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鸟谋杀案》：人性的分岔小径

当十三岁的安东尼·霍洛维茨走入英格兰沃里克郡的Rugby学校时，这位犹太裔中产阶级出身的男孩已经立志成为作家，生日那天平日里为他讲述《弗兰肯斯坦》的母亲为安东尼准备了一份惊喜大礼——一尊人类头骨模型。多年之后，已经成为新时代推理大师的霍洛维茨调侃道，这件别致的礼物是在提醒每次他完结一个故事，在家人眼中他确实“形容枯槁”。

安东尼·霍洛维茨

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英帝国，唐宁街的政治家们面临一种难以名状、前所未有的局面，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说，是如何让大英帝国体面地离开世界支配的位置。这注定是一种极为纠结的心态，埃及追索苏伊士运河的主权，美苏在“删除”英国霸权的问题上达成了惊人的一致，让出中东话事人位置之后，日不落神话的土崩瓦解在殖民地相继独立的消息声中被反复确认，如同钉子一颗颗地敲进棺木里。而英国推理小说（Whodunit）的逆势爆发则是那个下行时代的异数。

1897年，G.K.切斯特顿发表了著名的檄文《为侦探小说辩护》。自推理小说诞生以来，它一直被认为是“俗”的文学，虽然广受公众的欢迎，但是总是在地位上矮人三分，著名的批评家利维斯用“伟大的文学传统”为欧洲文学安排座次，推理小说这种消闲的、“罪恶”的城市读物，自然是无法上桌的，批评家们言之凿凿，社会中上层贵族用纯文学、经典著作确认自己、划分他人。当年轻的切斯特顿站出来时，他把推理小说与城市文学（蓬勃发展的城市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其后他的“布朗神父探案系列”声名鹊起，塑造了一代英国人的精神气质。切斯特顿为推理作品的声辩，是大众文艺、城市文艺、通俗文艺反抗旧文化、旧制度、旧世界的先声，而“二战”后的伯明翰学派则以知识分子集团的姿态向冒着贵族气的“伟大的文学传统”宣战，用卢冶在《推理大无限》中的话来说：“一切文学都有标签，是由特定的动机贴上去的，‘雅’和‘俗’的界限总是在变动，没有什么天生的‘伟大’、自然的‘低俗’。”更进一步地，这些学者揭示文学演进过程中客观存在的诸多因素——“越是时尚之物，其背后的政治、文化和哲学思想，越值得研究。”历经百年，切斯特顿与伯明翰学派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推理，早已超越了小说本身，成为英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一部分，殖民地已成昨日黄花，但福尔摩斯、波洛这些侦探的形象却始终活跃在全世界的荧幕、书页和想象当中。

所以，安多尼·霍洛维茨是如何接过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权杖，成为英国推理圈甚至世界范围内最知名的推理小说家之一的呢？

当我们回到苏珊·赖兰系列故事的源头《喜鹊谋杀案》时，读者仿佛坐上了一台时间机器，通过霍洛维茨精妙的“套写”技术，我们得以穿梭在现代和近代之间，追随侦探阿提库斯·庞德、编辑苏珊，一起破解一桩互相勾连纠缠的谜案。在《喜鹊谋杀案》之前，霍洛维茨创作的“霍桑探案系列”大获成功，作者总是在虚构世界里以身入局，以自己视角的沉浸感牢牢地吊住读者的胃口，当人们习惯了滔滔不绝、聪明外露的侦探，同时，对设计繁复、技巧刁钻的杀人技法感到厌烦时，霍洛维茨笔下清新淡雅的故事风格无疑会令人眼前一亮。接续“霍桑系列”的优点，《喜鹊谋杀案》所呈现的苏珊故事则有了显著的变化，在我看来带来这种突变的缘由，源自于主人公苏珊·赖兰的独特身份——图书编辑。

编辑到底是怎样的一类人呢？

在《天才的编辑》一书中，作者A·司各特·伯格记录了一位传奇编辑——麦克斯·珀金斯。编辑，总是坐在第二排的人，是聚光灯外的人，是舞台帷幕后的人。而珀金斯服务的那些星光熠熠的作者——菲茨杰拉德、海明威、拉纳德……而霍洛维茨笔下的苏珊显然没有这么好命，她负责的作者艾伦·康威总是那么桀骜不驯，即便“阿提库斯·庞德系列”叫好又叫座，艾伦却总是更想接近纯文学，试图皈依“伟大的文学传统”，而不想掉在推理小说的米缸里。编辑与作者之间的角力，这位看似和侦探没有任何关系的职业女性，基于自己的工作伦理与难缠的作者的相爱相杀，不仅增加了故事的“锅气”，也让读者的好奇心愈发加重。

略带戏谑的推导本身说明了苏珊系列探案故事具有强烈的娱乐性，而出色的影视改编更是为霍洛维茨的小说增色不少。作者自己担纲编剧，使得BBC版本的电视剧张弛有度、不损原汁原味，每当看到苏珊驾驶着名爵老爷车在英格兰的乡间、城市奔波，在不同的路口与另一条时间线上的人物擦肩而过，总能令人想起阿加莎小说中英国推理黄金时期的影子。在该系列第二部《猫头鹰谋杀案》里，大侦探庞德对助手吐槽说当时（二战后）技术进步，事务所里的各种新玩意儿越来越多，他对此感到无奈，“技术是多了，但是人味儿是越来越少了”。在一票同行挖空心思设计前所未有的密室、闻所未闻的毒药，抑或是彻底地走向“社会派”，悲天悯人地关注社会、希图在虚构里解决现实问题时，霍洛维茨哼着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调，披着陈旧但不过时的英式风衣，优哉游哉地走在追寻黄金时代踪迹的小径上。

新作《翠鸟谋杀案》作为该系列的终章，可以说是霍洛维茨的集大成之作。如果对作者个人经历稍有了解，小说会让人有颇多会心之处。诸如“原著作者死了，续写作者如何自处？”“谢邀，家里刚刚分遗产，如何让自己多分一些，在线等。”“难以抉择，是继续追求事业，还是选择爱情？”……在霍洛维茨的故事里，没有接二连三的谋害，也没有罪大恶极的变态，读者唯一需要对抗的或许是那种已经形成定式的“反转-反转-再反转”，正如阿加莎·克里斯蒂所坚信的那样，一个人的人性是恒定不变的，霍洛维茨在承接这一神髓的同时，加上了不断变动的时代，更令这种永恒人性探索路上的分叉之处格外撩动人心。

影视剧中的苏珊、庞德形象

仔细想来，苏珊·赖兰系列探案故事里的人物，苏珊除了做书，什么都干不了；艾伦·康威除了写书“报复社会”（把周遭所有人都写进小说里），也什么都干不了，他的纯文学作品根本没有人喜欢；戏中戏里的大侦探阿提库斯·庞德除了探案，也什么都做不了，衣食住行都需要自己的助手代劳——我相信，霍洛维茨写小说时也在“报复社会”，他的童年经历，家道中落的困顿，在一文不名前的遭人轻视，获得成功后又被别人指摘只会写“低俗”的侦探小说……而对于我们来说，或许好故事本身就有一种无需附丽的愉悦了，当我们被作者带进那个如梦似幻的英国故事，伫立在记忆、想象、匠心凝结成的推理迷宫之中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