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史笔记102 ：王座无根，新君何以自处？

1、亨利·都铎的大半人生都在流亡、贫困和动荡中度过。1457年他出生于威尔士的彭布罗克城堡，父亲埃德蒙·都铎在他出生前三个月便已去世，母亲玛格丽特·博福特当时年仅十三岁。爱德华四世在1471年彻底击败兰开斯特家族之后，亨利的叔父贾斯珀·都铎匆忙将这个十四岁的少年从威尔士送往布列塔尼避难，此后的十四年间他几乎从未踏上过英格兰的土地。要不是理查三世不得人心的篡位——尤其是两位王子在伦敦塔中神秘失踪所引发的公愤——给了亨利可乘之机，他这辈子很可能只是兰开斯特亲族中一位形单影只、湮没无闻的后裔，以及冈特的约翰私生子支脉的默默无名的后代。波利多尔·维吉尔后来受亨利七世委托撰写英格兰历史，他在史书中描绘了这位国王的形象：“身形纤长，但体格强健”，身高在平均水平之上，长相“具有非凡的魅力，面孔令人感到愉快，尤其是他说话的时候”，眼睛“细小而蔚蓝”，颧骨高，鼻梁挺，嘴唇薄，一副威严庄重的王者形象呼之欲出。然而维吉尔也如实记录了这位国王晚年的容貌变迁：头发花白，牙齿腐朽变黑，皮肤暗沉灰黄，与早年判若两人。

2、1485年8月22日，亨利在博斯沃思原野战役中以不足理查三世军队一半的兵力奇迹般地战胜了对手，理查三世战死沙场，他的王冠被人从战场上捡起，戴在了亨利的头上。战斗结束之后，亨利带兵缓缓南下，向伦敦进发。加冕礼选在了10月30日举行，而议会的开幕日则定在11月7日——这个时间先后安排绝非无意之举，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政治计算。议会上下两院被告知，亨利的执政日期始于8月21日，也就是博斯沃思战役前一天。亨利玩弄这种时间把戏，是为了在法理上指控理查三世犯了“背叛主权国王”的叛逆罪——虽然理查三世在博斯沃思战役之前仍然是不容置疑的合法国王。法令大全还没有记载过比这一条更荒唐的法律，但它却在政治逻辑上无懈可击：既然理查三世在位时犯下叛逆罪，那么打败他的人就是合法的王位继承者。亨利之所以赶在议会召开之前完成加冕，是因为他不希望任何人以为他的王权是由议会授予的——毕竟，议会能授予的东西，议会也就能收回。温斯顿·丘吉尔在《英语民族史》中指出，亨利的首要任务就是劝说贵族、教会以及乡绅阶层接受博斯沃思战役的结果，并支持自己登上王位。

3、但亨利登基继位的合法依据到底是什么？这个依据肯定不是血统。他因血统而拥有的权利——如果能够成立的话——来自他的母亲玛格丽特·博福特，而玛格丽特在1485年仍然在世，按照世袭原则，王位应当归她而非她的儿子。亨利曾经在1483年圣诞节于法兰西鲁昂大教堂公开承诺，一旦他夺取王位便会迎娶爱德华四世的长女约克的伊丽莎白，使约克与兰开斯特两大家族合二为一，彻底终结玫瑰战争的分裂局面。但这仍然不能作为他称王的充分理由，甚至连恰当的理由都算不上：因为这等于承认他仅仅因为与约克王室的姻亲关系才能登上王位。如果约克的伊丽莎白先于他而死，且没有留下任何子嗣，那么按照这个逻辑，他就应该自动退位，把王冠让给下一个顺位继承人。这可万万使不得。正是出于这个考虑，亨利才故意将婚礼推迟到加冕礼之后——他在当丈夫之前，必须先当上国王，而且这个国王的身份不能是仰仗妻子的血统才得来的。1486年1月18日，亨利七世与约克的伊丽莎白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婚礼，红玫瑰与白玫瑰至此合为一体，但这桩婚姻的政治算计从一开始就压倒了任何个人的情感因素。

4、如果一定要为亨利的王位找一个“正当理由”，那只有一个：他赢得了博斯沃思战役。在中世纪欧洲的政治传统中，军事胜利一直被视为上帝眷顾的标志，战场上胜出的一方被认为获得了神的判决和认可。然而，在两派相互仇杀的玫瑰战争中，过去三十年间已经出现了太多的奇迹和逆转：爱德华四世在陶顿战役中以少胜多，沃里克一度复辟了兰开斯特王朝，爱德华四世又卷土重来，理查三世在一夜之间篡位成功——命运女神在英格兰的王座上反复变幻，已经让许多人不再相信胜利一定意味着神恩。在过去的三十年中，英格兰的王冠因武力而五易其手，所以王冠的赠予可能更多地被归因于运气而非上天的旨意。没有人真正哀悼失败国王理查三世的故去，但是人们也只是在忍受篡位新国王亨利七世的统治，而不可能全情拥戴他。王冠自身的权力和意义已然受到严重损害，人们不再认为它能带来光荣的黎明。面对这种信任危机，亨利七世最后只好求救于教宗，由教宗发布通谕来保障自己的权威。大卫·休谟在《英国史》中分析认为，亨利七世的王位从一开始就建立在武力征服而非世袭血统的基础之上，这使他的统治始终笼罩在合法性的阴影之中。

