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路簿》：南海牧渔者的“航海秘本”

来源：光明日报

在海南岛流传着一句民谚：“有了更路簿，出海赛神仙。”这句朴素的话语，指向一种看似不起眼的手抄本——《更路簿》。它不过巴掌大小，纸张泛黄，字迹潦草，却是帆船时代海南渔民闯荡南海的“航海秘本”。“更”，是航程单位，一更约为一昼夜航程的十分之一；“路”，指依托罗盘指针方向确定的海上针路航线；“簿”，则是代代相传的手册。渔民们将航行经验凝炼成“自大潭过东海，用乾巽使到十二更”这样的简短条目，记录着起点、终点、航向与航程。这部被誉为“南海天书”的民间文献，承载的不仅是航行技术，更是一套独特的地方性知识。它是海南渔民在千百年的耕海实践中，以世代积累的经验和约定俗成的方式，对南海这片蔚蓝疆域的认知与编码，成为中华海洋文明不可忽视的精神标识，2008年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以海为田的认知图景

《更路簿》中最能体现地方性知识的，莫过于海南渔民对南海诸岛的命名体系。据统计，《更路簿》共记载西沙和南沙群岛岛礁地名140多个，这套命名体系，是渔民对南海进行“地理编码”的独特方式，也是迄今所见较为完整且富有特色的南海诸岛民间地名系统。

《更路簿》中的岛礁命名带有鲜明的海南方言特色和生活气息。有的以地貌特征命名：环礁状似“圈”或“筐”，礁环上的缺口叫作“门”，岛屿则称“峙”。有的以海产命名：南屏礁盛产墨瓜参，故称“墨瓜礁”；司令礁形似眼镜，渔民称之为“眼镜铲”。有的以颜色命名：盘石屿珊瑚白沙耀眼，因而称“白峙仔”；永兴岛上过去野猫成群，渔民呼为“猫峙”。这套命名系统的影响甚至远播海外：意大利人贾科莫·加斯塔尔迪1561年绘制的《亚细亚地图》中，将永兴岛记为“PULOO.MJO”，这一地名很可能源自渔民俗称“猫峙”的音译。

从文化地理学的视角来看，人对空间的命名，本质上是一个将自然空间转化为“地方”的过程。当一座岛礁拥有了名称，它便不再只是茫茫大海中无差别的坐标点，而成为渔民认知世界的一部分，成为他们可以辨认、可以记忆、可以言说、可以传续的“地方”。这套命名体系的存在，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国人不仅是南海的早期发现者，也是南海诸岛命名的重要参与者。

海洋经验的知识结晶

如果说地名是《更路簿》的“词汇”，那么航线与航行技术便是它的“语法”。《更路簿》中记录的航线，将南海主要岛礁编织成一张较为完整的航路网络。这些航线并非纯粹的理论推演，而是一代代渔民在风浪中反复验证、不断完善的实践结晶。

《更路簿》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技术知识，体现在对罗盘的应用上。传统罗盘有24个方位，每个方位对应15度。但海南渔民在实践中发现，这样的精度在暗礁密布的南海往往不够用。他们发展出“兼针”的用法——在两个相邻针位之间再加若干“线”，从而将方位细化为240个，精度提升至1.5度。这种在实践中摸索出的技术改进，使渔民能够在暗沙密布的南沙海域相对精准地航行，尽可能避开那些“水浅而多礁”的危险水域。有学者认为，这是海南渔民对传统航海技术的重要贡献。

《更路簿》还记录了对潮汐、风向、海流等自然规律的认知。“流水簿”记录一年中每天的涨潮退潮情况；“恶风”记载台风和暴风雨来临前的天象预兆。这些知识源于渔民“以海为田”的日常观察——如同农民关注节气变化，渔民也需要读懂海洋的“脾性”。正是这种日积月累的观察与总结，使《更路簿》逐渐成为一部关于南海的综合性知识载体。

“站峙”与南海开发的深度

《更路簿》所承载的知识，不仅关乎“航行”，更关乎“生活”。渔民闯荡南海，并非过路式的短暂停留，而是相对长期的生产与定居。他们在南海诸岛“站峙”——海南方言称岛为“峙”，在岛上居住生活便叫“站峙”。一般一个岛上住2至8人不等，居住时间短则一两年，长则数年。文昌东郊镇上坡村的陈鸿柏，曾在南沙群岛居住18年。

