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兵团政委转到地方，意难平？居省部副职二十多年，被赋闲多年

在1955年授衔时，解放军各军的首任军政首长大多为中将、兵团的首任军政首长大多为上将，但有一个人很奇怪，他既是首任军政委，又是首任兵团政委，按道理来说，要成为将军并非难事。

可已发生的现实却是，他连军衔都没有，并且建国后在地方上也长期居于副职，工作中多受到限制，甚至运动阶段还经历了八年坎坷。

其实后来的这些波折，源头就在于解放战争时期的一次失利，如果他在几个选择中能做对，那陕北红军的上将代表大概率就不是阎红彦，而是他王世泰了。

一、陕北红军的元老级人物

王世泰1910年出生于陕西洛川，17岁考入延安第四中学，彼时共产主义在西北地区传播得很快很广，王世泰受到影响，于1929年加入共产党、1930年追随刘志丹参加游击队。

因他是知识分子，此后职务提升得很快，1932年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26军时，他就担任了红26军2团团长。

这个红26军是陕北红军最早的正规武装，不过起步阶段比较困难，名为一个军，实际只有一个团，让王世泰成为这唯一一个团的团长，是莫大的信任与器重。

后来王世泰在军队的地位一直不低，抗日战争担任过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三旅政委、关中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则曾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司令员、西野四纵司令员、一野四军军长、第二兵团政委。

有陕北“山头”加分，职务都很突出，还是正兵团职，怎么看王世泰都应该是上将。奈何啊，他在1948年的西府陇东战役几次失误，差点误大事，以至于造成了隐性影响，让他后来的生涯转了大弯。

二、擅自撤退党内严重警告

彭老总晚年写自述时，总结了自己的生平四大败仗，西府陇东就是其中之一，且是最危险的一次。而此番窘迫的背后，王世泰及四纵有很大责任。

彼时西北野战军为缓解后勤压力，从洛川城下长途奔袭西府地区，顺利攻克国民党的后勤基地宝鸡，获得大量物资。

粗略清点，发现足够西野两年所需，彭总很高兴，下令全速将缴获物品往解放区搬，同时预留6纵在长武、彬县一带；4纵扼守扶风、岐山一线，以此阻拦敌人增援。

本来彭总想的是两部能够顶住，争取到撤离的时间，那此战就是一个大胜，后续有跟国民党继续周旋的本钱。可没想到，局势恶化得非常快。

第一个变数是西北马家军，如果放其他区域作战，马家这种地方实力派不一定会参与。但宝鸡不同，因为马家也在此处囤积了大量物资，自身利益受损，他们就不会再坐视。很快，马继援率整82师参战，与西野6纵交上了手。

由于马家多为骑兵，西野6纵在开阔地带根本难以抵挡，付出了大量伤亡后，6纵司令员罗元发向彭总致电报告，请求撤至合适位置再行阻击。彭总体谅他们的难处，同意了。

如果只是这一路敌人，那西野还可以从容部署应对，然而此时胡宗南麾下的裴昌会兵团5个整编师也从扶风、岐山方向攻来，那我军就有些扛不住了。

此路敌人彭总开始也有预料，特让4纵防御，没想到第二个变数来了——4纵司令员王世泰在交战一番后，未经请示擅自撤到山区，导致裴昌会兵团长驱直入。

其实1个纵队打不过5个整编师完全可以理解，只要王世泰及时与野战军总部联络，没人会责怪。坏就坏在，他没上报也没跟周围兄弟部队打招呼，让其他部队根本来不及反应，以至于两路敌人合围到了宝鸡城下，彭总才搞清楚严峻的势态。

彭总气得破口大骂：王世泰这个纵队司令怎么当的？怎么把敌人放过来了？但生气解决不了问题，他只能下令弃守宝鸡，能带走的物资就带，带不走的通通销毁，一切都极为匆忙。

由于6纵伤亡大，1纵和2纵又要携带从宝鸡缴获的物资，彭总就让4纵来垫后，算是给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可没想到，4纵在撤往陇东的途中表现依然尴尬，比如野司命令4纵到南庄李家驻扎，担任警戒掩护任务。

王世泰让麾下警3旅去执行，结果旅长率部行军途中，听到了南庄李家传出枪声，从那里跑出来的老百姓说地方已被攻占，旅长并未核实，就中途返回了。而4纵依然疏忽，没有向彭总汇报己部并未占据南庄李家的消息。

此举造成的危害极大，西野其他部队依据原先部署，都以为南庄李家是4纵的阵地，放心大胆从此处过，结果突然杀出来一群国民党军，造成很多不必要伤亡。

一处乱、处处乱，彭老总停下来紧急重做部署，他将司令部设在一个村庄内，挨个向麾下部队通知新的撤退路线，这一耽误，敌人就冲到附近。

最危险时，马家骑兵已抵近村口，彭老总也拔出手枪准备到山上打游击。幸好在警卫拼死保护下，才冲了出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在整场战役中，4纵有两次没得到命令就撤退，并且事后也没汇报，致使大部队遇险。因此总结会议时，4纵挨了严厉批评：“擅自放弃扶风、岐山、凤翔公路阻击迟滞敌人西进任务，使野战军主力陷于被动”、“抗击不力”等。

4纵几位重要干部也受到处分：王世泰被党内严重警告，警备三旅旅长黄罗斌和警备五团团长郭应春被撤职。后来很长一段时间，西野内部都认为是四纵造成了此战的失利。

1949年11月，王世泰转入地方，担任甘肃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协助起义将领邓宝珊开展工作。由于脱离了军队，他后来就未能参与授衔，成了没有军衔的解放军首任军长、兵团政委。

三、建国以后多是担任副职

王世泰一开始对此想不通，找过贺老总申请留在军队，但得到的答复是服从命令。事成定局，那他也只好放下心思，致力于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生产生活。

1951年王世泰兼任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局长、政委，狠抓天宝铁路、天兰铁路的修复建设事宜，为西北交通打通大动脉做出贡献。

因工作干得出色，52年他调到中央担任铁道部副部长，后陆续担任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始终都是副职。

59年又回到西北，出任协作区委员会副主任。61年他职务再调动，进入甘肃省委书记处担任排在最后一位的书记，分管民族统战和铁路工作。

如果没有那一战的失利，王世泰一直留在军队里，那结果会完全不一样。即便是转入地方，假如没带处分，那使用肯定也没那么多限制，奈何啊。

1964年王世泰接到命令，准备进入全国人大工作，然而当手续办完后却临时接到新通知，要他暂时不进京了，就留在甘肃搞“四清”工作。

这就尴尬了，他原本职务已经交接，北京又去不了，就突然成了没有职务的干部。这样熬了两年后，他还是没能好过，即便没有实权，依然受到审查，度过了八年的艰难岁月。

那段时间里，常常有人让他交待西府陇东战役害了同志的“问题”，一次失利，影响了大半辈子。直到1975年王世泰才重新出来工作，担任甘肃省革委会副主任，仍为副职。

1977年后，这种情况总算迎来改变，王世泰担任了甘肃省政协主席，后又出任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主任，至少是单位的一把手了。

如果按照他原先的资历，这个级别说实话有些低，但对于后来的坎坷而言，这样也算不错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