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4年12月，渤海的寒潮刚刚袭来，十几艘远洋轮在天津港外海排成长龙，汽笛声此起彼伏，装卸效率低下已到了让人抓狂的地步。国务院紧急电报飞入中南海：若再不疏通，华北工厂的原料与外贸出口都将被拖死。毛泽东、周恩来当即商量，决定为交通部换帅。几天后，长期驻守福建前线、惯于“打硬仗”的上将叶飞出现在名单之首。
当时，叶飞56岁，久居东南，熟悉海潮、台风和登陆战，却对庞杂的交通体系只略知皮毛。1月17日，四届人大会议上，任命书宣读完毕，他成了新任交通部长。会后，一场简短却锋利的谈话在京西宾馆进行——邓小平把他叫到一旁：“海运卡脖子，公路也烂摊子，千万吨船吨位缺口不补上，进出口就趴窝。不要等命令，能拍板就拍板。”寥寥数句，将火线任务拍在叶飞肩头。
于是，上任第一天，叶飞把部里处级以上干部叫到一起，“我这人不懂行，只懂两件事：走现场、看数字。局里事务先由眉可存同志盯着，我去码头接地气。”会场里没人多言，却都在打量这位“空降”上将能折腾出什么动静。一个月奔走，叶飞手里握着一摞黑皮笔记：公路运输因多年动荡损毁严重，车无件、路无养；而海运更糟，压船压港、审批失序，内河航道退化严重。焦点矛盾集中在津、青、大三大港口，天津尤为棘手。
天津港看似普通码头，实则派性盘根错节。工人三班倒、船却常年滞，口岸几乎成为外贸“瓶颈”。叶飞开完部务会，只一句话：“先啃天津。”有人私下劝他绕远点，毕竟彼时江青的影响力在津港如影随形。叶飞摆手：“船堵住，谁绕都没用。”
3月24日，交通部工作组由副部长陶琦率队抵津，低调进驻。三班倒作业，他们跟工人同吃同住，暗中摸排数据：港区17个作业面，有9个被“革委会”与造反派架空；卸船班组分裂，常因口号之争停工；最要命的是账目混乱，货主拖欠、仓储挤占，日处理量只有应有的三分之一。
4月14日，工作组把调查材料送到北京。叶飞拍板：先公开数据，让工人心里有数；再调班子，把“开天窗”的人先扶上来。陶琦随即赴天津市委汇报，希望得到配合。然而市里意见不一，有人担心“触碰高压线”，会惹火烧身。谈了几轮，仍僵着。
局面胶着，陶琦一通电话求救。叶飞随即登门王震。王震揪着茶叶包，打量这位老战友：“你晓得那是谁的势力？”叶飞点头：“心里明白，可天津港再堵，咱们谁都交不了账。”王震大笑：“好家伙，太岁头上动土！成，就冲这股子劲，有事告诉我。”
5月初，中央钢铁工业座谈会召开，邓小平提出“四个必须”——要班子、要规矩、要政策、要斗派性。13号文件旋即下发。叶飞如获至宝，连夜发电报给陶琦：“顶住！依规矩做人做事。”阶段性成果很快显现：3个阻塞最重的泊位恢复昼夜生产，日吞吐量回升到6万吨，比年初涨三成。
遗憾的是，政治风向的骤变打乱了节奏。6月中，江青批示：“天津港问题，另有隐情，绝非几条‘制度’能够遮掩。”天津街头的大字报铺天盖地，矛头直指“走资派要复辟的急先锋”。叶飞接报后一夜未眠，却仍把话压在心里：“不退，让事实说话。”
进入8月，周恩来病体沉重，邓小平的工作也频遭掣肘。10月，中央气氛越发紧绷。鉴于现场对峙升级，交通部被迫电令工作队撤离。天津港的装卸秩序再度混乱。不少工人追着卡车跑到码头外，冲着远去的“工作队”招手：“领导，回头见！”
整顿受挫，但交通部并未停摆。就在同一年，叶飞利用外汇贷款，引进、建造总吨位400万吨的新船队；上海江南造船厂夜以继日，撬开了8万吨巨轮的制造门槛。与此同时，一份《长江主航道整治规划要点》悄然定稿，首次提出“高等级公路与干线航道互补”的设想。当时没人想到，这份文件日后会成为沪蓉、沪蓉高速谋划的雏形。
1979年春，叶飞调往海军，出任第一政委。送别那天，交通部的年轻干部围在走廊里，有人轻声议论：“叶老不懂航运，却敢管事，这股子闯劲以后怕是难见了。”四年风雨，他没让所有码头重焕生机，却把“唯快不破”的作战思路播进交通系统。即便天津港的那口硬骨头暂时咬碎了牙，他仍信一句老话——“路，是人走出来的”。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