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2014年春天,我和闺蜜苏敏坐在一张油腻腻的塑料凳子上,面前摆着两碗麻辣烫。
她问我:“你真想好了?把你那点儿嫁妆钱全砸进去?”
我说:“想好了。”
她说:“赔了怎么办?”
我说:“赔了咱俩一起还。”
她笑了,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筷子在碗里搅了搅,捞出一片午餐肉塞进嘴里,嚼了两下,含混不清地说了一句:“行,赔了算我的,赚了咱俩对半分。”
这就是苏敏。从初中开始,她就是这副德行——什么事都抢在前面,什么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揽。我习惯了依赖她,她也习惯了被我依赖。
十年后,我们的饭店从一家变成了三家,从四十平米的小馆子变成了两百平的大店。苏敏每天在店里忙得脚不沾地,从采购到后厨到前台到算账,什么都干。我呢,偶尔去店里转转,跟老顾客聊聊天,月底看看账本,日子过得像个甩手掌柜。
所有人都说我命好,找了个能干的合伙人。
所有人都说苏敏傻,凭什么让我白占便宜。
我听了,笑笑,不说话。
苏敏听了,也笑笑,说:“她不是我合伙人,她是我妹。”
是的,在她心里,我是她妹。
可在我心里,有些东西,连我自己都说不清楚。
直到那个雨夜,我翻开那本藏在收银台抽屉最底层的账本,看见那些被涂改过的数字,我才知道,这十年,我欠她的,不是钱。
第一章、一碗麻辣烫定下的江山
我叫方琳,今年三十六岁,在认识我的人嘴里,我有两个标签。
一个是“命好”。
一个是“方老板”。
命好是因为我嫁了个好老公,做建材生意的,不愁吃穿。方老板是因为我跟苏敏合伙开了三家饭店,生意红火,每年分红不少。
可只有我自己知道,这两个标签都不太对。
先说命好。我老公陈建国是做建材的没错,但他那生意时好时坏,好的时候一年挣几十万,坏的时候连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来。而且这个人有个毛病,好赌,不是那种一掷千金的豪赌,是那种小赌,打打麻将、玩玩牌,输赢不大,但架不住次数多。为这事儿我们吵了无数次,每次他都保证改,每次都不改。
再说方老板。我是老板没错,但管事的那个是苏敏。采购是她,厨房调度是她,人员管理是她,跟工商税务打交道也是她。我干的活就是每个月去店里吃几顿饭,跟老顾客喝两杯茶,月底看看账本,然后签字领分红。
说白了,我就是个挂名的。
但这事儿,是我跟苏敏从一开始就说好的。
2014年,我二十六岁,刚结婚两年,陈建国的建材生意刚起步,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我在一家服装店当导购,一个月挣一千八,除去生活费,剩不下几个钱。苏敏那时候在饭店当服务员,一个月挣得比我多点儿,但也是穷得叮当响。
有一天她来找我,脸涨得通红,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纸。
“琳琳,你看这个。”她把纸摊开在我面前。
是一张饭店转让广告。城南美食街上一家小饭店要转让,四十平米,租金便宜,转让费两万五。
“你想盘下来?”我看着她。
“嗯。”她点头,眼睛亮得像两颗星星,“我在饭店干了三年了,从服务员干到领班,前台后厨那一套我都门儿清。我自己干,肯定比给别人干强。”
“你有钱吗?”
“我攒了八千。”她的声音低下去,“差得远。”
“那你找我是什么意思?”
“我想跟你合伙。”她看着我的眼睛,很认真,“你出钱,我出力,赚了钱对半分。”
我当时就笑了:“苏敏,你是不是傻?你出力我出钱,凭什么对半分?”
“凭我信你。”她说,“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不跟你合伙跟谁合伙?”
那句话像一颗钉子,钉进了我心里。
我回家跟陈建国商量,他正在打麻将,头都没抬:“你一个老娘们儿做什么生意?在家待着不行?”
“我想试试。”
“试什么试?赔了怎么办?你有钱吗?”
“我有嫁妆钱,三万。”
他终于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一种“随你便”的不耐烦:“行行行,你爱折腾就折腾吧,赔了别找我哭。”
第二天,我把那三万块取出来,加上苏敏的八千,一共三万八。转让费两万五,剩下的一万三做流动资金。
签合同那天,苏敏握着笔的手在抖。
“琳琳,你确定?”
“确定。”
“你不怕我把你的钱赔光了?”
“赔光了咱俩一起还。”
她咬着嘴唇,在合同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苏敏两个字写得歪歪扭扭的,像个小学生。她初中毕业就没再读书了,不像我,好歹上了个高中。
饭店取名叫“味美鲜”,俗气得很,是苏敏起的。她说好记,顾客一听就知道是吃饭的地方。
开业那天,放了一挂鞭炮,炸得满地红纸屑。苏敏穿着白色的厨师服站在门口,笑得像个傻子。
我在柜台后面坐着,看着空荡荡的店堂,心里七上八下的。
第一天的营业额是八十七块钱。
苏敏把那张十块、五块、一块的票子一张一张捋平,数了三遍,然后抬起头看着我,眼眶红了。
“琳琳,是不是太少了?”
“不少了,第一天嘛,慢慢来。”
她吸了吸鼻子,把钱放进钱箱里,锁好,又把钥匙揣进贴身的口袋里。
那天晚上,她一个人在店里擦桌子,擦了一遍又一遍,把每张桌子都擦得能照出人影来。我走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她还在擦,背对着我,肩膀一耸一耸的。
我不知道她是在哭还是在笑。
第二章、十年,她撑起了一切
“味美鲜”开业第一个月,亏了。
第二个月,持平。
第三个月,开始赚钱。
不多,一个月千把块钱,对半分,每人能分五百多。加上苏敏给自己开的工资——她是店里唯一的厨师,一个月八百——她一个月能挣一千三百多块,比我当导购强不了多少。
但苏敏很高兴。
她说:“琳琳你看,咱们的店活了。”
我看了看账本,嗯了一声。
那时候我怀着老大,孕吐厉害,去店里的次数越来越少。苏敏一个人扛着,买菜、洗菜、切菜、炒菜、端菜、收银、洗碗、拖地,什么都干。有时候忙不过来,她就喊她妈来帮忙,老太太六十多了,在店里帮着择菜、洗碗,不要一分钱。
我过意不去,说请个人吧,她不同意:“请人要花钱,咱们这刚起步,能省就省。”
我说那我来帮忙,她看了看我的肚子,说:“你别来了,动了胎气我担不起。”
于是我就真的不去了。
那几年,陈建国的建材生意慢慢好起来了,他开始在外面应酬,有时候几天不回家。我一个人带着孩子,每天忙得团团转,更没时间去店里了。苏敏隔三差五给我打电话,说的都是店里的事——“琳琳,今天来了个老顾客,点名要吃我做的红烧肉”“琳琳,隔壁理发店的老板说要请咱们吃饭”“琳琳,这个月的分红我给你打过去了,你查一下”。
我查了,数字不大,但每个月都有。
有时候我去店里,苏敏总是做一大桌子菜,把我爱吃的全端上来。糖醋排骨、酸菜鱼、红烧茄子、西红柿炒鸡蛋,都是家常菜,但味道跟别处不一样。她做的菜,有一种特别的香,像小时候外婆灶台上的味道。
“你尝尝这个排骨,我今天换了种做法,多炖了半个小时。”她把盘子往我面前推了推。
我夹了一块,咬了一口,差点没把舌头吞下去。
“好吃吧?”她看着我,脸上带着孩子气的得意,“我琢磨了好几天才琢磨出来的。”
“苏敏,你要是把这份心思用在找对象上,早嫁出去了。”
她的笑容僵了一秒,然后打了个哈哈:“我才不嫁人呢,嫁人了谁给你看店?”
