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摆脱“希特勒第一个受害者”神话:瓦尔德海姆事件如何迫使奥地利直面自身历史数十年来,奥地利一直回避自己在纳粹主义和相关历史罪行中的共责。40年前,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当选联邦总统,这场风波击碎了这一长期维持的集体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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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期被写入奥地利历史的新闻周刊《侧面》封面上,印着马特洪峰,以及一个手持弩、头顶奶酪的人物形象。封面故事问的是“瑞士是否值得效仿?”——这是这个邻国反复讨论的话题。相比之下,后来将在全球引发轰动的那篇报道,在封面上只被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句:“瓦尔德海姆与冲锋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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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瓦尔德海姆被视为总统选战中击败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库尔特·施泰尔的热门人选。这位长期从事外交工作的职业外交官、前外长,几乎具备担任这一职位的理想履历。1972年至1981年,他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甚至是世界上知名度最高的奥地利人之一。
他的官方传记提到,这位当年的法律系学生曾在德国国防军“东线”服役,并在战争中受伤。早在1971年瓦尔德海姆首次竞选国家元首时,外界就已流传有关这段经历存在疑点的说法。
但直到《侧面》的披露,尤其是其在国际上的回响,才在1986年春天真正震动了奥地利共和国,并永久改变了这个国家。该杂志出版次日,《纽约时报》也在头版刊出调查,称瓦尔德海姆在1942年和1943年曾以掌握大量信息的情报军官身份驻扎巴尔干和希腊,而当地发生过针对平民的大规模暴行和对犹太人的大规模驱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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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德海姆对此知道多少?他是否参与过战争罪行?他为什么在回忆录中隐去了巴尔干战事经历?数周之内,越来越多的报道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相关讨论不仅发生在奥地利,也主要出现在美国和以色列。尤其是世界犹太人大会,暗示这名候选人参与过暴行。1986年3月底,《纽约邮报》甚至打出“瓦尔德海姆是党卫军屠夫”的标题,后来证明这一说法并不属实。
当时67岁的瓦尔德海姆否认自己加入过这些纳粹组织,也否认知道战争罪行。他解释说,自己只是作为学生加入过一个骑兵分队。这引出了时任总理弗雷德·西诺瓦茨那句后来广为流传的话:“我们注意到,不是瓦尔德海姆加入了冲锋队,而只是他的马加入了。”
瓦尔德海姆和他所属的奥地利人民党则把这些指控斥为抹黑行动。他说,自己1940年应征进入国防军,“就像成千上万其他奥地利人一样,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他还表示,世界犹太人大会那些先生们无论怎么找,也找不出什么来。“我们是正派的。”
这些话,正是奥地利战后叙事的集中体现,而这一叙事当时已经开始动摇。希特勒在维也纳英雄广场宣布“合并”时,现场群众曾热烈欢呼。犹太人遭受的迫害尤为卑劣和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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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二战结束后,这个国家却躲进了“希特勒第一个受害者”的神话之中。正如当代史学者奥利弗·拉特科尔布在其代表作《悖论的共和国——1945年至2025年的奥地利》中所写,这一说法很快成为国家认同的基础,也掩盖了两次大战之间奥地利社会中的诸多冲突。
瓦尔德海姆事件使这种压抑和回避彻底无法继续。它按党派立场和代际差异撕裂了这个国家,尤其是因为奥地利人民党在反击中毫不掩饰地调动了反犹情绪。比如,他们宣称,不能让美国东海岸的人来告诉奥地利人该怎么投票。那批黄色底、黑色字的“现在更要如此”竞选海报,也让许多人联想到犹太人佩戴的黄星。莫妮卡·索默也认为,这种配色深深植根于那一代人的记忆中。奥地利人民党内部一些人后来还试图阻止这批海报继续流传。直到今天,公共档案馆中几乎都找不到它们的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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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1986年6月8日,瓦尔德海姆仍在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以54%的得票率明显胜出。拉特科尔布认为,这“事实上等于多数民众对受害者论的确认”。
不过,这位总统的任期并不顺利。在西方世界,他几乎完全陷入孤立。以色列多年召回驻维也纳大使,甚至连瑞士也拒绝了奥地利国家元首按惯例进行的就职访问。1987年,应世界犹太人大会申请,美国将瓦尔德海姆列入涉嫌战争罪犯的“观察名单”。这个他曾长期生活、并先后担任大使和联合国秘书长的国家,此后拒绝他入境。
1988年,一个历史学家委员会未能证明瓦尔德海姆参与过战争罪行,但这也未能改变他的处境。报告称,与他自己的说法相反,他理应知道巴尔干地区发生的暴行。作家托马斯·伯恩哈德因此称他为“撒谎总统”,这一称呼也被外国媒体广泛采用。
不过,瓦尔德海姆确实改变了这个共和国,只是方式与他本人的意愿不同。历史学家莫妮卡·索默说,他成了那句常被引用的话中的“非自愿的启蒙者”,迫使奥地利终于全面面对自身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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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3月,在“合并”50周年纪念讲话中,正是瓦尔德海姆本人正式宣告与“受害者神话”决裂。他说:“许多最凶恶的纳粹帮凶都是奥地利人。”他还以国家元首身份,为奥地利人在纳粹时期犯下的罪行道歉。
不过,索默说,这番话在国内外都几乎没有引起注意。对瓦尔德海姆本人而言,这已是很大一步,但他缺乏可信度。
瓦尔德海姆本人的看法后来也发生了变化。这位“霍夫堡中的孤独男人”在1991年放弃竞选连任。此后,他承认自己犯过错误,尤其认为“履行义务”那句话容易引发误解。在他2007年去世后公布的一份遗言中,他写道,自己对纳粹罪行作出全面表态实在太晚了。他将原因归结为“受害者论”——这种说法在1945年后曾是国家理由。索默也把这一神话称为奥地利第二共和国的建国叙事。“随着瓦尔德海姆事件,它消失了,而我们其实并没有建立起新的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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