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女人开枪杀死劫匪，给她判刑的法官困惑了一辈子丨天才精选

大家好，我是来赎罪的陈拙。

周二我们推了新书《悬崖边的证词》，有人在底下嗷嗷叫：推书就没故事了吗？

我看见了，但我没回应。

周三我们又推了签售会，又有人留言：你是不是又想逃避更新？

我也看见了，但我还是没回应。

到了今天周四，我觉得不能再装死了，必须出来勇敢发声。

为了表达歉意，我决定从这本书里，掏一个我自己特别喜欢的故事给你们看。你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悬崖边的证词》超前点映版——偷偷看可以，看完之后不许到处跟人说，不然显得我很会选书。

好了，不开玩笑了。

这个故事我读完之后，真的忘不掉。

一个长期遭受家暴的女人，开枪打死了自己的丈夫。

更麻烦的是，这个丈夫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受害者”。他是个劣迹斑斑的持枪劫匪，打老婆，抢别人，几次从法律手里溜走，怎么看都不像什么值得同情的人。

可问题是，再坏的人，也不能随便被杀。

所以这个案子一进法庭，所有人都以为它会按照某条熟悉的路往下走：她可以说自己是正当防卫，也可以说自己长期被虐待，精神崩溃，一时失控。律师也确实在努力把她往这条路上带。

但这个女人偏偏不配合。

她站在法庭上，说了很多对自己没好处的话。她没有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完美受害者，也没有完全按照律师设计好的说法去演。她诚实得有点吓人，甚至诚实到让人怀疑：她到底还想不想活？

真正决定她命运的，也不是法官。

而是十二个普通人。

他们不是律师，不是警察，也不是法律专家。他们只是被随机抽中的陪审员，可能和我们一样，上班、买菜、带孩子、坐地铁，然后突然有一天，被带进法庭，听完一个女人杀死丈夫的故事，再决定她接下来的人生该往哪里去。

最后，这十二个人只商量了四个小时，就给出了一个让整个法院都傻掉的裁决。

这可能是那位女法官一辈子都意难平的案子。她在这座有几百年历史的法院里待了很多年，和十几位法官同事一起办过无数大案小案，但这个结果，还是让她很久都想不明白。

接下来你们看到的这篇，是一份第一视角的法庭记录。

它可能不像普通故事那样一上来就哐哐砸情节，甚至会有一点案卷档案的硬核感。但我保证，只要你沉下心看进去，就会很难停下来。

因为你会发现，这个案子真正可怕的地方，不是一个女人杀了丈夫。

而是当法律、证据、同情和愤怒全部摆在你面前时，你也不一定知道，自己会把票投给哪一边。

那天下午我正和两位同事在法官餐厅喝茶，排期官推门进来说下周有起枪击案没人接——女的把丈夫杀了。

我们顿时来了兴致，枪击案谁不喜欢。可一问辩护律师是沃恩，H和Q立马都缩了。H说上回差点没忍住杀了她，Q拍着胸口说那颗心脏再也经不起折腾。排期官无奈转向我：“拜托，总得有人接。”

就这样，我遇上了安吉拉。

案子不长，顶多两个星期就能搞定。我翻了翻材料，先看了看死者。

查理·布里奇斯，四十四岁，持枪劫匪。不打老婆的时候挺有魅力——风度翩翩、出手大方、体贴周到。不过所谓“风度翩翩”，大半藏在抢劫时蒙着的头套下面；“出手大方”，花的都是抢来的钱。三次上法庭，两次脱身，唯一一次定罪还是二十年前，蹲了三年。

安吉拉在那之后不久嫁了他。从案卷来看，她常年遭受家暴。

法医报告里写得清清楚楚：左臂几处淡淡的瘀青，左胸一道尚未愈合的划痕，头部一侧还有一块红肿，看着像是最近刚挨了打。家庭医生的记录也列了好几次不明伤痕，她每回都说是自己笨手笨脚磕碰的。也许是真的，但医生显然不信。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符合家暴案件的常见模式。