苏敏比我大一岁,三十七了,还是单身。
不是没人追,是她不要。追她的人里有开出租车的,有做小生意的,还有个在机关上班的,条件都不差。她见了,聊了,然后就没了下文。
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没感觉。”
“什么感觉?”
“就是那种……他看我的时候,眼睛里有光的那种感觉。”
“你这要求也太抽象了。”
“你不是有吗?你看陈建国的时候,眼睛里有光吗?”
我被她问住了。
陈建国看我是什么眼神?我想了半天,想不起来。
苏敏拍了拍我的肩膀:“行了行了,别想了,吃菜。”
她总是这样,把话题从自己身上引开,引到我身上,然后在我愣神的时候把话题岔到别的地方去。
十年了,我从来没问过她一个真正重要的问题。
你累不累?
你一个人撑着一家店,累不累?
第三章、账本上的秘密
2024年,我们合伙的第十年。
“味美鲜”已经从一家变成了三家。第一家店在城南美食街,第二家在城北新开的商业区,第三家在城东的学校附近。三家店加起来,一个月流水二十多万,除去成本,纯利润四五万。
苏敏管着三家店的全部事务。她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先去批发市场买菜,然后挨家店送货,接着在各个店之间来回跑,处理各种突发状况。晚上十点多才能回家,倒在床上就睡,连澡都懒得洗。
我每个月去店里开一次会,听听汇报,看看账本,签签字。有时候苏敏忙不过来,让我帮忙盯着某家店,我就去坐半天,给员工开个会,鼓励几句。
员工们都知道我是“大老板”,苏敏是“二老板”。大老板不干活,二老板干所有的活。
这话没人当面说,但背地里肯定有人说。
我不在意。因为这是我跟苏敏的约定,她出力,我出钱,赚了钱对半分。当初说好的,十年没变过。
可有些事情,慢慢变了。
先是分红。
前几年,每个月分红到账,我都会给苏敏发个消息:“收到了,谢谢。”她回一个笑脸。
可最近几个月,分红越来越少。以前一个月我能分到七八千,现在只有四五千。我问苏敏怎么回事,她说生意不好做,竞争激烈,利润薄了。
我没多想。
然后是店铺。
有一次我去城北那家店吃饭,发现店里冷冷清清的,没几桌客人。我问店长怎么回事,店长支支吾吾地说:“最近生意是不太好。”
“苏敏知道吗?”
“知道,二老板最近经常来,有时候待到很晚。”
我心里闪过一丝不对劲,但没深想。
再然后,是苏敏自己。
她瘦了。瘦得很明显,以前一百二十多斤的人,现在看着也就一百出头。脸色也不好,蜡黄蜡黄的,眼底有很重的黑眼圈。她以前爱笑,笑起来眼睛弯弯的,现在也笑,但笑得不太一样了,像是有东西压着,笑不痛快。
我问她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她说没事,就是最近累的。
“那就别那么拼了,请个店长帮你管着,你歇歇。”
“请店长不花钱啊?”她瞪我一眼,“你是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
“我是真的不知道。”我笑着说。
她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很奇怪,像是在看一个陌生人。
我没在意。
直到那天,我去了城南老店。
那天我一个人去的,没提前打招呼。店里生意还行,七八桌客人,吵吵嚷嚷的。我找了个角落坐下,叫了碗面。等面的功夫,我走到柜台前,想看看收银系统里今天的流水。
收银台的抽屉没锁。
我打开,里面乱七八糟的,有发票、有零钱、有会员卡、有外卖单子。最底下,压着一个黑色封皮的账本。
那个账本我见过,是苏敏自己用的,上面记的是她自己的账,不是店里的账。以前我问过她这是什么,她说“私房钱”,开玩笑的,我也就没再问。
可那天,我鬼使神差地翻开了。
账本的封面上写着两个字:方琳。
是我的名字。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翻开第一页,是一笔一笔的账,日期、金额、用途,写得清清楚楚。
2014年5月,方琳嫁妆钱,30000元。
2014年6月,还方琳第一笔,500元。
2014年7月,还方琳第二笔,500元。
一笔一笔,持续了整整三年。
直到2017年,最后一笔写着:还方琳最后一笔,500元。总计还清30000元。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字迹歪歪扭扭的,但每个字都写得很大、很用力。
“琳琳,你的三万块我还清了,谢谢你。”
我翻到后面。
后面的账记的是分红。
2018年1月,方琳分红,3800元。苏敏分红,3800元。
2018年2月,方琳分红,4100元。苏敏分红,4100元。
每一笔都是对半分,清清楚楚。
直到2021年,数字开始变了。
2021年3月,方琳分红,5200元。苏敏分红,1800元。
2021年4月,方琳分红,4900元。苏敏分红,1500元。
2021年5月,方琳分红,5100元。苏敏分红,1300元。
我的手指开始发抖。
一页一页往后翻,数字越来越触目惊心。
2022年,方琳分红平均五千多,苏敏分红平均一千出头。
2023年,方琳分红平均四千多,苏敏分红平均七八百。
到了2024年,最近几个月,苏敏的分红甚至只有三四百块。
可我记得,每个月的分红打到我的卡上,最少也有四千。
也就是说,这三年多,苏敏一直在把自己的分红匀给我。她把大部分利润算在我头上,自己只拿一小部分,有时候甚至不拿。
账本的最后一页,写着一行字,墨水的颜色不一样,像是最近才写的。
“琳琳,店快撑不住了,我不想告诉你。”
我合上账本,手抖得厉害,指节攥得发白。
面端上来了,冒着热气。我拿起筷子,夹了一根面,放进嘴里,嚼了两下,咽不下去。
嗓子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满满的,涨涨的,酸酸的。
我放下筷子,把账本揣进包里,走出了店门。
外面的太阳很大,明晃晃的,刺得人睁不开眼。
我站在路边,给苏敏打了个电话。
响了很久,没人接。
我又打,还是没人接。
第三次,接了。她的声音哑哑的,像是刚睡醒。
“琳琳?”
“你在哪?”
“在家呢,今天有点累,睡了一觉。”
“我来找你。”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我没回答,挂了电话,叫了辆车。
在车上,我把账本从包里拿出来,抱在怀里,像抱着一个刚出生的婴儿。
出租车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姑娘,怎么了?脸色这么差。”
“没事。”
“要不要送你去医院?”
“不用,去朋友家。”
车子拐进了一条老旧的巷子,停在一栋六层楼的老居民楼前。我下了车,上楼,三楼,左边那间。
门没锁,我推门进去。
苏敏租的房子很小,一室一厅,五十平米不到。客厅里堆着一些杂物,茶几上摆着没洗的碗筷,沙发上扔着几件衣服。
苏敏从卧室走出来,穿着一件旧睡衣,头发乱糟糟的,脸上还有枕头印。她看见我,笑了笑,笑容跟以前一样,眼睛弯弯的。
“怎么了?火急火燎的。”
我把账本从包里拿出来,放在茶几上。
她低头看了一眼,脸上的笑容凝固了。
屋里很安静,墙上那台老旧的挂钟滴答滴答地响,一下一下,敲在人心上。
“你都知道了?”她的声音很轻。
“为什么不告诉我?”