5、因此，亨利作为国王的地位远谈不上稳固。他直到执政的最后十年才渐入佳境，而在此之前的漫长时间里一直在刀尖上行走。登基之前，他大半生流亡国外，几乎不了解英格兰及其人民，也从未参过政，从未在英格兰拥有过大片领地。他更习惯说法语而非英语，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都更接近法兰西宫廷的风格。国内的世家大族几乎没人把他视为贵族阶级的一员——在他们眼中，亨利·都铎不过是一个流浪在布列塔尼海岸上的亡命之徒，一个母系血统出自私生子支脉的“外人”。在他与理查三世的生死对决中，这些大贵族在大部分时间里是置身事外的，他们实际上都是中立的观察者，既没有为理查三世拼命效忠，也没有为亨利·都铎赴汤蹈火。与亨利并肩作战的贵族寥寥无几——真正能算得上的只有两位，而且都和他一样是流亡者。所以，当亨利在二十八岁的年纪挑起国王的重担时，他既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也无人提供有效的教导和辅佐。钱乘旦在《英国通史》中评价道，亨利七世继承的不仅是一顶王冠，更是一个经历了三十年血腥内战、贵族势力四分五裂、中央权威所剩无几的残破王国。

6、既然根基如此薄弱，亨利只好一点一滴地积累己方的力量。他的行事风格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极度的谨慎和深深的疑虑。加冕之时，他便组建了一支二百人的亲兵卫队，也称王家护卫，士兵们身穿红绿相间的短上衣，手执长戟——一种半像长矛、半像战斧的兵器。在组建私人卫队这件事上，亨利明显是在仿效法兰西国王的做法，法王早就有自己的王家卫队。实际上，亨利的很多统治手段和宫廷礼仪都在师法法兰西宫廷，毕竟那是他最熟悉的世界，也是他成年前后唯一亲历过的王室生活环境。除了组建卫队之外，他还采取各种手段扩充防御力量，在普利茅斯和贝里克派驻军队，防止来自海峡对岸和北方边境的外敌入侵。他用排场和权柄来武装自己，以此吓阻任何潜在的反对势力。他自称是一手创建了伦敦城——据说是特洛伊流亡者布鲁图斯的后裔——的血脉传人，以此将自己的家族谱系追溯到上古不列颠的神话时代。他还频繁地自比虔诚的亨利六世，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替这位已故的兰开斯特国王争取教宗的封圣资格，其目的不仅在于为兰开斯特家族正名，更在于将自己塑造成亨利六世神圣事业的合法继承者。

7、亨利七世在符号和形象的政治运用上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精明。他是首位将自己的头像铸造在货币上的英格兰国王：银先令上铸有他的侧身像，而价值更高的金沙弗林金币上则铸有他端坐在哥特式王座上、头戴王冠的正面肖像。这几幅肖像在他的执政期间广为流传，成为最能直接传达其“权势”和“威严”的视觉手段。他还重新设计了王室徽章，将红玫瑰与白玫瑰并置在一起，以此象征约克家族与兰开斯特家族的血脉融合、敌对两派的永久和解。事实上，红玫瑰从来都不是兰开斯特派的重要象征——在玫瑰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兰开斯特家族使用的徽章更常见的是天鹅或羚羊——但亨利七世却巧妙地将红玫瑰变成了自己的核心政治符号，创造出一个“都铎玫瑰”的全新形象。这正是霍林谢德和莎士比亚后来所赞颂的都铎革新神话的源头：将一场血腥的内战叙事转化为两大家族以婚姻终结分裂、共同迎来和平与繁荣的美好故事。亨利虽然号称节俭，但为了打造富丽堂皇的宫廷，他不惜大手大脚地花钱，他的宫廷很快就以讲究繁文缛节和隆重排场而著称于欧洲各国王室之间。

