伎伐浦疑云：薛仁贵被新罗砍四千脑袋？中韩史料对不上，真相如何

文｜鹿

「伎伐浦战役」是一场在中文史料里几乎找不到任何记载的仗。要不是朝鲜人写的《三国史记》里提了几句，可能压根就没人知道。仗打完了，朝鲜人说他们砍了唐军四千多颗脑袋，薛仁贵也被贬官流放了，但奇怪的事情接着就来了——唐朝廷好像根本没拿这事儿当回事儿，既没有大张旗鼓地追责，也没有像打了败仗之后那样派大军回去报复，反倒是继续从朝鲜半岛往外撤兵。

薛仁贵，在唐军那边儿可是响当当的一号人物，三箭定天山，打仗从来没含糊过，怎么就栽在了朝鲜人手里呢？这四千脑袋到底真的假的？

贞观十九年、显庆五年、总章元年，唐朝三次大举出兵辽东和半岛，先后把百济和高句丽给灭了，在白江口一战更是把倭国（也就是日本）的水军打得稀里哗啦。该打的地方打了，该服的也服了，按理说唐朝在朝鲜半岛的局面应该稳住了才对。朝廷在百济的地盘上设了熊津都督府，在高句丽的地盘上设了安东都护府，还把这俩地方都划拉到安东都护府底下管着。眼瞅着唐朝打从隋炀帝那时候就开始惦记的这块心病，终于给治好了。

可好景不长，这边刚消停，那边新罗就不老实了。

说起来也挺讽刺的，新罗跟唐朝本来是好得穿一条裤子的盟友。当年唐朝去打百济，新罗带路；唐朝去打高句丽，新罗在旁边摇旗呐喊、出人出粮。可仗打完了，分赃的时候问题就来了。唐朝的想法很明白，你新罗帮了我忙，我领情，我封你做鸡林州都督，你安安生生给我当小弟，百济和高句丽这俩地界是我的，你别伸爪子。

可新罗那边不这么想，金法敏野心不小，心说我好不容易等到百济和高句丽都倒了，这块地儿我凭什么不能拿过来？于是新罗一边跟唐朝说好好好、我听您的，一边偷偷摸摸地往百济的地盘上送兵、占地儿，还收容了一堆高句丽的叛众。这些事儿传到长安，唐高宗李治气得够呛。

咸亨元年，新罗干脆来硬的，直接出兵跟唐军杠上了。

唐朝最开始在这边打的，其实也不是薛仁贵，另有其人。最早是高侃，带人去收拾高句丽那边的造反余孽。后来李谨行也被派过来，这哥儿们是个靺鞨人出身，打仗特别猛，在新罗境内撵着对方打了好几场大胜仗，在新罗的名声相当唬人。

可偏偏这时候，西边出了更大的乱子。

吐蕃松赞干布死后，吐蕃的大将论钦陵带着兵不断进犯唐朝的西域地盘。前些年在大非川，薛仁贵带着十万大军愣是被吐蕃打得全军覆没，唐朝在西边局势紧张得要命。李谨行这个人打仗太厉害了，前脚在朝鲜半岛砍完人，后脚朝廷就把他调到西边去对付吐蕃了。不光是李谨行，刘仁轨也被调回去了——这人原来可是鸡林道行军大总管，身上挂着东边战场的最高指挥权。到了仪凤年间，他基本也不怎么在半岛这边出现了，重心全都奔着吐蕃去了。

到了676年前后，唐朝的总体战略已经变了。

吐蕃才是真正要命的心腹大患。朝鲜半岛这地方，能稳住就稳住，稳不住撤就完了。在这个大前提下，熊津都督府在百济的地盘实际上已经被新罗蚕食得差不多了，朝廷大概心里也有数，真要死守这块飞地，投入产出完全不划算。