不同寻常的是那把枪。家暴案里，施暴者更多是脑袋上挨一下平底锅，或者让厨房刀具给捅了，很少有人死于枪击。

沃恩律师的辩护策略是“失控”——一个男人习惯在家里放着上了膛的枪，还不断虐待妻子，那他应该预料到这种后果。

看过材料后，我对安吉拉有些心生怜悯。但作为法官，我不能有任何预设立场。

踏进法庭那一刻，我头一回意识到这案子远比想象中复杂。

公诉方的芬尼曼大律师站在位子上，一脸庄严。皇家检察院竟然派出这样一位“大人物”来办一个“受虐妇女”案，有点出人意料。

辩护方律师席空空荡荡，被告席上倒是热闹非凡。除了照例的两名看守和被告，沃恩也不知道怎么挤了进去——沃恩的行为明显违反法庭规定。她背对着我，压低声音急促地对着被告耳语，一股紧张劲儿，假发歪了，法袍也乱糟糟的。直到一名看守戳了她一下，她才猛然回过神来，赶紧扶正假发，手忙脚乱从被告席退向自己的位子。

我趁机打量安吉拉。她今天穿得完全符合沃恩的“标准配置”——色调柔和的衣服，发型和妆容都挺鲜亮，安安静静地坐在被告席上。

“抱歉法官大人，我没注意到您已经进来了。”沃恩总算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我示意书记员核实被告身份。虽然这步骤听着多余，但我确实见过搞错人的情况。

“陪审团准备好了吗？”我问。

“是的，法官大人。”芬尼曼答道。

“沃恩律师，你呢？”

她瞥了一眼被告席，看上去有点心神不宁，但没提出异议。

于是我示意传唤陪审团。

陪审团候选人鱼贯入场，在经历了惯常的筛选程序后，选出了最终的12名陪审员，包括7女5男。

芬尼曼大律师站起来，所有人的目光唰地一下全集中到他身上了。

“各位陪审员，”他开口道，“接下来我要把公诉方的立场跟大家说清楚。”

十二个人齐刷刷坐直了，全神贯注，那架势像在看一场真人秀。

芬尼曼先介绍了案情——安吉拉扣动了一把上了膛的手枪的扳机，子弹打进了死者的脑袋。他说自己不会为查理说话，但这个国家的法律保护每一个人，不管好人坏人。“不管我们怎么看不上查理·布里奇斯的活法，有一个事实摆在那儿：安吉拉自己选了跟他过了二十年，而且从他抢来的钱里头得了不少好处。”

陪审团开始认真咂摸这番话。

接着他讲了两人的生活轨迹——搬了好几次家，一次比一次住得好，最后住进了埃平森林旁边一栋独门独院的别墅。芬尼曼顿了顿，挨个扫了一眼每位陪审员，“我们不会回避一个事实：死者很可能是个暴力的人，但公诉方将向你们证明，杀了他绝不像她说的那样是被逼无奈的自卫，而是一场想好了、算计好了的谋杀。”

陪审员们集体倒吸了口冷气。

芬尼曼接着提出了证据——案发当天下午三点左右，几个邻居听见了一声巨响，但谁也没当成枪声。过了几分钟，被告打了报警电话，哭得稀里哗啦，说她跟丈夫吵了架，他冲过来像是要动手打她，但这回不一样，手里攥着一把枪。她说自己吓坏了，抓住枪想把枪口推开，两人扭在一起，枪就走火了。

那颗要了命的子弹取出来以后，做了DNA检测，跟死者吻合；弹壳上验出来的也是死者的DNA。这似乎更进一步印证了被告的说法——子弹是他自己亲手装进去的，跟被告没关系。

听到这儿，我一时还摸不准芬尼曼接下来要怎么出牌。他像个老道的钓鱼佬，好像正在不紧不慢地收着鱼线。

“这个故事听着确实挺像那么回事，”他接着说，“但它终归只是个故事。公诉方将证明，布里奇斯太太说的那一套，从头到尾都是一场表演，是谎话。”

芬尼曼认为，安吉拉报警时哭着喊快派救护车，明摆着是在演戏——她不可能不知道查理已经死了。他还预告将请弹道专家上庭作证，证明所谓手枪意外走火根本站不住脚。

按说到这儿，芬尼曼该跟陪审团交代一句——辩护方也有自己的专家，双方看法不同，到时候得靠你们来判断。但他愣是没说。

我瞟了一眼沃恩律师，她正埋头在笔记本上奋笔疾书。难道她没请自己的专家来对着干？这可有点不对劲。

“据我所知，布里奇斯太太的辩护说辞已经从‘意外’改口成了‘失控’。现在她说是因为丈夫以前对她的暴行导致她情绪崩溃，没控制住自己。然而——”他猛地一拍桌子，“我们公诉方的立场是，这根本就不是什么过失杀人，这是一场赤裸裸的谋杀。”