“告诉你什么?”她坐下来,拿起茶几上的杯子喝了一口水,水已经凉了,“告诉你店快不行了?告诉你我拿的分红比你少?告诉你我一个人扛了三年快扛不住了?”
“这些事,你都应该告诉我。”我蹲下来,看着她的眼睛,“我们不是合伙人吗?不是应该一起扛吗?”
她看着我的眼睛,看了很久,然后笑了。那个笑容跟以前不一样,不弯了,是直的,嘴角扯了一下,像是笑,又像是哭。
“琳琳,你是我妹。”她说,“我不想让你操心。”
“你一个人扛着,我不操心吗?我看到了这个账本,我更操心!”
“那你别看了。”她伸手想拿回账本。
我攥紧了,没给她。
“苏敏,你跟我说实话,店到底怎么了?”
她低下头,沉默了很长时间。挂钟还在滴答滴答地响,窗外的麻雀在叫,楼下有小孩在哭。
“三家店,两家在亏。”她终于开口了,声音闷闷的,“城南老店还行,但也不如以前了。城北那家从去年开始就不行了,旁边开了两家新饭店,价格比我们便宜,装修比我们好,客人全被抢走了。城东那家在学校旁边,学生消费能力有限,毛利本来就低,加上外卖平台抽成高,基本不赚钱。”
“那为什么不关掉?”
“关掉?”她抬起头,眼睛里有了泪光,“关掉要赔违约金,三家店的合同都签到2026年,提前解约要赔一年房租,加起来二十多万。我们有二十多万吗?”
“那怎么办?”
“我不知道。”她的声音终于绷不住了,带着哭腔,“我真的不知道。我每天都在想怎么办,想得头都疼了,想得睡不着觉。我去找银行贷款,银行说我们这种小餐饮企业没有抵押物,贷不了。我去找亲戚借钱,亲戚说现在经济不好,不敢往外借。我到处想办法,想破了脑袋,什么办法都没有。”
她哭了,眼泪大颗大颗地掉下来,砸在茶几上,砸在那本黑色封皮的账本上。
我伸出手,抱住了她。
她靠在我肩膀上,哭得浑身发抖。
这是我认识苏敏二十多年来,第一次看见她哭。
第四章、甩手掌柜的真相
苏敏哭了很久,久到我肩膀上的衣服全湿了。
她哭完了,去卫生间洗了把脸,出来的时候眼睛肿得像桃子,鼻头红红的,但脸上又挂上了那种笑。那种“我没事”的笑,我太熟悉了。
“行了,哭完了,没事了。”她坐在沙发上,把茶几上的碗筷收拾了一下,“你吃饭了吗?我给你下碗面?”
“你别忙了。”我拉住她,“坐下,我们好好谈谈。”
“谈什么?账本你都看了,还有什么好谈的?”
“谈谈这十年。”
她愣了一下,然后靠回沙发上,双手交叉放在肚子上,看着天花板上的日光灯管。灯管有些年头了,两头已经发黑,一闪一闪的,像一个快要熄灭的生命。
“十年了,真快。”她说。
“是啊,真快。”
“你还记得咱俩第一次去批发市场买菜吗?”她忽然笑了,那个笑是真的笑,眼睛弯弯的,跟以前一样,“凌晨三点就起床了,我骑着那辆破三轮,你在后面坐着,冻得直哆嗦。到了市场,你连菜都分不清,把韭菜当葱买,气得我够呛。”
“我第一次买菜嘛,哪分得清。”
“后来你就再也不去了。”她看了我一眼,语气里没有责怪,只有陈述。
“我是真的不懂那些,去了也是添乱。”
“我知道。”她点点头,“你有你的长处,你有文化,会算账,跟人打交道也比我强。我这个人嘴笨,就会干活。咱们俩是互补,你是脑力,我是体力。”
“可你干的,不止是体力。”
她没说话。
“苏敏,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店里的情况不好,你跟我说,我们一起想办法,总比你一个人扛着强。”
“我跟你说有什么用?”她转过头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责怪,不是委屈,是一种很复杂的、混合了心疼和无奈的东西,“你跟陈建国的关系本来就不太好,我再拿店里的事烦你,你们不更得吵架?”
“陈建国是陈建国,店是店,两码事。”
“怎么是两码事?”她的声音忽然高了一点,“你那些分红,你每个月拿回去的那些钱,你以为我不心疼?我心疼死了!那是我一点一点从利润里抠出来的,是我省吃俭用省下来的,是我……”
她停住了,咬了咬嘴唇,把后半句话咽了回去。
“是你什么?”
“没什么。”她别过脸去,不看我。
我站起来,走到她面前,蹲下来,强迫她看着我。
“苏敏,你看着我。你告诉我,你每个月给自己留多少生活费?”
她不说话。
“多少?”
“……一千。”
“一千?”我的声音拔高了,“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不固定,有时候多有时候少。”
“多的时候多少?少的时候多少?”
“多的时候两千多,少的时候几百块。”
我算了一下,按账本上记的数字,苏敏这三年的平均月收入不到一千五。在这个城市,一千五是什么概念?是连房租都不够的概念。她的房租一个月一千二,也就是说,她每个月靠自己的钱,连房租都快交不起了,更别说吃饭、坐车、买药。
“你怎么活的?”我的声音在发抖。
“我有存款。”
“你有什么存款?你的存款不都投到店里了吗?”
她不说话了。
我站起来,走到她的卧室门口,推开门。
卧室很小,一张单人床,一个衣柜,一张桌子。床上的被褥是旧的,洗得发白,枕头上有一块汗渍。桌子上的台灯灯罩歪了,用胶带缠着。窗户的玻璃裂了一道缝,用透明胶粘着。
衣柜的门开着,里面挂着几件衣服,都是旧的,最贵的可能不超过五十块钱。
我打开桌子抽屉,里面有一个信封,信封里装着几百块钱,还有一张存折。
存折上的余额是:三百二十七块五毛。
三百二十七块五毛。
这是苏敏的全部积蓄。
一个开了三家饭店、干了十年的老板,全部积蓄,三百二十七块五毛。
我拿着那张存折,手抖得厉害,眼前一片模糊。
苏敏站在卧室门口,看着我,脸上没有表情。
“你别看了。”她走过来,把存折从我手里抽走,放回抽屉里。
“苏敏,你疯了。”
“我没疯。”
“你三年没拿分红,把所有的钱都给了我,你自己过得跟乞丐一样,你还说你没疯?”
“我不需要那么多钱。”她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不像一个正常人,“我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你不一样,你有孩子要养,有老公要操心,你的压力比我大。”
“那是我的事,不是你的事!”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她看着我,眼眶又红了,“你忘了吗?咱俩上初中的时候,你被班里那些女生欺负,是谁替你出头?是我。你被班主任冤枉偷东西,是谁去办公室跟老师吵架?是我。你爸生病住院没钱交押金,是谁把自己的压岁钱全给了你?是我。你结婚的时候,是谁帮你缝的嫁衣?是我。你生孩子的时候,是谁在医院守了一天一夜?是我。”
她的声音越来越大,眼泪随着声音往外涌。
“方琳,你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人。我没有什么亲人,我妈走了以后,这个世界上我只有你了。你的店就是我的店,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你跟我算那么清楚干什么?”
我站在原地,浑身发抖,眼泪止不住地流。
“可我不能让你一个人扛。”我终于说出了一直堵在嗓子眼的话,“苏敏,我不能。你把什么都扛了,我做什么?我算什么?我是你的合伙人,不是一个废物!”