与其继续跟新罗在那儿耗着，不如主动撤。仪凤元年二月，也就是战役开始前九个月，朝廷下了一道命令，把熊津都督府从百济那边的泗沘城，挪到了建安故城，大概位置是在辽东那头。这说明什么？说明早在这场仗开打之前，唐朝廷就已经开始动手把行政机构和人员往北撤了，半岛南边那一摊子事儿，基本就是准备放弃了。

薛仁贵就是这么个节骨眼上被派过来的。

薛仁贵那几年混得挺惨的。大非川一战吃了大亏，十万人马被吐蕃打得稀碎，朝廷把他一撸到底，啥官儿都没了。后来高句丽那边又闹起来了，朝廷实在没人可用，才重新把他叫回来，给了个鸡林道总管的差事。

但薛仁贵当时的处境挺尴尬的，名义上是总管，可手底下压根没有多少正经的唐军战兵——我寻思，唐军的主力部队，能打的那些精锐，全都被调去跟吐蕃拼命去了，能分给朝鲜半岛这边的，无非就是一些留守的蕃兵，也就是从高句丽、靺鞨那些地方征来的外族兵，战斗力凑合，反正没法跟唐军的精锐比。而且薛仁贵这时候的官职不上不下，撑死了算是个中间层级的指挥官，他能调动的兵力跟当年带十万人马的时候完全不是一个量级。

根据当时的一些情况来判断，薛仁贵带过去的兵，有个几千人就算不错了。要是真有几万人在手，他就不可能在那年秋天跟新罗王金法敏写信求和了。

说到这封信，挺有意思的。薛仁贵让人给新罗王送了封信，信里话说得挺明白的，大体意思说，你金法敏就是个逆臣，我薛仁贵现在带兵来了，你好自为之。可你看看这信的调子，跟当年大唐全盛时候动不动就灭你国的语气完全不一样，更像是一个手里牌不多的人，最后撂句狠话试试对方啥反应。

金法敏回信的态度也特别耐人寻味，回得相当绵里藏针，各种装委屈说我们新罗以前为了帮唐朝打仗死多少人啊，百济那帮人还害我，现在我们也是没办法，我要是真被逼急了，也就只能拼命了。这一来一回的，基本就是把前戏做足了。

然后，仗就这么打起来了。

朝鲜那边的史料把事儿说得挺简单的。仪凤元年冬天十一月，新罗派了个叫施得的军官，官位是沙湌，领着船兵到所夫里州的伎伐浦，跟薛仁贵打了一仗。一开始新罗军被打败了，可后来施得带着人紧接着又连续打了很多仗，二十二仗全都赢了，合计斩首四千多级。就这么几句话，把一场仗从头到尾概括得干干净净。

但从这几句话里能看出不少门道来。

首先，双方都不是什么大军团的规模。新罗那边的主将施得，沙湌这个官在新罗排第八等，比大阿湌还低好几级，放在唐朝这边大概就是个中层偏下的军官。新罗以前派大阿湌级别的官出去，领的人也不过几千人，这回派了个沙湌，他能带多少人就更不好说了。就算往高了猜，七八千人顶天。几千人对几千人，这跟以前唐朝打高句丽时候动不动就几万人、十几万人马往上压的那种大规模战役根本没法比。所以说白了，这就是一次小范围的接触战，不是那种决定生死的大决战。

其次，新罗军其实第一仗就栽了，是后来连续追着打才翻过来的。这给人的感觉，不像是两军对垒堂堂正正地打败了唐军，倒像是薛仁贵的主力被击退之后，在往后撤退的途中让人追着屁股打。二十二仗下来砍了四千颗脑袋，平均一仗不到二百人，这一点儿也不像是大兵团全面崩溃以后那种一杀几千人的溃败，更像是一边跑一边被零敲碎打。

你说如果唐军当时真的被包了饺子，全军覆没了，那怎么可能还有能力打出二十二仗来？真要是一次性损失了四千人，那薛仁贵手底下那几千号兵基本上就交代干净了，哪还有后面二十多次交手的事儿。

