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州此地，真是这位北宋进士的读书处吗？

禹州此地，真是这位北宋进士的读书处吗？‖老家许昌

文‖张延伟

“石牛庄”这一地名出现在不同版本《禹州志》的“古迹卷”中，且与北宋时的一位政治、文化名人——崔鶠扯上了关系，令我困惑了许久。（想看看本文作者张延伟老师上回写了啥美文？欢迎点击以下链接：许昌的你，还记得“麦口儿”吗）

清顺治《禹州志·古迹》载：

石牛庄，郡西南十五里，桃园之西，今名其村曰石牛过。

清乾隆《禹州志·古迹志》载：

石牛庄，郡西南十五里，在桃园之西，今名石牛过，宋崔鶠读书处。

清道光《禹州志·古迹志》和清同治《禹州志·古迹志》均载：

石牛庄，《一统志》云：“在州西南十五里，桃园之西，宋崔鶠读书处。”

民国《禹县志·古迹志》载：

石牛庄，清《一统志》云：在州西南十五里桃园之西。宋崔鶠读书处。考《黄庄庙碑》言：“东瞻石牛，近在咫尺。”约略计之，当即今桃花泥沟。

而在《河南省禹州市地名志》中，则对“桃花泥沟”作出以下解释：

属董村店村委会。该村古为石牛庄，宋崔鶠闲居读书处。据民国《禹县志》载：“考黄庄庙碑言，东瞻石牛，近在咫尺，约略计之，当即今桃花泥沟。”过去沟内多桃树，桃花落地，掩没道路，经行人践踏，腐烂成泥，故名。沟长800米，宽700米，面积5.6万平方米。地势西高东低，村民沿沟内建宅。

为了查究石牛庄、石牛过与桃园、桃花泥沟间的演变与联系，去年10月下旬的一天，我骑着电动车来到梁北镇董村店的桃花泥沟自然村。一位老者正在村东头的“桃花娘娘庙”后面种蒜，我便过去和他攀谈起来。

老人姓朱，73岁，不愿意说出自己的名字。据朱老先生介绍，他听上辈子人讲过，至少二三百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硕大的桃林。春季桃花盛开，花落遍地，人走车辗牲口踩踏，花瓣和泥土搅浑在一起，所以起村名叫“桃花泥沟”，简称为“桃沟”。可惜不知道什么原因，桃树林被销毁殆尽了。

他指着村子南面一条由西向东逐渐变宽变深的土沟说，桃花泥沟自成村那时候起，村民就一直生活在那条大沟两侧挖建的土窑洞里，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才逐渐搬到沟上面建房居住。

他们这儿原来有上辈人传下来的铁匠技艺，以锻造锨、锄等农具为主，在这方圆百八十里都很出名，产品从不愁销路，大集体时靠着这门红炉营生，给社员们带来不少福利。可惜改革开放后大集体一解散，这门生意遭了冷落，技艺也逐渐失传了。说到这儿，老人连连摇头叹惜。

我又问桃沟与石牛庄的关系，老人十分肯定地说，他从未听上辈人讲过什么类似“石牛庄”“石牛过”之类名字。不过，他让我到村西头找董老师问问，说是董老师退休多年，年龄比他还大，又有文化，可能会知道得多一些。

我在村西头找到董老师儿子家，得知董老师在西边老宅住。于是我又翻过一道弯岗，来到约三四百米远的西南面一个相对独立的小村落。

和东北面的村落比，这里道路狭窄泥泞，眼前的建筑多是土坯墙建起的灰瓦房，看着摇摇欲坠的样子。旁边地里一位正在种油菜的老者向我解释说，这是当年从沟底搬上来时建的第一代房子，差不多快五十年了。（文首图：桃沟人原来居住和生活的土洞）

听说我要找董老师，他说他刚才看见董老师背着锄头下地干活去了，让我直接去东面沟底找他。我支好电动车，顺着陡坡步行走到约十四五米深的沟底。

今年81岁的董老师正在清理地里的枯草，满头银发，精神矍铄。只是当我问及桃沟和石牛庄的话题，他和村东头朱先生说的几乎没什么两样，一是没见过什么文献资料，二来从未听上辈人讲过，总之还是不清楚“石牛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仍不死心，又按照董老师指引的路线，骑车穿过土沟南侧的田间小路，朝着西南方向奔波了五六里，来到隶属方岗镇的黄庄村。

村口有人在出红薯、有人在收花生，还有一位老人在菜地里忙活。我问他们村里有无古庙、古碑之类，他们不约而同地摇摇头，说现在村里没啥庙，以前的事他们也不清楚。

后来还是那位拾掇菜地的老人顺嘴说了句：“东边薛沟好像有座庙，你去看看。”于是我在返程中绕道薛沟，并在村南头找到了这座貌似古老，目前只有主殿且缺了半边院墙的庙院。

我在庙院里没有找到碑记之类东西，四周也不见一个人影，只好无功而返。后来查阅资料，才知道这好像是座清朝时就存在的玄帝庙。

这一趟算是白跑。既然现实中无法找到答案，只好试着从手头资料中寻找蛛丝马迹，看能不能理出个所以然。

回过头来先说说崔鶠。据《宋史·崔鶠传》载：

崔鶠，字德符，原籍雍邱，父毗居颍，遂为阳翟人。登进士，调凤州司库参军，筠州推官。

崔鶠，字德符，号婆娑先生。祖籍河南杞县，后随父迁徙禹州，成了禹州人。崔鶠1058年生，1093年考中进士。曾任筠洲推官，殿中侍御史，龙图阁直学士管嵩山宗福宫等职。他清廉耿直，疾恶如仇，朝辨忠佞，敢言敢为。