8、然而，篡位者总是面临着层出不穷的危险。几乎从亨利称王的那天起，约克派的残余势力就已经在暗中密谋推翻他了。理查三世昔日的同党在伍斯特和威尔士等地起兵造反，但这些零星的叛乱缺乏统一的领导和足够的兵力，被亨利的军队轻而易举地打得四散奔逃。1486年，一个决定性的利好消息降临了：王后约克的伊丽莎白在温切斯特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婴，王位继承终于有了着落。亨利为这个孩子取名亚瑟——温切斯特是传说中亚瑟王“圆桌骑士”故事的发源地，选择在此地诞育王太子并赋予他亚瑟这个名字，显然经过了精心的政治设计。亨利总是迫不及待地利用所有能够和王室沾边的历史和神话资源，将自己才刚刚建立不到一年的王朝与古老的不列颠王统联系在一起。然而，就在同一年年末，约克派再次向王位发起了攻击。他们声称已经从监狱中救出了沃里克伯爵——克拉伦斯公爵乔治之子、爱德华四世和理查三世的亲侄子，按血统论当仁不让的王位继承人。这个消息足以瞬间调动起所有对都铎王朝心怀不满者的全部希望，但真正的沃里克伯爵当时仍然被囚禁在伦敦塔中，一直没有离开过。

9、冒充沃里克伯爵的孩子越过爱尔兰海来到了都柏林，1487年5月24日，他在都柏林的基督大教堂被立为“爱德华六世”。加冕仪式极尽庄重之能事：有人从圣母玛利亚雕像的头部摘下一顶王冠，戴在了这个少年的头上，对他行礼如仪。整个爱尔兰的约克派势力为此欢呼雀跃。这位假冒国王的真名叫做兰伯特·希姆尼尔，早年生平不详，据说是一名牛津细木工匠的儿子，大约出生于1475年前后。一名年轻的牛津教士理查德·西蒙兹发现这个容貌俊美的少年与爱德华四世有几分相似，便决定将他作为政治棋子来利用。1486年，关于伦敦塔中两位王子仍然活着的流言一度甚嚣尘上，西蒙兹最初打算让希姆尼尔冒充其中一位王子，但随后又传来沃里克伯爵已在伦敦塔中死亡的不实消息，于是他改变了冒充对象，让希姆尼尔转而假扮沃里克。这个少年举止有些与众不同，天生讨人喜欢，这就让许多胆大妄为之辈认为可以让他以假乱真。勃艮第公爵夫人玛格丽特——爱德华四世的妹妹、理查三世的姐姐——在弗兰德斯的宫廷中拿出钱来，收买了二千名德意志雇佣军，交给林肯伯爵约翰·德·拉·波尔指挥，全力支持这次复辟约克王朝的军事行动。

10、亨利七世立即意识到局势的凶险。为了粉碎沃里克伯爵已经被营救出狱的谣言，他想出了一个极具戏剧性的对策：把真正的沃里克伯爵从伦敦塔中带出来，让他公开在伦敦大街上走了几圈。这个年轻人还被带到圣保罗大教堂里参加了大弥撒，在那里与熟人们谈笑风生，让所有在场的人亲眼确认他仍然活着，仍然被关押在都铎王朝的控制之下。然而，希姆尼尔在都柏林的支持者当然坚称伦敦街上那个家伙才是冒名顶替者，真货在都柏林。1487年6月，德意志雇佣军在都柏林登陆，与林肯伯爵率领的约克派武装会合后驶向英格兰，亨利则领兵迎战。6月20日，两军在东斯托克相遇，亨利麾下约有一万二千人马，林肯伯爵指挥着约八千人的部队。战斗的结果是亨利大获全胜：林肯本人在混战中被杀，希姆尼尔被俘，洛维尔勋爵——爱德华四世昔日的密友和理查三世的重臣——则逃离了战场。弗朗西斯·培根在亨利七世的传记中提到，后来洛维尔勋爵长期住在“地下室或拱顶地窖中”，据说十八世纪初在牛津郡兴建洛维尔教堂大厦时，发掘出一间地下室，里面有一副坐在椅子上、脑袋斜靠在桌子上的男性骨架。

11、东斯托克战役的成果虽然在军事上是压倒性的，在政治和心理层面却被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许多乡绅在亨利发出勤王号召时搬出各种借口，就是不肯出兵助国王一臂之力，而关于国王未来命运的悲观谣言也从未中断。古往今来，战争的结果总是难以预料，亨利在博斯沃思战役获胜仅仅两年之后，就不得不为了保住王位再次拔剑而战——这本身就凸显出他的统治根基有多么不稳固。东斯托克战役被后世史学家普遍认为是玫瑰战争的最后一战，约克家族的军事力量在此役之后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然而，胜利者对待战败者的态度相对而言尚算仁慈：兰伯特·希姆尼尔没有被处死，而是被送进了御厨房，成为一名负责翻烤肉的转叉工，后来他又被提升为国王的猎鹰训练员，在宫廷中默默无闻地度过余生。伊丽莎白·伍德维尔——爱德华四世的遗孀，现任王后的亲生母亲——因为涉嫌参与支持希姆尼尔的阴谋，被送到了贝尔摩得西的一所女修道院中，在那里被软禁至死。后来，当亨利与爱尔兰的领主欢宴畅饮时，他半开玩笑地说道：“我的爱尔兰大人们，要不是我出面阻止，到最后你们会给猴子戴上王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