“你不是废物。”她走过来,握住我的手。她的手很粗糙,指节粗大,掌心上全是老茧,指甲缝里有洗不掉的油渍,“你是方琳,你是我妹。”
我抱住她,两个人站在那间狭小的卧室里,抱在一起,哭得像个傻子。
窗外的麻雀还在叫,楼下的孩子还在哭。
这世界好像什么都没变,又好像什么都变了。
第五章、陈建国的算盘
从苏敏家回来,我失眠了一整夜。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那本账本上的数字。三千,五千,一千八,五百,那些数字像蚂蚁一样在我脑子里爬,爬得我心烦意乱。
陈建国在旁边打着呼噜,睡得跟死猪一样。他今天又去打麻将了,赢了三百多块钱,回来的时候心情不错,还跟我说了两句话。
“你那店最近怎么样?”
“还行。”
“还行是怎么样?分红少了没有?”
“少了点。”
“少了多少?”
“一千多。”
他皱了皱眉,没再说什么,翻身就睡了。
一千多块钱的损失,对他而言不算什么。他打一晚上麻将,输赢都不止这个数。可对苏敏来说,那一千多块钱是她一个月的饭钱、是她的房租、是她活下去的命根子。
我把被子蒙在头上,黑暗里,那些数字又涌上来了。
第二天一早,我给苏敏打了个电话。
“苏敏,我今天来店里,有事跟你商量。”
“什么事?”
“见面说。”
到了店里,苏敏正在后厨忙活。她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厨师服,袖子卷到手肘,露出两条瘦得像柴火棍一样的手臂。她在切菜,刀工很利落,刀落在案板上,笃笃笃,节奏很快。
“来了?”她头都没抬,“坐吧,我给你倒杯水。”
“你别忙了,过来坐,我跟你说个事。”
她放下刀,洗了手,走到我面前坐下。
“苏敏,我决定了,我要把城南老店盘出去。”
她愣住了,手里的抹布掉在地上。
“你说什么?”
“城南老店是唯一赚钱的店,趁现在还有人愿意接手,盘出去,拿回来的钱补城北和城东的窟窿。”
“不行。”她的声音很坚决,“城南老店是咱们的根本,盘出去了,咱们就什么都没有了。”
“现在是保命要紧,不是保根本的问题。”我看着她的眼睛,“三家店亏两家,再拖下去,三家全完蛋。不如舍一家保两家,或者干脆三家全盘了,及时止损。”
“盘了店,员工怎么办?老顾客怎么办?咱们这十年打下的口碑怎么办?”
“苏敏,你听我说。”
“我不听。”她站起来,声音大了,“我不同意盘店。这店是我一点一点做起来的,每一个碗、每一张桌子、每一盏灯,都是我亲手挑的、亲手擦的、亲手安的。你不能说盘就盘。”
“那你有别的办法吗?”
她没有回答。
“苏敏,你告诉我,你有别的办法吗?”
她看着我,嘴唇在抖,眼眶红了,但没哭。
“有。”她说,“我去借。”
“跟谁借?”
“跟你……跟你没关系,我自己想办法。”
“你除了找银行和找亲戚,还有别的门路吗?”我叹了口气,“苏敏,你承认吧,你没办法了。”
她咬着嘴唇,不说话了。
这时候,门口忽然传来一个声音。
“哟,两位老板开会呢?”
我转头,看见陈建国站在门口,手里夹着一根烟,嘴角带着笑,但那笑容怎么看怎么不舒服。
“建国?你怎么来了?”我站起来。
“路过,进来看看。”他走进来,四下打量了一下店里的环境,目光在墙上那张十年前的老照片上停了一下。照片是我跟苏敏的合影,两个人穿着白色的厨师服,站在店门口,笑得很傻。
“这店开了十年了吧?”他问。
“十年了。”苏敏说。
“不容易。”他把烟掐灭在门框上,走进来坐下,“我刚才在外面听了一耳朵,你们在说盘店的事?”
苏敏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是。”我说,“生意不好,想盘掉。”
“盘掉可惜了。”陈建国翘起二郎腿,靠在椅背上,“这店位置不错,人流量大,好好经营还是有前途的。”
“问题是经营不下去了。”我的语气有点冲,“城北城东都在亏,城南也支撑不了多久了。”
“那我有个主意。”陈建国看着苏敏,眼神里带着一种让人不舒服的审视,“苏敏,你跟琳琳合伙十年了,这个店能开到现在,主要功劳是你的。琳琳就是个甩手掌柜,什么都不管。现在店要倒了,你跟琳琳商量盘店,不如跟我商量另一种方案。”
“什么方案?”苏敏问。
“你把琳琳的股份买下来,一个人干。”陈建国说得轻描淡写,好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一样,“琳琳那份,我出钱给你,你以后自己当老板。”
屋里安静了。
我看着陈建国,苏敏看着陈建国,墙上那盏老旧的吊扇在头顶吱呀吱呀地转,转得人心烦。
“陈建国,你说什么呢?”我的声音压得很低。
“我说什么你不明白?”他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种“我是为你好”的假惺惺,“你跟苏敏合伙这么多年,你出过什么力?现在店要倒了,你还跟着往里赔钱?不如趁早脱身,把股份卖给她,你拿钱走人,她一个人扛,亏了也跟你没关系。”
“你是让我甩了苏敏?”
“不是甩,是及时止损。”他纠正我,“做生意就是这样,亲兄弟明算账。你跟苏敏再好,也不能拿钱打水漂。”
“陈建国,你闭嘴。”
“琳琳,你听我说……”
“我说闭嘴!”
我的声音很大,后厨的几个员工都探出头来看。苏敏站起来,对员工们摆了摆手:“没事没事,你们继续干活。”
陈建国也站起来了,脸有点挂不住,语气变了:“方琳,你别不识好歹。我这是为你好。你跟苏敏合伙十年,你投了多少钱?三万。你从店里拿了多少钱?我帮你算算,这十年你拿的分红,少说也有二十多万吧?你投三万拿二十多万,你还想怎样?”
“那是我应得的。”我说。
“你应得的?”陈建国笑了,那个笑声很刺耳,“你天天在家睡觉,偶尔来店里吃顿饭,你就应得二十多万?方琳,你心里没点数?”
“陈建国,你再说一句试试。”
“我再说一百句也是这样。”他走到苏敏面前,指着她的鼻子,“苏敏,我把话挑明了。我老婆这些年跟你合伙,她是没干什么活,但你也没吃什么亏。没有她的三万块钱启动资金,你的店开得起来吗?没有她每个月从咱家拿钱补贴店里,你的店能撑到现在吗?你以为你一个人扛了所有的事?我告诉你,你扛不了的背后,是我们家在撑着!”
苏敏的脸白得像纸。
“陈建国!”我冲上去,一把推开他,“你给我滚出去!”
“你推我?”他的眼睛瞪圆了,声音也大了,“方琳,你为了一个外人推我?”
“她不是外人!”我站在苏敏前面,护着她,像小时候她护着我一样,“她是我姐,是我妹,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人!你再说她一句不好,我跟你离婚!”
陈建国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东西,我从来没见过。
不是愤怒,不是委屈,是一种很复杂的、混合了震惊和不甘的东西。
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后什么都没说,转身走了。
店里的门被他摔得震天响。
我站在原地,胸口剧烈地起伏着,心脏跳得像要蹦出来。
身后,苏敏轻轻拉了拉我的衣角。
“琳琳,你别跟他吵架。”
“我没跟他吵架。”
“你刚才说要跟他离婚。”
“我说的是真的。”
“你别冲动。”她的声音很轻,“你跟他离婚了,孩子怎么办?你怎么办?”
