领证结婚，是为了孩子能够上学。”

又过了几年，孩子已经稍大，苟某菊实在忍无可忍，加上婆婆的监控稍有宽松，她找个机会逃出这个魔窟，在其他地方，找个和自己两情相悦的男人，结婚成家。

然而这一切，却换来了“重婚罪”的判决！

非但如此，苟某菊之前的“丈夫”黄大叔，还不依不饶，向她索要高达35万的赔偿金！

这样的魔幻现实，居然发生在当今，令人无语。

也许，我们不妨翻开一本针对几十年前此类状况的研究著作：当代旅美历史学家马钊的《弃夫潜逃》。本书还有个副标题：战时北平底层妇女的生活与犯罪（1937－1949）。

情有可原的“重婚”，民国末期也认可

苟某菊的情况，不妨和书中谈到的一些“重婚罪”，比比看。

在书中讲述的抗战和民国末期，北平虽然相对比较安定，但也受到全国的多年战乱影响。

北平在1937年前，是全国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城市，时至今日，清华北大依然是国内高校的翘楚。

其中一些二十多岁的女学生，都按照家人的安排，早就有了婚约。

还有一些高校的女教师、女职员，是有夫之妇，甚至有了孩子。

1937年后，战争迫使北平的多所高校，搬迁到大后方，众多学生和教职员工，也随之南迁。

战争持续多年，家书根本无法传递，不少和家庭长期杳无音讯的女子，年纪越来越大。

出于种种原由，她们在新的地方，和其他男人结婚成家。

1945年，抗战胜利，高校北归，不少在云南、四川等大后方“重婚”的高校女子，也带着新的伴侣，重返阔别已久的北平。

结果发现，昔日的老伴儿，或者订婚对象，依然在人间，一直在等待……

——对这样的“重婚”，有司该如何判决？

确实有些舆论，对此类女子，进行各种责难；

但更多、更大的声音，则设身处地，对其充满同情。

原先的丈夫或者未婚夫，有的自己想开了：

我既然爱她，就应该成全她，她现在已经有了稳定的家庭，我不该再去打扰。

也有个别男人，钻了牛角尖，甚至声称要采取法律之外的极端手段。

从相关有司，到社会贤达，主流声音是“君子成人之美，反对暴力解决”，尤其是，要对当事女性及其新的家庭，予以保护。

“这是从晚清的秋瑾那一代人，到新文化运动，所累积的成果。封建的裹脚布，逐渐被历史淘汰。”

——相比之下，苟某菊的“原先婚姻”，其实根本不成立：16岁被父亲哄骗甚至“拐卖”，婚后长期遭受家暴，这段“婚姻”自始至终都违背其意愿。

逃离火坑之后，恋爱结婚，何错之有？难道还要为那个火坑般的非法婚姻，守节一辈子？

“渐行渐远的历史旧事，很多时候，依然是当今和未来的一个参照系。”

书中之言，值得我们思考。

那些真正的犯罪分子

苟某菊“重婚”案，有一些人，是真正的犯罪分子，却至今未受追究。

其父在她刚刚16岁时，就把她哄骗到黄家，出卖给黄家。

这分明是拐卖妇女，对亲生女儿下此毒手，更加令人发指。

——即使放在书中谈到的几十年前，“卖女成婚”，也是犯罪，而且会备受各界谴责。

而黄家，明知道苟某菊既未成年，更不情愿，依然把她买下来，将她束缚在家里。

这难道不是非法拘禁？

尤其是那个比苟某菊年长近二十岁的“黄大叔”，让未满18岁的苟某菊，接连为他生了两个孩子。

违背妇女意愿的性行为，就是强奸，这是当代法学界的共识。

即使在书中的时代，作者也谈到了一些北平底层的家庭，在穷苦的乱世，把女儿卖给他人做童养媳。

战乱时期的当局，对其中的很多个案，往往无力顾及、无暇深究。

这是乱世的民生灾难。

何况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北平的有司，不少人也在尽力对此纠偏。

包括通过白纸黑字的法律文书，判定“父母卖女儿”、“购买幼女做妻妾”是违法犯罪，应予惩戒。

相比之下，苟某菊所在地区的相关有司，可以说，从2008年坐视苟某菊被卖到黄家，长期不予理会时，就已经严重失职！

“黄大叔”一家，乃至苟某菊之父，早就该出现在被告席上，甚至被关进监狱。

“妇女底线权益，长期任重道远”

苟某菊一案，发生在贵州某地，有些网友说，那里的一些山村，至今非常落后。

这也许是事实，但不该成为将此荒诞之事“合理化”的借口。

尤其是，类似的地区、类似的个案，究竟还有多少？

或许，苟某菊还是其中的幸运者，毕竟其遭遇，能够被曝光、被大家看到。

这不禁令人联想到，书中结合1937－1949年北平底层妇女的种种状况，所得出的概括结论：

“北平是那个时代，最为安定、繁荣，平均文化水平最高的大城市，很多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都有明文可依，而且自‘五四’以来，积累了丰厚的判例，官民各界也有充分共识。”

“但即使这样，依然有很多具体的个案，令人扼腕长叹，众多鲜活的女性个体，其最基本的权益、最底线的人格保障，都依然是空中楼阁……”

——这样的状况，在当时也许“情有可原”，但在21世纪已经过了四分之一的当今，就未免令人出离愤怒！

“妇女底线权益，依然任重道远。”

书中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概述，放在今天，依然堪比一座常鸣的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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