当时，朝野上下围绕王安石变法形成了两个阵营的激烈斗争，章惇、蔡京等人受其重用，排除异己，惑乱朝政。时任筠州推官的崔鶠初入仕途，就应诏上书，揭露章惇等奸贼的种种罪行。

他的言行虽受宋徽宗赞赏，并提他为相州教授，但朝政变幻莫测，仅过二年，崔鶠就被列入元祐党人罢职免官。

靖康元年丙午(1126年)三月十七日，面对金兵压境，宋钦宗启用69岁的崔鶠任右正言。崔鶠拖着年迈多病的身躯欣然上任。四个多月后，崔鷃又以龙图阁直学士主管嵩山崇福宫。然而“命下而卒”，享年六十九。

禹州历代志书的“选举”卷中这样介绍他：

崔鶠，（宋）哲宗时举进士，为筠州推官，相州教授，绩溪令，右正言。

在清顺治《禹州志·历代人物》、清乾隆《禹州志·宦迹》、清道光《禹州志·良吏》和清同治《禹州志·名臣传》中，对崔鶠罢官后的经历是这样记载的：

久之，调绩溪令，移病居郏城，治田数（百）亩，为婆娑园。屏处十余年，人无贵贱长少，悉尊师之。

这和《宋史·崔鶠传》中的记述大体一致。

而在民国《禹县志·文学传》中，对崔鶠罢官后的经历则作如下记载：

家贫，传食诸人家，后归阳翟。移居郏城，治地数亩，为“婆娑园”。屏处十余年，人无贵贱长少，悉尊师之。

这段文字突出了崔鶠的贫困，又或因他是阳翟人的缘故，志书编纂者认为他被罢官后理应先回阳翟。后来又不知什么原因移居毗邻的郏县，整治出数亩土地，建成“婆娑园”。

崔鶠作为政治人物，其诗作也很是出名。

清顺治《禹州志·艺文·诗》中录入崔鶠的诗作《闲居石牛庄》，诗云：

不识春风面，知从底处来。

红深桃靥艳，绿静水帘开。

外物心常挂，人间事不谐。

从今江海去，无复世推排。

诗中通过对田园生活的描绘，表达了诗人对自然的热爱、对官场的厌倦以及对自由生活的向往。

如果单从这首诗中还不能辨识“石牛庄”所在的话，清乾隆《禹州志·诗（七言古风）》中还录入崔鶠写的另一首诗——《早春偶题》，诗云：

寒风淅沥鸣枯苇，

小鸭睡残犹未起。

更叫细雨结春寒，

坐听萧萧打窗纸。

石盆养蒲已抽翠，

雕斛栽花先弄紫。

拥炉闭阁赋幽香，

未怕春冰生砚水。

《全宋诗》中更有崔鶠写的《婆娑园》，诗云：

晚禽噪竹百千翅，

残菊横枝三两花。

好在山园养衰废，

风波不到野人家。

由以上诗作中描写的景物可以知道，崔鶠被罢黜后闲居期间，垒屋筑院并种植大量的果树、花草等，园内鲜花盛开，姹紫嫣红，果蔬飘香，景色婆娑迷离，如同仙境。崔鶠将这个园子命名为“婆娑园”，其号“婆娑先生”也由此而来。

巧合的是，国家住建部等部门首批命名的中国传统村落——郏县渣园乡渣园村，原来也叫“石牛庄”。这里距禹州不足百里，居汴洛古道，交通便利，土地肥沃，环境优美，北倚龙山，南临汝水，村东不远又有青龙河潺潺在流。此地正是崔鶠所居之处。

十多年后崔鶠被朝廷重新启用离开郏县，从山西洪洞迁居而来的王姓家族以园建村，将荒芜的婆娑园整复一新，改村名“石牛庄”为“婆娑园村”。此后战乱频繁，园子日渐破落，渣滓遍地，遂又演变为“渣园村”延续至今。

讫今，村内仍保留有青砖灰瓦的古代建筑、红石铺就的大街小巷、庙宇、古树、坑塘、老井等，无不诉说着这里历史的厚重和悠长。

下图：郏县渣园村。

渣园村赋予乡村文化新的景点和内涵，新建了崔鶠文化长廊、婆娑书院、乡村活态博物馆、乡村打谷场等，并计划恢复重建婆娑园。

更为巧合的是，因崔鶠爱桃，当地百姓代代相传，在婆娑园遗址周边广植桃树至今。这和《禹州志》中所载的“桃园”又一次“撞脸”。

综合考虑郏县渣园村与禹州桃花泥沟的地理位置、生活条件、历史遗迹以及文化传承保护等各方面情况，真相其实已经比较明了了。

或许，北宋时阳翟治内的确有个“石牛庄”，后因社会变迁、朝代更替而消失不见。又或许，崔鶠入仕前曾在禹州读书，但罢官后那段时间就不一定是了。

综上，或许禹州“石牛庄”是志书编纂者根据崔鶠诗文中的只言片语牵强附会的结果，真正与崔鶠联系密切的“石牛庄”则在郏县境内，亦即渣园村的前身。

下图：郏县渣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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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延伟，中共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许昌市政协文化和文史委员会文史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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