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很多人对曹汝霖的固有印象，就是五四运动里人人喊打的亲日派，可没多少人留意过他后半辈子的选择。北平沦陷后日本人捧着伪职高位找上门，他愣是软硬不吃，把送上门的权位推得一干二净，保住了最后一点底线。
民国八年六月十日，徐世昌下令免去曹汝霖交通总长的本职，同一天被免职的还有驻日公使章宗祥与币制局总裁陆宗舆。三道任免令贴在已经烧成废墟的赵家楼前街，围得里三层外三层，鼓掌叫好的人比看热闹的还多。
这是五四运动里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曹汝霖自己后来在回忆录里说起这件事，态度格外平静，只说了一句“此次风潮，由我而起，亦由我而终”。那时候北洋政府内部，本来都把曹汝霖当成无可替代的对日交涉能手，可民怨堆到顶点，谁也不敢站出来保他。
安福系需要找替罪羊堵悠悠众口，徐世昌需要平息民愤稳住局面，就连曹汝霖一向奉为靠山的段祺瑞，这时候也不方便公开为他说一句好话。徐世昌曾私下对人说，润田办事向来认真，只是时势如此，离开交通部之后，曹汝霖没有像陆宗舆那样长期躲去租界蛰伏，也没有像章宗祥那样赶紧转去做实业，反而直接住进了北京的贤良寺。说起来也巧，贤良寺本来就是晚清重臣李鸿章晚年寄居的地方，院子深幽香火安静，天生就是躲是非的好去处。
不能不舍。一个舍字，道尽了政治交易的不少和曹汝霖交好的北洋旧友，都劝他暂时去天津租界避风头，他偏不肯去。他说自己既然没卖国，根本用不着托庇给外国人。住在这里的日子，他每天就是抄经、会友、整理旧稿子，日子过得比在位的时候清净太多。
冰冷，曹汝霖被罢免不是因为犯了法要审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整个华北都换了天地。日本人占领北平后，第一时间就在占领区物色有声望的中国人，出来牵头组建傀儡政权。挑来挑去，曹汝霖简直是日本人梦寐以求的人选。
判，只是公众情绪已经到了不拿下他没
收场的地步。曹汝霖早年留学日本，精通日语，和日本政商两界都有多年交情，还当过北洋政府交通、外交两个部门的首长，不管从哪看都符合日本人的要求。土肥原贤二的特务机关多次派人登门，一开始托熟人传话，后来直接上门面谈，开出来的条件一次比一次优厚。
日本人先是许给曹汝霖华北临时政府的高位，后来又答应他在新政府里出任要职，甚至把他当年在东京高等商业学校读书时的旧交情都搬出来劝他，一口一个“日中提携”“东亚共荣”，说的特别动听。可不管对方怎么说，曹汝霖就是不肯松口。
他没有像吴佩孚那样当场拍桌子怒斥来者，也没有像一些前清遗老那样半推半就欲擒故纵，反而用了一套专属自己的应对方法，就是拖，就是推。每次日本人派来说客，他都亲自接待，让座奉茶寒暄，礼节上挑不出半分错处。
等对方切入正题说拉拢的事，他就开始东拉西扯打太极，从来不给准话。翻来覆去就是说自己五四之后名声已经坏透，在国人眼里根本没什么号召力。说自己年纪大了身体不好，扛不住当官的繁杂事务。说自己早就皈依佛门，不问世事很多年了。
他反复跟人强调，自己早就是“政治上的死人”，哪有死人出来再做官的道理。这套说辞说出来，既不会彻底激怒日本人，也从来没留下任何能被拿捏的允诺把柄。曹汝霖后来自己也说，日人虽屡以高位相诱，余始终未允。
和曹汝霖同时被日本人极力拉拢的王克敏、王揖唐等人，没多久就下水当了汉奸，只有曹汝霖，硬生生守住了这条底线。就连一向对曹汝霖没什么好感的曹聚仁，后来也承认，曹汝霖在沦陷时期不肯出任伪职，比王克敏之流，毕竟有骨气得多。
曹汝霖下野之后，天天在贤良寺的暮鼓晨钟里抄经，想来他早就想明白一件事，人一旦在历史的关键节点走了错路，一辈子都要活在那一步的阴影里。可他用后半生的沉默和拒绝，给自己争回了一点迟来的、微薄的清白。这点清白不够给前半生翻案，却足够让我们聊起这段历史的时候，慢一点下结论，多看看人性的复杂。
参考资料：人民文学出版社 文坛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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