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
文｜孙玉良
反腐抓到什么程度，老百姓才会满意？答案很朴素：不是新闻里隔三差五再落马一个，而是权力越来越不敢任性，办事越来越不用求人，普通人越来越少被潜规则卡脖子。2025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分98.3万人；2026年第一季度，又立案24.5万件。力度不可谓不大。可律师李向安提出的问题更扎心：“目前中国还剩余多少腐败分子没有被抓？”这个数字没有人能够拍脑袋给出答案。腐败不是池塘里的鱼，捞一遍就能点数。真正要紧的是，不能只靠雷霆出击，还要让权力运行留下痕迹，让监督真正长牙，让侥幸心理越来越贵。
笔者最近与知名律师李向安交流，李向安对我谈了他对反腐败和办案过程中纠正冤假错案的看法。李向安说：反腐败，怕的是遇到很强的关系网；纠错案，阻力则来自方方面面，既有制度性的阻力，也有人为阻力，还有部门利益阻力。一个案件一旦经过侦查、起诉、审判，甚至执行，后续纠错就不只是重看卷宗那么简单。它意味着要承认原来的链条出了问题，要重新检验口供、物证、程序和责任。谁都知道纠错重要，可一落到具体案件，有时就像搬一块压了多年的石头：每个人都说该搬，但真搬起来，心并不齐，会有人暗中掣肘。
呼格吉勒图案就是沉重的一课。1996年4月，呼格吉勒图发现案发现场后报案，随后被认定为凶手，同年6月被执行死刑。2014年，内蒙古高院再审改判无罪。再审判决讲得很清楚：有罪供述不稳定，供述与其他证据多处不吻合；血型鉴定不具有排他性；供述的作案方式与尸检结论不符。更刺痛人心的是，2005年赵志红落网后，案件已出现重大转折，却又走了多年。一个主动报案的人，最后成了被执行死刑的人，堪比窦娥还冤。
聂树斌案同样让人无法轻松翻页。聂树斌1995年被执行死刑。2005年，王书金自认系相关案件真凶，引发持续关注。直到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才再审改判聂树斌无罪。最高法列出的理由不是模糊判断，而是一串硬伤：缺少能够锁定聂树斌作案的客观证据，作案时间不能确认，重要笔录和书证缺失，有罪供述的真实性、合法性存疑，证据链没有闭合。二十多年后，法院终于说出了那句应该说的话：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可一个年轻人的生命已经无法重来。迟到的正义仍然是正义，但不能把“迟到”当成可以反复使用的免责词。
这些年，我国司法纠错机制确实在推进。2024年，全国法院依法纠正冤错案件，再审改判无罪83件101人；最高法持续推动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强调排除非法证据、保障律师诉讼权利、清理久押不决案件。进步必须承认，问题也不能回避。纠错不能总靠真凶出现、媒体追问、家属苦撑和少数办案人员硬扛。那是幸运，不是制度。李向安说：真正成熟的法治，应当让错误尽量止步于侦查阶段，让疑点在审查起诉时被认真核验，让证据不足的案件在法庭上过不了关，让申诉渠道不再成为消耗生命的马拉松。因为每一个被写进统计表的名字，背后都不是一个冷冰冰的编号，而是一个家庭被拖入漫长等待的岁月。
系统化改革不是一句漂亮口号。反腐要继续保持高压，更要完善权力公开、监督闭环和责任追究；司法纠错要把疑罪从无、证据裁判、非法证据排除和律师辩护权真正落实到每一个具体案件中；对已经发现的问题，要敢于复查，敢于问责，敢于把旧账翻开。有人担心纠错会损害司法权威。恰恰相反，死扛错误才最伤权威。一个国家的法治底气，不在于从不承认错误，而在于发现错误后不护短、不绕路、不拖延。反腐不能只靠抓，纠错不能只靠等。程序不是装饰品，程序守不住，再响亮的口号也可能被现实打脸。把制度做硬，把程序守住，把权力关进笼子，才是对人民最有分量的交代。
（李向安律师：以无罪辩护、刑民交叉、替人翻案著称于法律界，已成功办理多起重大案件，具有良好综合素质能力。其“弘扬人性法治之精神，恪守做人做事之道德”之为人宗旨，赢得社会广泛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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