再者，中国史书里压根儿就没有这次仗的任何记载。你翻唐朝方面的资料，新旧唐书里头，不管是《薛仁贵传》还是其他的军事记录，都对这场仗只字不提。这不正常。唐朝又不是没有写史书的传统，官方记录也好，私人修撰也好，该记的仗全都记着，凭什么这么大的事儿一字不提？

要是唐军真的让人砍了四千多脑袋，就算朝廷想瞒，也根本瞒不住，总得有人写下来。所以这事儿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唐朝方面压根不认为这是一场值得记的大败仗，没准儿在他们看来，这不过是一边撤一边被啃了几口的撤退行动而已。

韩国现在的史学界里头，很多学者倒是一直采信《三国史记》的说法，对薛仁贵在罗唐战争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韩国那边跟中国这边的看法一直都对不上号。有的文章指出，韩国的学术界基本上还是认可伎伐浦之战的存在，也认可是新罗打了胜仗。

可是你要把两边的史书放在一块儿比对，就会发现问题挺大的——唐朝的史料里关于那几年朝鲜半岛的战事记录，前后搭不上，时间也对不上。

有日本学者做过研究之后，就认为伎伐浦之战真实的爆发时间，很可能根本不是676年，而是更早的671年，因为671年薛仁贵才有机会在熊津一带活动。到676年的时候，薛仁贵上元年已经被贬到象州去了，根本不在朝鲜半岛。但这些事儿，连中国学者内部都没有完全达成共识。

关于薛仁贵到底为什么被贬象州，新旧唐书里的说法含糊得很。《旧唐书》里只是说薛仁贵因为事被贬到象州，什么事儿没写明白。《新唐书》里头也是一笔带过。有人就说，薛仁贵是因为打了败仗丢了朝廷的面子，所以才被贬的。还有人说，当时武则天已经开始在背后管事儿了，薛仁贵功劳太大，有可能被武则天借故给收拾了。不管是哪种说法，至少能说明一件事儿——薛仁贵的那次贬谪，很可能是被拿来当替罪羊了。

咱们再看看薛仁贵打完仗以后升迁的轨迹，就更能看出这仗的性质了。薛仁贵从象州回来以后，没多久就被朝廷重新起用了，先做了瓜州长史，后来又拜了右领军卫将军、检校代州都督。一个刚让人砍了四千脑袋的败军之将，怎么可能这么快就被重新重用？唐朝虽然不至于每个败军之将都杀头，但你要是真的惨败，损失惨重，起码你也得在地方上多趴几年才能翻过来。

薛仁贵翻得这么快，说明朝廷不觉得他那次仗打输了有什么大不了的。再换一个角度想想，如果熊津都督府的失陷真的跟薛仁贵惨败有直接关系，那绝对不可能是仅仅把他贬到象州那么简单。另外，熊津都督府其他的军官，不但没有人跟着薛仁贵一起受罚，反倒有好几个人后来还升了官。这就更加能说明问题了——熊津都督府整个撤出百济地界，就是朝廷早就安排好的战略部署，不是薛仁贵一个人给打没了。

把所有这些线索串在一起，整件事儿的轮廓就慢慢清晰了。

在我看来，这次仗的真实经过大概是这样子的。唐朝廷早就打算把势力从百济这一块彻底撤出来了，一来吐蕃那边更吃紧，二来新罗在这边已经吃下去好几年了，硬要抢回来也不现实。于是朝廷下了一连串的命令，把熊津都督府从泗沘城挪到建安，把行政机构和人员都往北撤。薛仁贵带着有限的兵力在半岛南边掩护这些人、这些物资安全转移。

