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棣：在西南山川破译“木构密码”

冯棣在云岩寺查看转轮藏檐口设计。受访者供图

　　这些年，重庆大学教授冯棣一头扎进了建筑史学中石仿木研究的“冷门”，在西南地区的崖墓、汉阙、石窟寺等石头遗存中，打捞、解读濒临消失的唐代以前木构建筑信息。

　　崖墓悬于绝壁，汉阙立于荒野，石窟隐于深山。冯棣带着学生从山顶用绳索吊入墓室，在厚厚的蝙蝠粪上架起仪器，屏息捕捉工匠千年前留下的墨线。这份从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等前辈手中接过的学术血脉，在西南山川间默默传承。

　　我所做的西南地区石仿木建筑研究，说简单些，就是古代用石头模仿木头房子的元素所建造的墓室、石阙、石窟寺等。在建筑史学里，这是一条名副其实的“冷板凳”。但这条冷板凳，我一坐就是二十多年，也逐渐适应了这样的研究状态。

　　对于建筑史来说，“石仿木”遗存研究为什么很重要？因为唐代以前的中国木构建筑，几乎没有实物留下来。我们目前能看到的中国最古老的木构，是山西五台山的南禅寺，已经是唐代中期了。更早的汉代、南北朝、隋乃至初唐的木结构，早已消失在战火和时间里。要研究那段“失落”的木构史，只能另辟蹊径——从那些模仿木构的石头遗存里找线索。而西南地区，恰恰是座天然的石仿木宝库。从汉代崖墓仿木室内空间，到汉阙上的仿木外部形态，石头以一种不朽的姿态，复刻了那个时代的木构风华。

　　西南地区石仿木建筑研究的学术源头，可以追溯到八十多年前的抗战时期。中国营造学社的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等先生南渡到西南，在这片崇山峻岭间，被这些独特的建筑遗存深深吸引。学社成员总结说，西南最值得研究的遗存就是崖墓、汉阙和石窟寺，这些类型大多跟“石仿木”有关。那时候条件极为艰苦，他们背着相机，带着测绘仪器，在川康地区一条条山谷里寻找，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测绘图和考察笔记。可以说，西南石仿木研究的学术传统，就是从营造学社开始的。

　　营造学社北返后，这份学术遗产就留在了西南。我的导师张兴国教授常说，做西南的建筑史研究，不能只在书斋里翻文献，一定要到现场去，去摸那些石头，去钻那些墓穴。2004年我刚刚读博士的时候，导师让我开始做石窟寺选题，从那时起，石仿木研究这根接力棒，就正式传到了我的手上。

　　石仿木的研究重点就是要去现场观察、测绘研究对象，也就是要做田野工作。田野是最大的课堂，也是最严苛的考官。

　　二十多年来，我的足迹踏访了全国许多石仿木遗存的地方。从四川的绵阳、乐山、彭山，到重庆的綦江、潼南，再到贵州遵义、山东临沂、河南洛阳等，甚至远赴新疆的库车、吐鲁番。每一次出发，都是一场未知的冒险。有次在某地调查石窟寺，我翻墙跳进一个院子，没想到角落里待着一条沉默的大狗，它腾身飞快地扑过来，我本能地回手抓住铁栏杆，拼命翻了出去，那次真刺激。后来在另一个村里遇到狗的时候，一个老爷爷帮我把狗吼开，告诉我“狗怕一摸，狼怕一托”，从此我也学会了一套对付狗的本领。

　　更惊险的是崖墓调查。很多崖墓开在陡峭的山崖上，离地几十米甚至上百米，下面是乱石和崖壁。为了进到那些常人到不了的洞穴，我和学生们要从山顶用绳子吊下去。绳子一寸寸往下放，脚下是深渊，旁边是千年石壁。我的学生们很给力，那些平时看上去柔弱的女学生跟我去墓室时，我先跳，她们眼都不眨就跟着跳下来了。

　　调研时，经常会在幽深的墓室里待上好几个小时。墓室里的蝙蝠是常客。乐山那边甚至有翼展很长的大蝙蝠，有次还看见了棕褐色的蝙蝠。学生起初害怕，我就安慰他们：别怕，它比你紧张，我们彼此尊重就好。蝙蝠粪堆积了上千年，踩上去软软的、滑唧唧的，带着一股刺鼻的气味。我们在厚厚的蝙蝠粪上架仪器，用大功率灯照亮每一处雕刻，屏住呼吸，就为了捕捉古人留下的每一条墨线、每一处凿痕。

