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郭沫若不顾争议挖掘明定陵，损毁无数文物，吴晗：我很后悔

1956年5月17日，北京昌平天寿山脚下的一锹土被铲起，这标志着新中国首次主动发掘帝王陵墓——明定陵的工程正式启动。这场持续两年多的考古行动，由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等人极力推动，曾经轰动世界，却也因文物保护技术的严重不足，成为中国考古史上最沉痛的教训之一。今天帝哥就来说说这段故事。

明定陵

1955年10月4日，一份《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被呈送至国务院秘书长的案头。报告末尾的签名依次是：郭沫若、沈雁冰（茅盾）、邓拓、范文澜、张苏和吴晗。其中郭沫若是领衔人，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明史专家吴晗则是具体的倡议者和联络人。

报告阐述了发掘明成祖朱棣长陵的两大理由：一是可设立地下博物馆供人参观，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名胜；二是长陵未被盗掘，能为明初史研究提供最完整的史料。报告还乐观地表示，已有清代陵墓的结构图作为参考，进行慎重发掘“估计不会有太大困难”。

然而反对声同样强烈。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认为，以当时的技术水平和财力，贸然发掘长陵风险极大。最终双方争论的“官司”打到了中央领导那里，5天后，发掘明长陵的报告获得了毛泽东的首肯，周恩来则批示“原则同意”。

郑振铎

不久以后，“长陵发掘委员会”正式成立，28岁的赵其昌被任命为考古工作队队长。但工作队在实地勘察后，发现长陵规模宏大，结构不明，直接发掘难度过高。发掘委员会经过多次商讨，决定先选择一座规模较小的陵墓进行“试掘”，积累经验，他们最终选定了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定陵。

发掘委员会选择定陵的原因有二：一是其营建年代较晚，地面建筑保存相对完整；二是万历皇帝在位48年，史料可能更为丰富。加之定陵宝城外侧恰有一处砖墙塌陷的痕迹，似乎暗示着入口的可能，这降低了发掘的难度和风险。

1956年5月17日，定陵发掘工程在宝城南侧那处塌陷的砖墙旁正式启动。工作队采用了传统的“探沟法”，希望找到当年棺椁入葬的隧道。

发掘并非一帆风顺，工作队在开挖第一条探沟后不久，考古队员在宝城墙内侧的石条上发现了浅刻的“隧道门”“金墙前皮”等字样，这给了他们巨大的信心——方向找对了。为了节省人力、保护陵上树木，工作队决定跳过一段，直接在前方开挖第二条探沟，正是这个决定，给挖掘工作带来了戏剧性的转折。

定陵地宫

1956年9月2日，在第二条探沟的深处，一块不起眼的小石碑被清理出来。考古队员拂去泥土，发现上面清晰地刻着一行字：“此石至金刚墙前皮十六丈深三丈五尺”。这仿佛是368年前，陵墓修建者为后世留下的“密码”和路标。考古学家们恍然大悟，这是当年陵墓建成封土后，为方便日后皇帝入葬时能迅速找到墓门，特意埋设的指示石。

考古队员依据这块“指路石”的指引，挖掘的第三条探沟精准地指向了地宫入口。1957年5月，在发掘工作启动将近一周年之际，在石隧道的尽头，一堵用城砖严密封砌的“金刚墙”赫然出现在众人面前。“金刚墙”后，便是通往地下玄宫的大门。考古队员在开启这堵墙前，为安全起见，曾计划先放一只狗进去试探有无毒气，后又担心狗会破坏文物，最终改为放入一只公鸡。待公鸡安然无恙后，考古人员才小心翼翼地拆开砖墙。

穿过金刚墙，推开重达14吨的汉白玉石门，一座沉寂了300多年的地下宫殿终于重见天日。地宫由前、中、后、左、右5座石砌殿宇组成，总面积达1195平方米，深邃恢弘。在后殿的汉白玉棺床上，静静地安放着万历皇帝和他的两位皇后——孝端、孝靖的棺椁。棺椁周围散落着数量惊人的随葬品。

定陵出土的宝物

发掘工作持续到1958年7月，共清理出各类文物近3000件。其中包含金丝翼善冠、十二龙九凤冠、衮服、玉带、金爵杯等稀世珍宝，尤其是大量明代丝织品，其工艺之精湛、图案之华美，令世人惊叹。

郭沫若作为发掘工作的主要推动者和现场指导者，曾多次亲临地宫，但令他没想到的是，当时中国的文物保护技术极度落后，那些绚丽无比的丝织品，在接触空气和光线后，迅速氧化、变黑、碳化，变得像树皮一样僵硬，鲜艳的色彩转瞬黯淡，华美的织物化为碎片，出土的漆木器开裂，金属器锈蚀。更令人痛心的是，那3具极具研究价值的金丝楠木棺椁，后来竟被以“无用”为由遗弃，最终被附近的村民拆走改成了家具。

定陵发掘的惨痛后果，让当初的反对者郑振铎、夏鼐痛心疾首，他们再次上书国务院，恳请立即停止一切帝王陵墓的发掘计划，周恩来批准了他们的请求。自此，“不主动发掘帝王陵墓”成为中国考古界一条不可动摇的铁律。就连当初最积极的倡议者吴晗，在晚年也对此事深感后悔。

吴晗

1959年9月30日，定陵博物馆在定陵原址建立，郭沫若亲自题写了馆名。

如果说技术局限导致的文物损毁尚属无奈，那么随后到来的政治风暴，则给了定陵出土文物毁灭性的最后一击。1966年“运动”爆发后，定陵博物馆也未能幸免。红卫兵冲入地宫，将万历皇帝和两位皇后的尸骨拖出，在博物馆广场上召开“批斗大会”，随后付之一炬，挫骨扬灰。郭沫若曾希望通过科学检测万历尸骨，探究其长期怠政和身患足疾的奥秘；吴晗也曾想验证万历是否吸食鸦片。一把大火，让所有这些历史疑问失去了实证研究的可能。

发掘定陵这场以学术探索为初衷的考古壮举，最终以一座博物馆和无数无法挽回的损失告终。它像一记沉重的警钟，时刻提醒后人：对历史的探索，必须怀有足够的敬畏，并建立在严谨的科学与完备的技术之上。

定陵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