“我有店。”
“店快没了。”
“那就再开。”
她没再说话。
我转过身,看见她的眼睛红红的,但没有哭。
她今天一滴眼泪都没掉。
从我发现账本到现在,她只哭了一次,之后就再也没哭过。好像那一次哭,把所有的委屈都哭完了,剩下的,只有平静。
一种让人心疼的平静。
第六章、藏在菜单里的密码
陈建国走了以后,店里安静了很久。
苏敏回到后厨,继续切菜。笃笃笃,刀落在案板上,节奏很稳,不快不慢,跟平时一模一样。
我跟进去,站在她身后,看着她切菜。
“你出去吧,别在这儿站着,油烟大。”她头都没回。
“苏敏。”
“嗯。”
“咱们把城北和城东关了吧。”
刀停了。
她放下刀,转过身,看着我。
“城南老店继续开,但也要想办法转型。”我继续说,“现在餐饮行业变化太快了,咱们还是十年前的老模式,肯定不行。我回去做个方案,看看怎么调整菜单、怎么优化成本、怎么搞线上营销。”
“你懂这些?”她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点惊讶。
“我不懂可以学。”我说,“这十年你一直在干活,我也该干点活了。”
她看了我很久,然后笑了。那个笑跟以前不一样,不是弯弯的,是直的,嘴角往上翘,眼睛里有一种亮晶晶的东西。
“好。”她说,“那咱们一起干。”
从那天起,我开始真正地参与到饭店的经营里。
我把三家店的所有数据调出来,仔仔细细地分析了一遍。毛利率、翻台率、客单价、复购率、员工成本、食材成本、房租水电,所有能想到的指标,我都拉了一张大表,一项一项地算。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
城北那家店,月租金八千,员工工资一万二,食材成本三万,其他杂费两千,月总成本五万二。而月营业额只有四万五,也就是说,每个月净亏七千。
城东那家店更夸张,月租金六千,员工工资九千,食材成本两万五,其他杂费一千五,月总成本四万。月营业额只有三万二,每个月净亏八千。
两家店加在一起,每个月亏一万五。
城南老店稍微好一点,月营业额七万,成本五万,净利润两万。但如果把城南的利润拿去补贴城北和城东,到手的净利润只有五千。
而这五千,苏敏还大部分给了我。
我把这些数字摆在苏敏面前,她看着那张表,沉默了很久。
“我知道亏,但没想到亏这么多。”她说。
“你从来没算过?”
“算过,但没你这么细。”她苦笑了一下,“我也不太会算这些,我就是每天记账,月底看看赚了多少。这几年的账太乱了,我自己都看不明白。”
“以后账我来管。”我说,“你负责把菜做好,其他的交给我。”
“你会算账?”
“我好歹上过高中,比你强点。”
她笑了。
从那天起,我开始跑三家店,跟员工聊天,跟顾客聊天,跟供应商聊天。我把苏敏这些年积累下来的所有经验都收集起来,整理成册,做成了一套标准化操作手册。
菜单也改了。
以前的菜单是苏敏自己定的,一百多道菜,什么都有,厨房备料压力大,出餐速度慢,而且很多菜点的人少,备了料卖不出去,浪费严重。
我跟苏敏商量了三天,把菜单砍到了四十道菜。保留所有招牌菜,去掉那些点单率低、利润薄的菜,增加了几道适合外卖的菜品。
苏敏一开始不同意,说顾客来了想吃的没有怎么办。
我说:“顾客不是来吃菜单的,是来吃你的手艺的。你把你的拿手菜做好,比什么都强。”
她将信将疑地试了一个月。
一个月后,城南老店的营业额上涨了百分之十五,食材成本下降了百分之八,毛利率从百分之四十提到了百分之四十八。
苏敏看着那个月的报表,嘴张了老大,半天没合上。
“这是真的?”
“真的。”
“你算的没错?”
“我算了三遍。”
她把那张报表看了又看,然后抬起头,看着我,眼里有光。
“琳琳,你比我能干多了。”
“不是我比你能干,是你一个人干了太多人的活,没时间想这些。”
她愣了一下,然后低下头,没说话。
我知道她在想什么。
她在想,如果早几年让我参与到店里来,或许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可我也在想,如果早几年我主动一点,多关心一下店里的事,多关心一下她,或许她就不会一个人扛了三年。
我们俩都在想“如果”。
可世上没有如果。
第七章、供货商的秘密
菜单改了以后,城南老店的生意慢慢好起来了。
但城北和城东还是老样子,亏钱。
我跑了几个星期,发现了一个问题:城北和城东的供货渠道有问题。
苏敏这些年的采购模式是:每天早上四点去批发市场,自己挑菜、自己砍价、自己运回来。这个模式对城南老店来说没问题,因为离市场近,来回方便。但对城北和城东来说,问题就大了——她不可能每天早上跑三个市场,所以她只能给城北和城东的店配一个采购员,让采购员去市场买菜。
采购员不是苏敏,不懂怎么挑菜、不会砍价、也不知道哪家供货商靠谱。久而久之,城北和城东的食材成本比城南高了将近百分之二十,而且品质还不稳定。
我跟苏敏商量,统一供货商。
“找一家靠谱的配送公司,每天统一采购、统一配送,三家店用一个供货渠道。这样既能保证品质,又能降低成本。”
“配送公司比市场贵。”苏敏说。
“贵是贵一点,但省下来的油钱、时间、人工,算下来比市场便宜。而且采购员可以不用了,三个人一个月的工资加起来快四千,这笔钱省下来,够配送费了。”
苏敏算了一会儿,点了点头:“你说得有道理,但得找靠谱的配送公司。我以前找过,送来的菜不新鲜,我退回去好几次,后来就不用了。”
“我来找。”
我花了一个星期,跑了五家配送公司,对比了价格、品质、服务,最后选了一家。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姓周,以前也是开饭店的,后来转行做配送。她懂行,知道开饭店的人要什么,送来的菜品质稳定,价格也公道。
我跟周姐签了三个月的试供合同,要求她每天早上六点前把菜送到三家店,如果出现品质问题,第一次警告,第二次罚款,第三次解约。
周姐笑着说:“方老板,你放心,我做这行五年了,从来没有因为品质问题被解约过。”
三个月试下来,城北和城东的食材成本降了百分之十五,品质稳定了,顾客投诉也少了。
我把这个结果汇报给苏敏,她正在后厨炒菜,听了以后放下锅铲,擦了擦手,接过报表看了一会儿。
“琳琳,你真的很厉害。”她说。
“这不是厉害,这是正常操作。”我说,“以前是你一个人干了太多人的活,没时间想这些。”
“你这是在夸我还是在损我?”
