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总理”村支书:大邱庄的顶梁柱,也是操盘手
“我不是没当,是我不想当;我要是愿意,我早就当副总理了。”这话不是哪位省部级说的,是天津一个村支书在饭桌上说的,板着脸,一本正经。
听得人一愣一愣的,可没人敢笑。
因为这人不是别人,是大邱庄的禹作敏。
这人不是空口白话。
他确实把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小村,硬生生折腾成了全国闻名的“富裕样板”,村里钢铁厂、集体企业一口气上了几个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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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的口袋鼓了,路修了,房翻新了,企业一个接一个冒出来。
那时候,全国多个省市都派人来学习经验,媒体也捧着夸。
但事情到了后来,就变了味儿。
起初他是真干实事。
干活不要命,眼光也毒,哪块地能建厂、哪条线能走货,他比谁都清楚。
村里人都服他,说他是“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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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是他拍板的事,哪怕是大项目,也能一锤定音不拖泥带水。
可有一点他慢慢变了。
他觉得这村富了,是他一个人带出来的。
自己说一句话,全村人就该听着,谁要是提意见,那就是不识好歹。
不管是村干部还是厂里的人,只要跟他对着干,立马就边缘化。
他用人也只认亲的、听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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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上派人来,他一句“不懂业务”就给撂边上了。
来学习的干部,职位不到正部级,他连面都不见。
说白了,他眼里只有往上看的,不屑于往下搭理。
“工资你们不是我发的嘛?那我管你是什么级别的?”他真这样说过。
村里人听着也不敢吭声,因为多数人的饭碗、厂里的奖金、家里的生意,全都绕不开他。
一句话就能让你从吃香的喝辣的变成没人搭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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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出在他开始把规矩当儿戏了。
刘玉田的事,就是个转折点。1990年,家族里出了事,亲戚跑来找他撑腰,说刘家欺负人。
他没报警,也没让村干部处理,反倒是默许家人动手。
光天化日之下,刘玉田被人拉到街上打死,村民全看见了,但谁也不敢作证。
那时候公安想查,他安排人贴标语、搞游行,还趁机把人送出村。
把事搅得乌烟瘴气,最后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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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之后,他更觉得自己说了算。
再后来,危福合的事,把整件事推到了临界点。
禹作敏怀疑危福合动了村里的钱,就让人“审”。
不是请去谈话,是关到厂里三楼,扒了上衣,一顿打。
电棍、皮带、鞭子轮番上阵,从下午打到晚上,七个小时没停。
一拨人打累了换一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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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人被打得没声了,送到医院,全身伤口三百多处,抢救也没救回来。
这事闹得太大了,连京里都盯上了。
公安局派了人去调查,结果刚到村口,就被几十个彪形大汉拦住了。
调查组被软禁了十三个小时,联系不上外界。
禹作敏一点不慌,说打死人算啥事?
为了防警察进村,他让人把钢筋锯成铁棍发下去,把螺纹钢截成一米长,拖拉机、马车、油罐车堵路口,整个村像战备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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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觉得只要掌控住人心,警察也不敢动他。
公安那边调了四百人,架势拉开了,可谁都不敢轻举妄动。
村口全是巡逻的村民,村里人不是不上心,是怕。
有的人偷偷往外打电话报警,但一旦被发现,轻则开除,重则挨一顿打。
这场拉锯一直拖了好些天,最后还是上面下了决心,出动大队人马才把他带走。
他被抓之后,村里才慢慢恢复了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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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下来,他被判了二十年。
没有再申诉,也没上诉。
有人说他在看守所那会儿,还坚持写材料,说要把这段经历写成一本书。
他没再回大邱庄。
村里也没再出现第二个禹作敏。
他在监狱里过了很多年,后来身体不好,被转到医院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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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人提起他,语气复杂,有的说他有能耐,有的说他毁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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