“站峙”意味着较为深度的扎根。渔民在岛上打井取水、栽种树木、盖屋栖身、挖池养鱼、开荒种田，建庙祭祀。1868年英国出版的相关书籍中就有记载：东岛上“一井，乃琼州渔人所掘”。据史料记载，清末时期海南渔民曾在太平岛种植椰子树约200棵，在西月岛、鸿庥岛等岛屿上种植椰子树500多棵。渔民们还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生产节奏：每年农历十二月乘东北风南下，至次年农历四月乘西南风北返，其间每年都有人留岛继续生产。这种利用季风规律、持续数百年的周期性开发，在世界海洋文明史上也属少见。

这种站峙式开发，离不开渔民对南海的细致观察与经验积累——他们知道哪个岛有淡水可汲，哪个礁适合捕捞作业，哪片海域在什么季节有什么鱼汛。这些知识大多未见于官修志书，而是被记录在《更路簿》里，通过口传心授、代代相传的方式，成为渔民共同分享的地方性知识。《更路簿》是海南渔民“经略祖宗海”的历史见证之一，承载着他们在南海生产生活的鲜活记忆。

从“地方性知识”到国家主权证据

《更路簿》所代表的“地方性知识”，与现代科学航海知识形成某种互补的关系。科学知识帮助我们认识“一般的海洋”，而地方性知识则告诉我们如何与“这一个南海”具体相处。这套知识体系，是海南渔民在千百年的耕海实践中，以世代相传的经验和约定俗成的方式，对南海进行的认知与编码。它并非外人眼中不可理解的“天书”，而是渔民代代相传、日用而不觉的“航海指南”，凝聚着无数前人的智慧与心血。

从更宏观的视野看，《更路簿》体现了中华海洋文明的一个值得关注的特质：它不是一部征服海洋的扩张史，而是一部与海洋共生、在海洋中扎根的生活史。渔民们并非单纯地“征服”南海，而是在南海“生活”——他们赋予岛礁名称，在岛上留下生活痕迹，在礁盘上从事捕捞作业，在风浪中积累经验。这种“耕海牧渔”的生活方式，与陆地农耕文明有着某种内在的精神关联。如同农民离不开土地，渔民也离不开海洋——他们将海洋视为耕耘的“田”，将岛礁视为可以栖身的“家”，将世代积累的航海知识视为安身立命的“传家宝”。

今天，现代导航技术已普及，《更路簿》的实用功能虽已淡化，但其价值却愈发受到重视。如今对《更路簿》的研究已从早期的历史学、地名学视角，拓展至航海史学、国际法学、人文传播学、数字化研究等多个领域。从法理价值看，《更路簿》在维护我国南海主权和海洋权益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证据价值。在南海争端语境下，《更路簿》是中国人较早发现、命名、开发、经营南海诸岛的民间证据之一。它以民间文献的独特方式，记录了中国渔民在南海生产生活的历史，为维护我国南海主权提供了值得重视的历史依据。从文明价值看，《更路簿》是中华海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认为，“缺失《更路簿》，南海海洋文化将是不完整的”，“这一个性鲜明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海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维护中国南海海洋权益提供了确凿而有益的历史证据”。

当翻开泛黄的《更路簿》，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部航海秘籍，还是一个民族与海洋相处的智慧，一种“耕海牧渔”的生活方式，一份对“祖宗海”的深沉情感。据统计，仅琼海市潭门镇一地，有记载因在西沙、中沙、南沙群岛捕鱼和航行中遇难的渔民就有1000余人。这些普通渔民，用生命践行着“耕海牧渔”的生存方式，用行动守护着他们世代相传的“祖宗海”。

今年6月8日，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和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海洋文明的传承，不仅需要宏大的历史叙事，也需要像《更路簿》这样扎根于民间、生长于生活、承载着情感与记忆的地方性知识。它们是海洋文明的底色，让宏大的历史叙事有了更丰富的内容，让抽象的海洋主权有了更具象的依托。如何弘扬《更路簿》所蕴含的开放包容、敢闯敢试、生生不息的海洋文化精神，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课题。

（作者：周俊，系燕山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