“夸你。”我笑了,“你是最棒的厨师,我是最差的老板。咱们俩凑一块儿,勉强算个正常人。”
她也被我逗笑了,笑得很开心,眼睛弯弯的,跟十年前一样。
但笑着笑着,她的眼眶忽然红了。
“怎么了?”我问。
“没事。”她转过身去,继续炒菜,锅铲碰着铁锅,发出刺啦刺啦的声音,“就是觉得……有你在,真好。”
我站在后厨门口,看着她的背影。
她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厨师服,袖子卷到手肘,露出两条瘦得像柴火棍一样的手臂。她在炒菜,动作很利落,颠勺、翻锅、调味,一气呵成,像一个舞者在跳舞。
这十年,她每天都在跳舞,在灶台前跳舞,在菜市场跳舞,在收银台前跳舞。
而我,一直在台下当观众。
偶尔鼓鼓掌,偶尔叫个好,偶尔来后台看看她,说一句“辛苦了”。
可“辛苦了”三个字,太轻了。
轻得像一片落叶,掉在地上,一点声音都没有。
第八章、苏敏的过去
供货商的问题解决了,成本降下来了,但城北和城东还是亏。
根本问题不是成本和品质,是位置和竞争。
城北那家店,旁边的两家新饭店太强了。一家是连锁品牌,装修花了五十多万,菜品研发有专门的团队,营销活动一周搞一次。另一家是网红店,主打年轻人市场,装修风格时尚,菜品摆盘精致,拍照发朋友圈特别好看。
我们那家店,装修是十年前的老风格,菜是苏敏的家常菜,营销基本没有。
竞争不过,正常。
我跟苏敏说:“城北店必须关。”
她这回没反对,沉默了很久,点了点头。
“城东店呢?”
“城东店我再想想办法。”我说,“学校旁边,位置其实不错,客流量大。问题是我们现在的菜品不适合学生群体。学生要的是便宜、快捷、口味重,咱们的家常菜太家常了,没什么记忆点。”
“那怎么办?”
“改。”我说,“把城东店改成快餐店,主营盖浇饭、炒饭、面条,单价控制在十五块以内,出餐速度控制在五分钟以内。店面重新装修一下,搞得明亮一点、年轻一点。”
“又要花钱。”
“花不了多少,简单装修,把墙刷白,换个灯,换套桌椅,两万块钱应该够了。”
“两万块钱哪里来?”
“我想办法。”
苏敏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东西,我说不上来。
“琳琳,你变了。”她说。
“哪里变了?”
“以前你从来不会说‘我想办法’这三个字。你都是说‘你看着办吧’。”
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人总是会变的。”
“为什么变?”
我想了想,说了一句:“因为我发现,我不变的话,你就要倒了。你不能倒,你是我姐。”
她的眼眶红了,这回没忍住,眼泪掉了一颗,砸在灶台上,瞬间蒸发成一缕白气。
“你也是我妹。”她说。
那天晚上,我和苏敏坐在城南老店的角落里,一人一瓶啤酒,对着喝。
店里打烊了,灯关了,只留了门口那盏小灯,昏黄的光照在桌子上,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
“苏敏,我问你个事。”
“嗯。”
“你这些年,为什么不找对象?”
她喝了一口啤酒,没说话。
“是真的没感觉,还是别的原因?”
“都有吧。”她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上的吊扇,“我觉得我这个人吧,不太适合结婚。我一个人过惯了,自由自在的,不想被人管。”
“那老了怎么办?”
“老了有你啊。”她笑了笑,“你儿子不就是我儿子吗?”
“我儿子是我儿子,不是你儿子。他将来养我不养你,我可说不准。”
“那你让他养两个。”她打了个哈哈,“反正一个也是养,两个也是放,不差我一个。”
我没笑。
“苏敏,你说实话。”
她放下啤酒瓶,看着我。
“什么实话?”
“你到底为什么不结婚?”
她沉默了很长时间,长到那瓶啤酒都快没气了。
“你想听?”她问。
“想。”
“行,那我告诉你。”
她深吸了一口气,像是在做一件很艰难的事。
“二十二岁那年,我谈过一个对象。谈了三年,快结婚了。”
我愣住了。她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件事。
“后来呢?”
“后来他出车祸了,没了。”
屋里的空气忽然变得很重。
“就在结婚前一个月,他骑摩托车去县城买东西,在路上被一辆大卡车撞了,当场就不行了。我去医院的时候,他已经盖着白布了。我掀开白布看了一眼,他脸上全是血,眼睛闭着,跟睡着了一样。”
她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故事。
“我那时候想跟着他去。我站在医院的天台上,站了一个多小时,想往下跳。后来我妈给我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回去吃饭,说炖了我爱喝的排骨汤。我就没跳。”
“从那天起,我就没再找过对象。”
“不是不想找,是不敢找。”她低下头,看着手里的啤酒瓶,“我害怕了。怕再经历一次,怕再来一次我就真的跳了。”
我伸出手,握住了她的手。
她的手冰凉的,指尖在微微发抖。
“苏敏,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早告诉你有什么用?你那时候刚结婚,日子过得正红火,我不想拿这些事给你添堵。”
“添什么堵?我是你妹,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我知道。”她反握住我的手,握得很紧,“所以我现在告诉你了。”
窗外的路灯亮了,昏黄的光照进来,落在她脸上,照出她眼角的细纹。她今年三十七了,眼角有皱纹了,鬓角有几根白发了。她老了,不是那种慢慢变老的,是一夜之间老了的。
在二十二岁那年的天台上。
第九章、城东店的逆袭
城东店的改造花了将近两个月。
装修确实没花多少钱,苏敏自己动手刷的墙,我去二手市场淘的桌椅板凳,灯是在网上买的便宜货,一共花了不到一万五。
最难的是菜品。
学生群体要求高,既要便宜又要好吃,还要出餐快。苏敏闷在后厨试了一个多星期,每天做十几道菜,让我试吃。我吃得都快吐了,但还得忍着,一道一道地品,给出意见。
最后定下来十二道盖浇饭、六道炒饭、四种面条。价格从八块到十五块不等,最贵的是牛肉盖浇饭,十五块,牛肉给得实在,满满一大勺,堆在饭上像座小山。
开业那天,我们搞了个活动:前三天所有菜品八折,消费满十块钱送一瓶饮料。
第一天,来了五十多个学生,营业额六百多。
第二天,来了八十多个,营业额一千出头。
第三天,来了一百二十多个,营业额一千六。
苏敏在后厨忙得脚不沾地,我在前台招呼客人、收银、打包外卖,两个人从早上十点忙到晚上九点,连口水都没顾上喝。
打烊以后,苏敏瘫在椅子上,浑身是汗,脸上都是油烟,但笑得特别开心。
“琳琳,你猜今天卖了多少钱?”
“一千六。”
“你怎么知道?”
“我收的银,我能不知道吗?”
她嘿嘿笑了,擦了擦额头的汗,站起来拍了拍围裙。
“明天咱们继续。”
城东店慢慢地活了。
第一个月,营业额两万八,比改造前翻了一倍多,虽然还没盈利,但离盈利只差一口气。第二个月,营业额三万三,终于盈利了,虽然只有八百块,但好歹是正的了。
苏敏拿到那张财务报表的时候,手在发抖。
“琳琳,我们做到了。”
“是你做到了。”我说,“菜是你做的,店是你守的,我就是动动嘴皮子。”
“你动动嘴皮子就管用,以前你怎么不动?”
“以前懒。”
“现在不懒了?”
“现在不敢懒了。”我说,“你太累了,我得替你分担点。”
她的眼眶红了,但又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就掉下来了。
“琳琳,你这个人吧,就是欠逼。以前日子过得太舒服了,你不当回事。现在日子不好过了,你反而活了。”
“你这是夸我还是骂我?”
“夸你。”她擦了擦眼泪,“真的,夸你。”
第十章、陈建国的债
日子刚有点起色,陈建国那边出事了。
那天我正在城东店帮忙,忽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是方琳女士吗?”
“是我。”
“我是城东区人民法院的,这里有一份关于您丈夫陈建国的诉讼材料,需要您本人签收。”
我的脑子嗡了一下。
“什么诉讼?”
“民间借贷纠纷,原告是一个叫王德胜的个人,借款金额三十万,逾期未还。”
三十万。
我的手开始发抖。
“陈建国现在在哪?”