新罗的侦察兵瞅见了唐军的动静，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就派施得领着船兵过来打一下。薛仁贵知道这不是来决战的，任务是掩护撤退，所以没死磕，且战且退，一路跟新罗军打了二十多次小规模的仗。新罗那边趁着追击的劲儿，逮着了落单掉队的一些唐军，砍了一些脑袋，大吹大擂说斩首四千级，反正仗已经打完了，新罗赢了面子，唐朝完成了撤退，各取所需，谁也不亏。

有篇论文里引用的一个说法很关键，说伎伐浦之战是唐军撤退过程中的一部分。唐军带着百济那边剩下的旧兵、还有一些不愿意跟着新罗的人、流民，退到伎伐浦这块儿，新罗的水军从海上杀过来，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这就说得通了，打仗的双方根本就不是在对等的条件下交手的——一个在撤，一个在追，一个是匆忙上船，一个是准备了半天。这就是为什么新罗第一仗输了，但后面二十二次仗全都能赢。唐军没心思恋战，每次都是挡一下就跑，新罗也沾不上什么大便宜，斩首四百也好四千也好，到底实际砍了多少，很难说。

赵智滨那篇文章里提到过，薛仁贵后来之所以被贬，很可能是因为掩护撤退掩护得不那么到位，出了问题才被追责，而不是因为他打输了仗导致熊津都督府丢了。这个推断我觉得挺靠谱的。在一个早就定好了的撤军计划里，一个中层指挥官因为执行过程中出了岔子，回去被贬了一下，然后很快又被起用——这在历史上太常见了，完全说得通。

战役之后的结果，也印证了这个看法。唐朝廷没因为新罗砍了唐军四千脑袋就暴跳如雷、再派兵过来杀回去，相反，唐朝继续从半岛上撤，把安东都护府也挪了位置。到后来，朝廷索性接受了新罗做小弟的局面，新罗呢，在678年、679年之后就老实了不少。这场仗确实成了唐罗之间最后一场大规模战斗。从此以后，唐朝基本不再往朝鲜半岛南边派大规模驻军，新罗也总算实现了它的半拉统一。

但要说这场仗真的决定了整个东亚的格局，那倒也不至于。唐朝从半岛撤出来，主要的原因不在新罗，而在吐蕃。这个得说清楚，不是你新罗有多能打，而是我大唐实在顾不上你这边了。李谨行那样的大将给调走了，刘仁轨也调走了，能打的兵全挪到大西边去了。这种级别的军事力量转移，比一场几千人的小仗打个胜败要关键得多。

回过头来，把整个七年的唐罗战争放在一起看，伎伐浦之战其实就是整盘大棋里最后收尾的一个小环节。新罗从670年开始跟唐朝叫板，中间被打了好几次，七重城那一仗让刘仁轨差点打崩了，李谨行也撵得新罗到处跑，唐朝要真的一门心思要收拾新罗，新罗还真不一定扛得住。

可唐朝没那个心思。西边顶不住吐蕃，才是最要紧的。所以674年朝廷封刘仁轨当鸡林道行军大总管，675年刘仁轨、李谨行他们还在打得热闹，到了676年，突然一下就没有动静了。这就是战略重心转了的铁证。

说到《三国史记》记载的真实性问题。新罗人写自己的历史，说自己的祖先把大唐的名将给打了，砍了四千脑袋，这搁谁都得写上。

可咱要是查中国的史料就会发现，压根儿就没有这回事。中国史书不提，不一定就是没有发生过，可从逻辑上讲，要是真砍了那么多脑袋，真的让唐朝在东边丢了那么大的人，唐朝那帮写史书的言官们怎么可能就一声不吭？这不是唐朝写史的风格。

所以这件事最大的可能性还是我之前说的那样——四千这个数字，是被新罗那边反复夸大了的。实际斩首的数字，很可能就是追击过程中逮着的唐军零散人员的总和，再加上撤退过程中因为战况混乱根本无法统计的损失，被他们给报成了这么一个整整齐齐的数字。

当然，其实对这个数字的考证，现在学术界的说法也不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