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提高烟草税是国际公认最有效、最具成本效益的控烟措施之一。”在近日召开的“烟草税与健康”媒体沟通会上，中日友好医院控制吸烟与呼吸疾病防控部主任、世界卫生组织戒烟与呼吸疾病预防合作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会长肖丹表示，世界卫生组织资料显示，烟草价格每提高10%，高收入国家烟草消费量约下降4%，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约下降5%，对青少年、低收入人群和轻度吸烟者影响更明显。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辰表示，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和吸烟人数众多的国家，控烟是最重要、最明确、最可行的公共卫生措施之一。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2024年中国成人烟草调查主要结果和发现》，我国15岁及以上人群吸烟率已由2010年的28.1%下降至2024年的23.2%，但距离“健康中国2030”提出的20%以下目标仍有差距。
针对“烟草不是必需品为什么却让很多人离不了”这个问题，肖丹表示，烟草并非必需品，吸烟者感觉“离不了”的核心原因是烟草依赖。烟草依赖是慢性成瘾性疾病，戒烟不能仅靠意志力。她强调，所谓“离不了”更多是烟草依赖造成的主观感受，并不意味着无法戒断，通过科学戒烟支持与规范治疗，很多吸烟者能够成功摆脱依赖。
在肖丹看来，目前仍有大量吸烟者有戒烟意愿，税价政策可推动更多吸烟者从“知道有害但不行动”转向“开始考虑并尝试戒烟”。
牛津大学纳菲尔德人群健康系主任、教授普拉巴特·杰哈介绍，据估算，若所有国家同时将烟草税提高10个百分点及以上，全球吸烟者将减少4400万人，戒烟者将增加500万人。
因此，普拉巴特·杰哈表示，烟草税具有直接、快速、低成本的控烟政策效果。提高烟草税不仅能够减少开始吸烟的青少年人数，也能推动现有吸烟者戒烟。设计合理的烟草税对低收入人群尤其有利，因为低收入人群对价格更敏感，戒烟带来的健康收益也更大。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世界卫生组织健康税与财政政策合作中心主任、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副会长郑榕表示，控烟目标与财政稳定并非零和关系。我国烟草消费基数较大，若采取渐进式、可预期的加税路径，短中期内财政影响总体可控。
除了烟草行业的显性收入，郑榕强调，还要看到吸烟带来的医疗支出、医保压力和劳动力损失等隐性财政成本。
郑榕用一组数据论证了烟草的隐性财政成本：中国因吸烟导致的经济总成本从2012年的1.4万亿元大幅增长至2020年的2.43万亿元，平均每年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29%。相比之下，烟草行业带来的财政效益（包括税收和利润）较低，2020年仅为1.52万亿元。
“这一差距表明，吸烟带来的经济成本大约是其带来财政收益的1.6倍，从而打破了‘烟草业对经济发展有利’的传统说法。”郑榕说。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投资于人”。郑榕表示，在这个战略导向下，烟草税不应仅被视为财政工具，而应成为兼具健康治理和人力资本投资属性的制度安排。
“从我国财政体制、烟草专卖制度和控烟目标看，烟草消费税更适合作为中央税，不宜地方化或过度分享化。”河北省注册税务师协会副会长霍志远表示，烟草税具有“寓禁于征”的特点，核心不只是筹集收入，更是通过价格机制减少烟草消费、降低健康损害和社会成本。若主要归属地方，容易造成“控烟要求少卖烟、地方财政希望多卖烟”的激励冲突，并诱发地方保护和政策不一致。
因此，烟草消费税收入归属中央更符合我国烟草专卖和统一市场特点，也有利于税负传导至零售价格；同时，可通过转移支付和公共卫生专项资金支持地方控烟、戒烟服务和慢性病防控。
霍志远表示，当前人口老龄化、慢性病负担和医保基金压力上升，已形成一定改革窗口。改革应采取渐进式、可预期路径，建立与收入和通胀挂钩的动态调整机制，使烟草价格涨幅长期高于收入增长，持续降低烟草可负担性。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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