　　很多人问我会不会怕墓室。想了想我好像也有紧张的时候。有一次在乐山调查石窟寺，突然在附近看到了一个隐蔽的崖墓洞口，当时并没携带进墓室需要的头灯或大灯，但还是独自利用相机的闪光灯走了进去。在丁字形墓室的尽端时相机电池用完了，我一下陷入完全的黑暗中。四周什么也看不见，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和呼吸，还有一种细微的、不知道是水滴还是虫爬的声音。我有点儿紧张，但马上提醒自己，要冷静判断、回忆来路。我一路摸索着往外走，手摸着石壁上的凿痕，注意力几乎被古人的设计意图所吸引，后面再也没有时间去感到害怕了。

　　艰苦的调查，带给我的不是畏惧，而是惊喜和感动。在四川一处崖墓的后壁上，我们用手电筒反复探找，终于在一扇半虚掩的石门上，发现了清晰的墨线痕迹。那是古代工匠设计时的画线，一笔一画，跨了上千年，还清清楚楚。当时我特别兴奋，仿佛能看到那个工匠，拿着墨斗，趴在那里，认真规划着这扇通往“天门”的门。

　　在我们眼里，汉代崖墓一点儿都不阴森可怕，反而充满了一种“欢乐”和“体面”。墓室被设计成生前居所的样子，有厨房、厕所、储藏室，甚至还雕刻有恩爱的一家三口——丈夫在做饭，妻子身背婴儿倚在一旁温柔地望着丈夫。这些鲜活的细节，说明汉代人把死亡看作另一种形式的“生活”，他们相信灵魂不死，所以要把死后的“家”布置得跟活着时一模一样。我的学生也觉得崖墓的氛围很好，他们觉得跟着我去墓室，就像去亲戚家串门一样亲切。

　　古人，至少汉代人，把死亡这件事处理得非常体面。他们倾尽心力，用最坚固的材料、最好的技术，给自己打造一个死后长眠的理想环境，来安抚对死亡的恐惧。这不仅仅是建筑，更是一种生命观。

　　在田野中，最让我感动的还有我的学生。招生时，我总爱问学生一个问题：你有什么体育爱好？我们更倾向于身体健壮或有体育特长的学生。身体不好，跑不了田野，这是最现实的。攀岩、游泳、长跑，这些技能在田野里很有用。我带着学生们用脚步丈量历史，也看着他们在田野里一点点成长蜕变，他们也像我一样，逐渐学着一个人走向田野。我的运气特别好，遇到一群默默做事从不抱怨的学生，测绘画图一丝不苟，总能给我惊喜。

　　唯一让我觉得“苦”的，不是田野里的风吹日晒、蝙蝠恶犬，而是查找资料时的困难。有时，为了查一些历史建筑的基建档案，我们跑了很多档案馆，有些档案馆却拒人门外，多次往返交涉亦未果，那种竭尽全力却无能为力的感觉，才是真正的苦。

　　如果要对年轻的研究者说点儿什么，我想提两个词：“历史智慧”和“历史缘分”。这是前辈的话。学术需要天赋和敏感度，也需要一点儿和研究对象之间的奇妙缘分。但最重要的，是深入田野。你变化了，你看到的东西才会变化。带着问题去看，一遍一遍地看，每一次都会有新的发现。

　　每一个研究者，或多或少都会偏爱自己的研究对象。我也一样。当然，地方学者要有地方学者的担当。外地学者可能没法常年蹲守在这里，我们西南的学者，有责任为这些沉默的遗产发声。

　　然而，发声往往是因为遗产正在消失。 四川绵阳三台郪江那边分布着上万座崖墓，已发掘的就有4000多座，它们和罗马万神庙是同时代的存在。但是，因为身在四川的边远山区，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它们享受不到足够的修缮经费，而地质活动、渗水甚至盗墓等人为破坏，正在让这些千年瑰宝一点点消失。

　　更让我痛心的是，一些石窟寺环境变了。藏风聚水的格局被打破，风灌进去，佛像的面容逐渐开始模糊。我们每隔五年去看，造像的脸就变浅一层。保护技术也难跟上，化学涂层可能带来二次伤害，可若不处理，就只能看着它一步步消失。

　　在我看来，我们做的不仅仅是学术研究，更是一系列的抢救行动。在那些精美的石雕因为塌陷而变成纯粹的力学曲线之前，在石像的面容因为风化而模糊之前，我们用三维扫描、用数字化手段，尽可能多地记录、解读、留存。

　　我心里一直有个“幼稚的幻想”，就是推动四川崖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我知道这很难，不是我一个人能做到的。这需要从国家到地方各级政府的重视，需要大量经费投入和多学科合作，需要说服当地居民配合环境整治，还要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层层评审。但我希望有生之年，能为此事去奔走，有朝一日申遗成功的话，这算是我对自己研究了二十多年的“对象”最深情的告白吧！

　　（本报记者 杨国良 采访整理）

《中国教育报》2026年06月09日 第03版

作者：本报记者 杨国良 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