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46年3月11日深夜，延安文化山的油灯忽明忽暗，44岁的张寒晖在窑洞里停止了呼吸。风从延河谷口漫过黄土，他留下的只有一叠写满音符的稿纸和几句嘱托——“歌还没写完，千万别停”。
送葬那天，春寒料峭。柯仲平抱着二胡，手却在发抖。唢呐一响，二百多人齐唱《松花江上》。没有遗照，文协青年连夜画了一幅素描，纸张还是他当年造的“马莲纸”。
歌声飘到宝塔山脚，行人停步。多数人只知道那悲怆旋律，却不了解谱曲者如何走到延安，也不知道他曾在药窑、纸坊、农场里辗转，以双手支撑战火中的文化生命线。
1902年，他出生于河北定县。17岁举起反帝大旗，与五四进步青年一起上街呼号。戏剧、文学、教育、音乐，他样样敢碰。1920年代辗转济南、北平，后来在西安办报、排戏。
转折出现在1941年。7月，国民党特务冲进凤翔竞存中学，搜人抓物。为了护他，省委连夜派交通员转移，两周后抵达铜川北面的照金。在那里，他第一次与秦腔、眉户正面“交锋”。
照金西北剧团原唱《三滴血》《拾玉镯》。张寒晖一来，先教大家《抗日救亡歌》，再跟着老腔师傅练“甩腔”。几天后，他笑着说：“我得学会你们的板眼，否则没法给新戏配音乐。”
秋风未歇，省委机关西迁旬邑马栏。张寒晖随队南下，职务却突然变成“经济干事”。药少，他背筐上山挖黄芩；纸缺，他仿凤翔经验，另起炉灶。马莲草削皮蒸煮，浆液熬到半夜，他端起一张新纸晾在月光下，欢呼：“能写能印，还耐磨！”
半年之后，边区文协连发三封电报把他“要”到延安。1942年春，他牵着新婚妻子刘芳走进城南窑洞。柯仲平开门见山：“唱的、戏的、写的，我们都缺，你挑吧。”张寒晖哈哈一笑：“先把地开出来，肚子填饱再谈艺术。”
他当上文协秘书长，却把重心放在生产。延安以东十里李家渠冰封三尺，他带二十多个后生刨冻土、挖井，夜里围着煤油灯教算术。第一茬黄瓜上市，全部送进鲁艺食堂。那一年，文协还在中庄开田三百亩，余粮返销市区，职员第一次吃上白面。
劳动间隙，他总结出“钻进去，顶出来”六字诀：先死磕民间曲调，再跳出来改造它。西工团青年记下笔记：“不顶出来，就烂在土里。”
同年夏天，“抢救失足者”风声骤紧。有人翻出他在东北军挂过中校臂章的旧照，诬作“潜伏特务”。夜审时，一名审查员低声说：“招了吧。”张寒晖却镇定回答：“我只招歌。”三月后，中央叫停扩大化，他得以平反，却从此咳嗽不止。
1944年7月，他随文教工作组到甘肃华池县城壕村扫盲。白日扛锄，夜晚教识字。“扒粪、割麦、收高粱，先把这些字认全！”农民听得懂，也学得快。
更大惊喜来自陇东民歌。《推炒面》《走宁夏》的旋律在炊烟里飘，他边记边哼，心头发烫。回到关中八一剧团，他把《推炒面》节奏打散，填入“西里里里察拉拉拉”的衬词，新歌《军民大生产》当场试唱，一遍过。演员嚷道：“这歌有劲！”
三段词不够用，他又加两段。到爷台山前线慰问，士兵边扛步枪边合唱，观众席跟着跺脚，舞台震得尘土飞扬。十段完整版便在火线上定型，后来被称作《边区十唱》。
抗战胜利后，边区选举提上议程。为了让乡亲明白“投谁一票”，张寒晖写秧歌剧《从心里看人》。剧情简单：一家老小围着炕头辩是非，结尾一句“好干部不看门第看心肠”，观众会心鼓掌。
1945年7月，胡宗南进攻爷台山。剧团沿着山道夜行军，张寒晖边走边写《拥军》。第一场一开唱，眉户韵味裹着战鼓，一句“咱们一条心”，把炊事兵都拉进了合唱。
战事告一段落，他又动念要去东北。松花江、松花江，他向往了十年。但肺病早已虎视眈眈。1945年11月，彻夜咳嗽让他虚汗涔涔，仍不肯停笔。“再写完这部《打开脑筋》就走。”话音未落，身体先行报废。
1946年春寒加重，他却只求“多晒会儿太阳”。没几天，高烧转成肺水肿。边区医院缺青霉素，医生连夜抢救无果。延河春水正涨，他却没等到塞北开河的消息。
3月13日，文化山坡新垒一座黄土坟。墓碑质朴，仅刻十二字：“人民艺术家张寒晖同志之墓”。风吹纸钱，余音缭绕。
随后，《张寒晖同志遗作歌曲集》得以付梓。很多谱子靠同事口口相传、现场回忆，再由鲁艺师生誊录成谱。
今天，《松花江上》的悲怆、《军民大生产》的豪迈依旧在田野、在营房被一代代人传唱。歌者易逝，歌声长存；文化山下的黄土，至今依然带着那位直心肠河北汉子的清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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