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汪怀旧记】圆珠笔画在手腕上的表（段绪军 ）

徐州市贾汪区网络文化协会会长单位

◆资料来源：段绪军

贾汪怀旧记：圆珠笔画在手腕上的表

段绪军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贾汪的乡村被笼罩在一层厚重的贫瘠之中。那时候，夜是纯粹的黑，没有电灯的晕染，家家户户只能靠一盏如豆的煤油灯照明，灯芯结了花，光影便在土墙上摇曳出模糊的轮廓。家里没有钟，日子的刻度全凭鸡鸣声来划分，听到第一遍鸡叫便摸黑起床，那是劳作开始的信号。

那时，离我们村五里外的韩桥矿区，是我们这些乡下孩子眼中的“繁华世界”。我们常成群结队地跑到北门口的矿商店去买小人书，那是我们唯一的精神食粮。在商店里，最让我们挪不开眼的，是那些来买东西的煤矿工人。他们穿着深蓝色的工装，挽起的袖口下，手腕上总是戴着一块亮闪闪的手表。那金属的光泽在昏暗的商店里显得格外尊贵和神气，仿佛那不仅仅是一个计时工具，而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一种掌握时间的特权。那时我们虽然年幼，却也懵懂地觉得，如果手腕上能有一块沉甸甸的表，那是多么幸福且威风的事！

因为这份渴望，在村里上小学时，我们便发明了一种独属于我们的“奢侈品”——用圆珠笔在手腕上画表。

这“制表”工艺还颇有讲究，需要三种颜色的圆珠笔配合。先用黑色的圆珠笔在手腕内侧画一个圆圆的圈，那是表盘；再用蓝色的圆珠笔在圈内点上十二个刻度，代表十二个时辰；最后，时针和分针的位置必须用醒目的红色来画。

下课了，大家便聚在一起展示各自的“名表”。有人指向五点，那是鸡叫刚天明、大人起床烧火的时间；有人指向十二点，那是饥肠辘辘等着吃午饭的时间；而我，每次都固执地把指针画在四点的位置，因为那是放学铃声响起、我们如鸟兽散奔向田野的时间。画完后，我们还要高高举起手腕，在阳光下欢呼雀跃，仿佛那真的是一块走时精准的瑞士表，带着一种拥有了全世界的骄傲。

那块“表”比公鸡更准时，比铃声更贴心。手腕一抬，心就亮了：五点，天边刚泛青灰，娘在灶前用力吹火，灶膛里噼啪一声，火星跳出来，像秒针在欢快地跳跃；十点，太阳爬过不老河边的柳树梢，我们蹲在田埂上，用指甲盖刮掉一点蓝点，假装分针挪了一格，心里盘算着还要多久能回家；下午三点，蝉声最稠密的时候，我悄悄把红点往“四”上又蹭了蹭，心早已飞到了校门口那棵歪脖子柳树下——那儿有金蝉脱壳留下的蝉蜕，有纸叠的飞机，还有等我一起翻墙去掏鸟窝的玩伴洋蛋。

洋蛋的父亲是董庄煤矿运销科的干部，在我们要饭都难的岁月里，他是个戴着手表上班的体面人。有一次，洋蛋的父亲退下来一块旧表，表盘玻璃蒙子上裂了一道细纹，走时也慢半拍，但在我们眼里，那简直是稀世珍宝。洋蛋天天擦，用衣角擦，用舌尖舔，甚至用攒了半个月的彩色糖纸反光去照它。我们围成一圈，屏住呼吸看他拧发条，“咔哒、咔哒”……那机械咬合的声音比上课敲的铁钟还要悦耳。可没过几天，那块老表彻底停了。洋蛋没哭，他只是默默低头，掏出圆珠笔，用右手在自己左手腕上重重地画了个表，像得了宝贝一样时刻看着，仿佛那样就能留住时间。

后来，村里终于通了电，我们鹿庄小镇的供销社橱窗里摆出了电子表。荧光绿的数字一跳一跳，像萤火虫在排队走路，充满了科幻感。我们趴在玻璃上哈气，把玻璃弄得雾蒙蒙的，数字就晃成一片光斑。可没人真买——不是买不起，而是舍不得擦掉手腕上那圈黑圆、那十二个蓝点、那根固执指在“四点”的红针。它不报时，却记得我们踮脚够黑板的高度；它不计秒，却量过蝉蜕在树皮上晾干的整个夏天；它没电池，却靠着我们剧烈的心跳上满了发条。

再后来，我不上学了，就到了鹿庄小镇的煤矿井下推煤车谋生活。用半个月的工资，我终于买了一块真正的“钟山牌”手表，钢带冰凉，指针无声滑过十二个刻度，精确到秒，上班从来没误过事。再往后，贾汪的小煤矿都关停了，我外出打工，手腕上的表换成了电子表，又换成了手机……时间被切割成无数碎片，塞进日历、闹钟、日程提醒里，变得精准而冰冷。

如今，我又回到鹿庄小镇的家具工厂上班，衣袋里时刻装着智能手机，功能强大，无所不能。但每当我过马路等红绿灯时，还是会下意识地翻过手腕——那里早没了蓝点红针，只有一道极淡的、被岁月漂洗过的印子，像一句没写完的诺言，轻轻横在皮肤上，在夕阳下若隐若现。

原来人这一生，总要先在自己身上画一块表，才敢去相信时间真正的存在。那块圆珠笔画的表，虽然早已洗去，却永远刻在了我的生命里，记录着那个贫瘠却充满希望的年代。

【作者简介】：

段绪军，徐州市作协会员，不老河文学社成员。在《大风》等杂志上发表过《不老河，家乡的母亲河》、《我们村的老槐树》等多篇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