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黄汉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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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沧桑的珍贵文物，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代相传的鲜活载体。从宋人金石图谱间的虔诚求索，到明代庭院里的品古雅集，再到今天的博物馆热，中国人的“博物”，折射出千年不变的文化追寻，更生动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
在我国，“博物”一词最早出现于《左传》，有“博物君子也”之说。西晋张华的《博物志》囊括山川地理、珍禽异兽、古代神话等，丰富了“博物”的内涵。宋代以降，收藏、研究之风大盛，金石学应运而生。北宋吕大临《考古图》(十卷)、宋徽宗敕撰的《宣和博古图》等金石学著作，对古器物进行了系统化梳理，为后世研究提供范式。究其本意，一是为满足鉴赏需求，二是试图于考据中重寻璀璨的礼乐文明。“博物”精神的视觉化历程，串联起一部微缩的文化史。
至明代，“博物”逐渐融入文人日常，以玩古、品古为题的画作也开始增多，如仇英的《人物故事图册之竹院品古》、尤求的《品古图》等。通过这些画作不难发现，在私家园林中，在三五好友谈笑间，“博物”成为一种表达审美情趣与人文理想的生活方式。
明代杜堇的《玩古图》(局部见图)别开生面，营造出一种松弛而雅逸的格调。设色淡雅的湖石、蕉叶与屏风，围合出一方幽寂的天地。画家以“钉头鼠尾描”举重若轻地勾勒出人物情态——主人从容倚坐、宾客凝神品古。此刻，案几上的古物化为一座桥，既承载着宾主间惺惺相惜的知己之情，亦连接着往昔与当下。在此，清赏雅玩仅是表象，其内核是一场以有形叩问无穷的精神修行。园林的幽静、古物的环绕、友朋的交流，使画中人暂离尘嚣，得以与先贤、与历史相逢，物我两忘。《玩古图》不仅定格了“博物”画面，更生动诠释了文人如何通过“物”构建其精神世界、塑造其身份认同。
杜堇为《玩古图》题跋“玩古乃常，博之志大。尚象制名，礼乐所在”，一语道破中华博物传统的深层意涵：器物不过是媒介，胸怀所向，乃是浩瀚历史与礼乐精神汇成的汪洋。画中人凝视着古物，而我们又凝视着画中人，在这一重又一重目光交叠下，文脉相接，风雅相传。
近年来，博物馆热在各地兴起，其实正是延绵千年的“博物”传统的回归。这种回归，让旧时雅趣在走向大众的过程中实现新生。过去，展卷品古、静观珍玩仅是少数文人的书斋雅好。如今，依托博物馆等公共文化空间，更多人得以近距离观赏文物，共享千年文脉之美。现代科技更让“博物”的路径不再单一，借助高清影像、三维建模与虚拟现实技术等，博物馆成为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文化互动场域。在这里，人们渴望对话历史、致敬传统的情怀得以安放，并不断催生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崭新实践。
《 人民日报 》( 2026年06月07日 0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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