“我们也联系不上他,所以材料寄到了您的户籍地址。如果您能联系上他,请转告他尽快到法院来应诉。”
挂了电话,我打陈建国的手机,关机。
打他公司的电话,没人接。
打他朋友的电话,都说不知道他去哪了。
我坐在店门口,太阳很大,晒得人头皮发麻,可我浑身发冷。
苏敏从店里出来,看见我的脸色,吓了一跳。
“怎么了?”
“陈建国欠了别人三十万,跑了。”
她愣住了。
“三十万?他欠这么多钱干什么?”
“不知道。”我低下头,双手捂着脸,“可能是赌的,可能是生意上的,我不知道。他从来不在我面前提钱的事,每次问他都是‘还行还行’,谁知道他在外面欠了这么多。”
“你先别急,打电话问问他的朋友。”
“都打了,没人知道他去哪了。”
苏敏蹲下来,握着我的手。
“琳琳,你别怕。不管发生什么事,有我在。”
我抬起头看着她,她的眼神很坚定,像一块石头,稳稳当当的,让人安心。
“苏敏,店里的钱不能动,那是咱们的命根子。”
“我知道。”
“那些债,我自己想办法。”
“你怎么想办法?你有钱吗?”
“我……”
“你没有。”她替我说了,“你跟我一样,穷光蛋一个。咱们俩加一块儿,全部身家就是这三家店。三家店还欠着一屁股债,连盘都盘不出去。”
“那怎么办?”
“慢慢还。”她说,“三十万,多吗?多。但不是还不起。咱们三家店,一个月净利润如果能做到两万,一年就是二十四万。不吃不喝一年半就还完了。”
“一年半不吃不喝,你疯了?”
“我没疯。”她站起来,把围裙解下来,重新系紧,“我只是不想让你一个人扛。”
我看着她,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十年前,我拿出嫁妆钱的时候,她也说过类似的话。
“赔了算我的。”
十年后,她还是在说类似的话。
“不想让你一个人扛。”
这个人,这辈子,到底要替我扛多少东西?
第十一章、法院的传票
陈建国消失了半个月。
这半个月里,我跑遍了所有能跑的地方,打听他的下落。去他的公司,大门紧锁,里面搬空了。去他的麻将馆,老板说他已经好几天没来了,还欠着两千块钱的麻将钱。去他的几个狐朋狗友家,都说不知道他去哪了,有一个喝醉了才说漏嘴:“建国啊,他跑路了,欠了一屁股债,不走怎么办?”
我回到家,看着那个空荡荡的家,两个孩子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正在客厅里看电视。老大十岁,老二六岁,一个看动画片,一个玩积木,各玩各的,不吵不闹。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他们,心里像刀割一样。
不是心疼陈建国,是心疼孩子。他们以后要背着“爸爸是老赖”的名声长大,在学校里被人指指点点,在亲戚面前抬不起头。
我拿起手机,给苏敏打了个电话。
“苏敏,我要离婚。”
“你想好了?”
“想好了。”
“孩子怎么办?”
“我带。”
“房子呢?”
“房子是租的,没什么好分的。”
“钱呢?”
“他欠一屁股债,哪有钱?”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琳琳,你来店里住吧,我那有个小隔间,你先住着,慢慢想办法。”
“不用,我能应付。”
“你怎么应付?你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还要打工还债,你告诉我你怎么应付?”
我没说话。
“琳琳,你别逞强。”她的声音软下来,带着一种让人没法拒绝的温柔,“你以前不是最会依赖我吗?怎么现在不会了?”
“以前不懂事。”
“现在懂事了?”
“嗯。”
“懂事的人就不会逞强。”她说,“听话,明天带孩子过来,我把隔间收拾一下。”
我挂了电话,把手机攥在手心里,攥得指节发白。
第二天,我带着两个孩子去了苏敏的出租屋。
她那个一室一厅,本来就小,多了三个人,更挤了。她把卧室让给我和孩子睡,自己在客厅沙发上打地铺。我说不用,她说没事,她一个人睡哪都行。
晚上,孩子睡了以后,我和苏敏坐在阳台上,一人一瓶啤酒,对着喝。
天上的星星很多,密密麻麻的,像撒了一把碎银子。
“苏敏。”
“嗯。”
“你恨不恨我?”
“恨你什么?”
“恨我把你拖下水。十年前拖你下水开饭店,十年后拖你下水帮我还债。”
她喝了一口啤酒,看着天上的星星。
“方琳,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有一个毛病。”
“什么毛病?”
“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她转过头看着我,眼神很认真,“你以为开饭店是你拖我下水的?不是,是我自己愿意的。你以为帮你还债是你拖我下水的?也不是,是我自己愿意的。你从来没有拖过我,是我自己跳到水里的。”
“你为什么要跳?”
“因为你在水里。”她说,“你在水里,我怎么能站在岸上看着?”
我的眼泪又下来了。
“苏敏,你对我太好了。”
“我对你好是因为你值得。”她伸出手,擦了擦我的眼泪,“你别哭了,哭多了对眼睛不好。你以后还要帮我算账呢,眼睛坏了可不行。”
我被她逗笑了,笑着笑着又哭了。
那天的星星特别亮,亮得不像真的。
像是有人在天空上铺了一层碎玻璃,月光照在上面,闪闪发光。
第十二章、离婚
离婚手续办得很顺利。
陈建国终于出现了,是在法院打来电话说再不出现就强制执行之后。他瘦了很多,头发乱糟糟的,胡子拉碴的,穿着一件皱巴巴的夹克,整个人像老了十岁。
他没有争孩子,没有争财产,因为没什么好争的。他只是低着头,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然后站起来,看了我一眼。
“方琳,对不起。”
“你对不起的不是我,是孩子。”我说。
他没说话,转身走了。
走出民政局大门的时候,他停了一下,但没有回头。阳光照在他背上,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一个倒在地上的人。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人海里,心里没有悲伤,没有愤怒,只有一种说不清的空。
不是空荡荡的那种空,是那种被掏空了以后、还没有东西填进去的那种空。
苏敏在门口等我,看见我出来,走过来,没有说话,只是把手搭在我肩膀上。
我靠着她,站了很久。
“走吧。”她说。
“去哪?”
“回家。”
“回哪个家?”
“回咱们的家。”
她说“咱们的家”的时候,语气很自然,好像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我跟着她回了出租屋,两个孩子正在客厅里写作业。老大在写数学,老二在画画,画的是一个小房子,房子前面站着两个人,一高一矮,手牵着手。
“这是谁?”我问老二。
“这是妈妈,这是苏阿姨。”老二指着画上的人,“我们在晒太阳。”
我看着那幅画,鼻子酸了。
在孩子的世界里,苏敏已经是这个家的一部分了。
不,不是“已经是”,是“一直是”。
从他们出生起,苏敏就一直在。老大出生的时候,苏敏在医院守了一天一夜;老二出生的时候,苏敏也是第一个到的。孩子们的每一次生日,苏敏都在;每一次家长会,如果我去不了,苏敏就会替我去。
她不是他们的妈妈,但她做的每一件事,都像一个妈妈。
我把那幅画贴在冰箱上,跟以前那些画贴在一起,大大小小的,花花绿绿的,把冰箱门贴得满满当当。
苏敏下班回来,看见那幅新贴的画,蹲下来看了很久。
“老二画的?”
