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年我18岁，大哥不在了，大嫂借口回娘家没音讯，我拉扯4个孩子

那年我十八岁，正蹲在灶台前烧火，三月的风从门缝里钻进来，冷得人直缩脖子。二丫跑进来的时候跌了一跤，膝盖磕在门槛上，还没来得及哭，就先把手里攥着的那张皱巴巴的纸递给我。她不认字，但知道那东西重要，是村口小卖部老王头让转交的。

大哥没了。

纸上是二哥歪歪扭扭的字，说大哥在矿上出的事，让赶紧去。我没来得及哭，把灶膛里的柴抽出来灭了火，交代二丫看好弟弟妹妹，骑上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自行车就往镇上赶。十八里土路，我骑了不到一个钟头，到的时候两条腿都在打颤，分不清是累的还是怕的。

大哥比我大十二岁，爹妈死得早，是他把我拉扯大的。我吃的每一口饭，穿的每一件衣，都是大哥在矿上拿命换来的。去年他刚娶了嫂子，嫂子是隔壁镇的，长得白净，说话细声细气，过门那天穿红袄，是那些年家里最鲜亮的颜色。大哥高兴得跟什么似的，逢人就说这辈子值了。

我赶到矿上的时候，大哥已经停在木板上了。我只看见一双脚，穿着那双我帮他补过两次的解放鞋。二哥在旁边哭，说塌方，说没救过来，说矿上给八千块赔偿。我看着那双鞋，觉得大哥随时会坐起来，说一句“没事儿，大哥在呢”。

他没有。

大哥的丧事办完，家里还剩四万二的赔偿款，加上大哥攒下的一点积蓄。嫂子没怎么哭，我心想她大概是把眼泪都咽进肚子里了。大哥下葬那天晚上，她抱着刚满周岁的小军，一句话都不说。我给她端了碗面去，她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我记了很多年，像是在看一根救命的木头，又像是在看一个陌生人。

头七还没过，嫂子说想回娘家住几天，散散心。我说去吧，家里有我。她走的那天，把小军留给了我，说孩子太小，路上折腾。我抱着小军送她到村口，她走出几步又回头，嘴唇动了动，最后什么也没说，转身走了。晨雾很大，她的背影很快就化在灰白色里，像一滴水落进河里，悄无声息地就没了。

嫂子走后的第一天，孩子们还安安静静的。大哥的大闺女大妮八岁，蹲在门槛上剥毛豆，一颗一颗剥得很慢，像个大人一样板着脸。二妮六岁，还不太懂事儿，追着院子里那只芦花鸡跑，跑着跑着忽然站住了，仰着脸问我：“叔，我爸啥时候回来？”

我没回答，转身去鸡窝里掏了个蛋，给她蒸了碗蛋羹。

小军才一岁多，饿了就哭，哭起来整条巷子都能听见。我冲了米糊喂他，他不会用勺子，糊了一脸，还冲我笑。那笑脸跟大哥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我端着碗的手就抖了。

过了一周，嫂子没回来。过了半个月，还是没回来。我托人去她娘家那边打听，回来说她娘家大门锁着，邻居说一家人都去了南方，不知道去了哪儿，也不知道还回不回来。

我没去找。不是不想，是不知道往哪儿找。四个孩子要吃饭，大妮要上学，二妮的鞋破了洞露出脚趾头，小军的米糊快吃完了，三妮——三妮才四岁，半夜会哭着喊妈，喊几声没人应，就拱进我怀里接着睡。我躺在那张硬邦邦的木板床上，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小的那个趴在我胸口，听着我心跳才能睡着。我不敢动，怕惊醒他们，就在黑暗里睁着眼睛，数房梁上的椽子，一根一根地数，数着数着天就亮了。

种地我不会。大哥在的时候，我就是给他打下手，他犁地我撒种，他挑水我浇园。现在要我一个人种六亩地，我连老黄牛都使唤不动，那牛欺生，我一靠近就甩尾巴，有一下抽在我脸上，肿了三天。邻居陈叔看不过眼，教我犁地，说小满啊，你大哥这辈子就盼你们好，你得撑起来。我没吭声，把锄头攥得更紧了一些。