“嗯。”
“画得真好。”她伸手摸了摸那幅画,手指在画上那两个牵手的人上面停了一下,然后笑了笑,站起来去厨房做饭了。
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她切菜。
她切得很慢,很仔细,每一刀都落在该落的地方,不多不少,刚刚好。
“苏敏。”
“嗯。”
“以后,咱们好好过日子。”
“什么叫以后?”她头都没抬,“咱们不是一直在好好过日子吗?”
我笑了。
“也是。”
第十三章、最后一搏
离婚以后,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饭店上。
城北店最终还是关了。违约赔了八万块,钱是从苏敏的亲戚那里借的,打了欠条,利息按银行算。
城东店慢慢走上正轨,月营业额稳定在三万五左右,净利润四五千。
城南老店经过几个月的调整,生意好了很多,月营业额做到了九万,净利润两万多。
三家店变成了两家,但总收入没降多少,成本却降了一大截。以前三家店月总成本十几万,现在两家店月总成本不到八万。
我跟苏敏算了一笔账:两家店加在一起,月营业额十二三万,净利润两万五到三万。刨去各种开支,每个月能剩下一万五到两万。
这笔钱,一半还债,一半留着。
苏敏说:“先还你前夫的债吧,那三十万是大事,拖久了利息高。”
“那三十万不是我前夫的债,是我自己的债。”我说,“离婚的时候我签了协议,他的债务跟我没关系,但那些债主不会这么想。他们找不到陈建国,就会来找我。”
“那咱们就还。”苏敏说,“三十万,两年还清。”
“两年?咱们一个月能剩一万五,两年三十六万,刚好够。但这期间一分钱不能花,你连件衣服都不能买。”
“我不买衣服,我又不是小姑娘了。”
“苏敏。”
“嗯。”
“你真的不后悔?”
“你又来了。”她瞪我一眼,“方琳,我跟你说最后一遍,我不会再说第二遍。”
“好,你说。”
“我苏敏,这辈子最不后悔的事,就是跟你合伙开饭店。第二不后悔的事,就是帮你扛这些破事。你要再问我后不后悔,我跟你翻脸。”
我举起双手,做投降状。
“不问了,再也不问了。”
她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继续切菜。
接下来的日子,我跟苏敏像两台上了发条的机器,每天从早转到晚。
我负责前台、营销、财务、采购对接,苏敏负责后厨、菜品研发、人员管理。两个人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像一对磨合了十几年的搭档。
事实上,我们确实磨合了十几年。
从初中到现在,二十多年了。
这二十多年里,我们吵过架、红过脸、冷战过,但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彼此。她是我生命中最稳定的存在,比父母还稳定,比丈夫还稳定,比任何东西都稳定。
钱没了可以再挣,店倒了可以再开。
人没了,就真的没了。
所以,我不能让她倒。
第十四章、雨夜
2024年秋天,陈建国的债还了一半。
十五万,整整十五万,像一块大石头,从胸口搬走了一半。虽然还剩一半,但至少能看到希望了。
那天晚上下着大雨,我和苏敏在城南老店算账。雨太大,店里没有客人,我们就关了门,坐在角落里对账。
账本摆在桌上,一页一页地翻,数字一个一个地对。苏敏的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我用计算器按,两个人对了两个多小时,终于把上个月的账对平了。
“累死了。”苏敏伸了个懒腰,靠在椅背上,“琳琳,你说咱们什么时候能把债还完?”
“明年这个时候。”
“真的?”
“我算过了,以现在的利润,明年十月之前能还完。”
她笑了,笑得特别轻松,像个孩子。
“还完债以后,我想给自己买件新衣服。”
“买,买好的。”
“还想烫个头发。”
“烫,烫卷的。”
“还想……”
“还想什么?”
“还想找个对象。”她说完就笑了,笑得有点不好意思。
我也笑了,笑着笑着,眼眶红了。
“苏敏,你终于想通了。”
“不是想通了,是不怕了。”她低下头,手指在桌面上画圈,“我想了想,我今年三十七了,再不找就真的老了。我不想一个人过一辈子,我也想有个家,有个人等我回家,有个人跟我说说话。”
“你会的。”我握住她的手,“你一定会找到的。”
“万一找不到呢?”
“找不到也没关系,你有我。”
她看着我,眼睛里有泪光,但没掉下来。
“琳琳,你知道吗,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就是认识了你。”
“我也是。”
外面的雨越下越大,打在窗户上,噼里啪啦的,像一首不知名的曲子。
我们俩就那样坐在角落里,手握着手的,听着雨声,谁都没有说话。
有些话,不用说。
放在心里,比说出来更重。
第十五章、新菜单
2025年春天,陈建国的债终于还清了。
最后一笔钱打进那个账户的时候,我坐在银行柜台前,看着窗口里那个柜员操作电脑,手指在键盘上敲了几下,然后抬起头说:“好了,办完了。”
就这么简单?我问。
就这么简单。
我走出银行,站在台阶上,阳光很好,照得人睁不开眼。我拿出手机,给苏敏打了个电话。
“苏敏,还完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一个声音,不是苏敏的声音,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喂,琳琳姐,苏敏在后厨呢,你等一下。”
“你是谁?”
“我是新来的厨师,姓刘。”
“哦,你好,麻烦叫一下苏敏。”
过了一会儿,苏敏接了电话,声音有点喘:“怎么了?”
“还完了。”
“什么还完了?”
“陈建国的债,还完了。”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笑了。
“好,今晚庆祝一下。”
晚上,苏敏在店里做了一大桌子菜。糖醋排骨、酸菜鱼、红烧茄子、西红柿炒鸡蛋,全是老菜式,全是十年前的味道。
新来的厨师小刘在旁边打下手,一边切菜一边偷看苏敏,眼神里有一种东西,我说不上来。
但苏敏好像没注意到。
吃饭的时候,小刘也坐过来了,端着碗,夹了一筷子菜,吃了一口,眼睛亮了。
“苏姐,你这手艺,绝了。”
“少拍马屁。”苏敏白了他一眼,但嘴角是翘着的。
我夹了一块排骨,咬了一口,跟十年前一模一样,又香又糯,入口即化。
“好吃。”我说。
“那当然。”苏敏说,“我的手艺,十年如一日。”
“不止十年。”我说,“一辈子。”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得眼睛弯弯的,跟二十三年前我认识她的时候一模一样。
那天晚上,我们在店里待到很晚。喝了酒,说了很多话,笑过,也哭过。
小刘后来先走了,店里只剩我和苏敏。
我们坐在角落里,像以前一样,一人一瓶啤酒。
“苏敏,那个小刘,是不是对你有意思?”
“瞎说什么呢,人家才二十五。”
“二十五怎么了?女大三抱金砖,你大他十二岁,抱四块金砖。”
“去你的。”她笑着推了我一下,但脸红了。
“我是认真的。”我说,“你要是有想法,就试试,别怕。”
她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
“我再想想。”
“想什么想?你都想了十五年了。”
“十五年都等了,不差这几天。”
我没再说什么,端起啤酒,跟她碰了一下。
窗外的月亮很圆,很亮,挂在树梢上,像一个白色的大灯笼。
苏敏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的月亮,脸上带着一种我从没见过的表情。不是平静,不是释然,是一种很柔软的、像棉花一样的东西。
“琳琳。”
“嗯。”
“你说,咱们这十年,值不值?”
“值。”
“怎么值?”
“赚了钱,还了债,开了店,养了娃。最重要的,咱们还在。”
她转过头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光,像月亮的光,淡淡的,但很亮。
“是啊,咱们还在。”
她端起啤酒,一仰头,干了。
我也干了。
酒有点苦,但回味是甜的。
像这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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