第一年的日子是真难。米缸见底的时候，我就去镇上粮站赊账，人家看我一拖四的架势，叹口气，就给了。最穷的时候，我兜里只剩三毛钱，想给三妮买颗糖都买不起。三妮不哭不闹，只是看着供销社柜台里的糖咽口水。我把她架在脖子上，说叔回家给你蒸糖包子，家里有糖。其实家里的糖罐子早就空了，我把最后那点红糖兑了水，和了一小团面，蒸了三个指甲盖大的小包子。三妮吃了一个，二妮吃了一个，大妮的那一个她掰了一半给我，我说叔不饿，她又掰成四份，分给弟弟妹妹一人一份。

我蹲在灶台后面，把那块指甲盖大的面疙瘩含在嘴里，含了很久，舍不得咽。

夜里孩子们都睡了，我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抽烟。那是我学会抽烟的第一年，抽最便宜的“大前门”，两毛五一包，呛得眼泪直流。我看着天上的星星，想大哥，想我爹妈，想嫂子怎么就舍得呢。我问天，天不吭声。问地，地不答话。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熬。白天我是孩子们的叔，是家长，是撑起这个家的人。夜里我还是十八岁，是个半大的孩子，会想哭，会害怕，会在梦里喊大哥救我。

但梦总是要醒的。

1997年开春，我种了四亩水稻，两亩玉米。陈叔借了我一袋化肥，说我像是种地的料，比我大哥年轻时候还舍得下力气。我不知道这是夸我还是夸我大哥，反正从那年开始，地里不打粮食的事儿再没发生过。

大妮的成绩单拿了回来，语文数学都是满分。我把那张纸贴在堂屋正中间，跟大哥的遗像并排。我对大哥说，大哥你看，大妮争气，你闺女争气。遗像里的大哥笑着，跟活着时候一样憨厚。

二妮会洗衣服了，端着一大盆衣服去河边，搓得满手通红也不吭声。三妮和小军也不再哭着找妈了，大概是忘了。只有一次，三妮在柜子里翻出一件嫂子的旧衣裳，抱在怀里闻了闻，然后默默叠好放了回去。我在门口看着，假装没看见，转身去院子里劈柴，一斧头下去，木头裂成两半，溅起细小的木屑，飞进眼睛里，辣得生疼。

转眼到了1999年，大妮要上初中了，要去镇上住校。她走的那天收拾了一个小包袱，把家里最好的那床被子带走了，说要盖三年。我送她到村口，还是那条土路，跟两年前送嫂子走的那条路是同一条。大妮走出几步，忽然回头，像她妈当年那样。但她没有走，而是跑回来，抱住我的胳膊，哭着说了一句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

她说：“叔，你比我爸还像我爸。”

我拍拍她的头，想说点什么，喉咙却像被人掐住了。那年的风很软，吹在脸上像棉絮，我站在原地，看着大妮的背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点，消失在路的尽头。

那一刻，我才终于哭了出来。

十八岁的少年，二十一岁的当家人，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把脸埋进枕头里，哭得像个孩子。大哥走的时候我没哭，嫂子跑的时候我没哭，最难最难的时候我都没哭。可大妮那句话，把我所有的委屈、所有的不甘、所有的咬牙硬撑，全给翻了出来。

哭完了，洗把脸，去灶房做饭。小军还在院子里追鸡，三妮趴在板凳上画画，二妮在灶台边烧火等我。灶膛里的火苗跳动着，映在她小小的脸上，红扑扑的。

我把米下进锅里，水开了，咕嘟咕嘟地响。我往灶膛里添了根柴，火更旺了，整个灶房都暖烘烘的。三妮凑过来问：“叔，今晚吃啥？”

“吃红烧肉。”

“真的？”

“真的。大妮考了第一名，咱们都得高兴高兴。”

三妮欢天喜地地跑去告诉小军，我转身从柜子里翻出那罐存了很久的猪肉罐头，是过年时候陈叔送的，一直没舍得吃。打开的时候，油汪汪的香气一下子涌出来，灶房里全是让人心安的味道。

二妮在灶台边抬起头看我，忽然说了一句：“叔，你笑了。”

我愣了一下，伸手摸摸自己的脸，才发现嘴角真的在往上翘。

原来我也会笑啊。

那一年的红烧肉，一共四块，我一块都没吃。但我蹲在灶台前，看着四个孩子围坐在那张缺了一条腿的八仙桌旁，大的让小的，小的吃得满嘴油光，忽然觉得，值了。

路还在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