芬尼曼大律师上来就直奔谋杀罪，一点不含糊，调子起得极高。但问题是，他到底能不能拿出足够硬的证据撑住这个说法？

那天下午叫了三四个邻居上来作证，都说听见了一声巨响，但当时谁也没想到会出人命。

每个证人都在法庭上简短问了几句，沃恩律师一个都没提出反对。当天还播了报警电话的录音，声音清楚得跟在现场一样。安吉拉在电话里边哭边跟接线员说发生了什么，我怎么听都听不出芬尼曼说的那种“演”的感觉。

第二天开庭，芬尼曼把弹道专家特拉弗斯请上了证人席。这人我在法庭上见过不知道多少回了，枪械方面的事儿，他基本没有不懂的。特拉弗斯个子不高，衣领扣得严严实实，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发缝细得像拿刀刻的一样。

他把一沓材料码得整整齐齐放在证人席上，宣完誓，三言两语把自己的资历说了一遍，然后跟我们讲了他参与验尸的情况。他说病理学家叫他去了现场，解剖是病理学家做的。

芬尼曼让特拉弗斯描述弹道情况。特拉弗斯说子弹从额头射入，向下约30度穿过身体，从后背穿出，又弹了两面墙。综合验尸结果和弹道计算，他的结论是：死者头部位于开枪者手的下方，且头部前倾、略偏右侧。开枪时枪口距额头大约18英寸，绝对不会更近。

“这种情况下，枪击有可能是在两人扭打过程中发生的吗？”芬尼曼问。

“我认为不是。”

芬尼曼坐下后，沃恩律师慢慢站了起来，面对着特拉弗斯，既没看陪审团，也没看自己的当事人。

我盯着她看，心想她会不会马上甩出个致命反驳，把特拉弗斯的专家分析打穿。她微微眯着眼，盯了特拉弗斯一会儿，最后只是淡淡问了一句：“你当时不在现场，怎么确定这不是意外？”

说完，她就坐下了。

休庭的时候，我反反复复琢磨眼下这个局面。沃恩没找专家来反驳特拉弗斯的证词，这本身就很说明问题。一般来说公诉方传了专家，辩护方总会找自己的专家来对着干——前提是找得到。看来沃恩压根找不到一个愿意站出来说“这枪是意外走火”的专家。

我在脑子里快速过了一遍辩护方可能走的路。既然毫无疑问是被告自己扣的扳机，那可选的无非就这么几条：

意外。

正当防卫。

没有杀人或造成严重伤害的意图。

精神状况导致责任减轻。

情绪失控。

只有前两条能让被告完全脱罪，但这两条明摆着不可能同时成立。你说是意外不小心扣了扳机，又说是为了自保故意开的枪——这俩说法完全是打架的。再说了，枪已经到她手里了，当时查理两手空空，安吉拉凭什么说为了自卫非得对着丈夫脑袋开枪？正当防卫这条路，彻底走不通。

至于“意外”，听了特拉弗斯的证词，沃恩自己显然也觉得没戏了。

剩下那几条，不管是“精神状况减轻责任”还是“没有杀人意图”，顶多也就是让陪审团判个“过失杀人”而不是谋杀。

“精神状况减轻责任”得有精神科医生出来作证，辩护方明显连这个都没准备。

至于“没有杀人意图”嘛，要是只朝人胳膊腿开枪，也许还能说一句“我没打算弄死他”，可你对准一个人的额头开枪，然后说自己没想到会出事？这话鬼都不信。

那就只剩最后一条了——“情绪失控”，被家暴妻子的经典辩护路子。

一个女人长年累月被丈夫打，最后忍到了极限，精神彻底崩了，失去理智才走到了这一步。换我是安吉拉的律师，肯定也会走这条路。看样子沃恩也是这么打算的。可问题是，安吉拉本人认不认这套说法？

我突然想起开庭第一天看到的那一幕，安吉拉就那么静静地坐在被告席上，沃恩在旁边一个劲儿跟她说话，她压根不搭理，一副不想掺和的样子。现在回头一想，两个人之间那股别扭劲儿，很可能就是因为辩护策略谈不拢。

难道是这么个情况？芬尼曼非常笃定“意外”这套说辞根本撑不住，漏洞一堆，注定得栽。沃恩显然也看明白了这一点，准备转打“失控”牌。

可安吉拉呢？是不是还在死咬她最初那套说法不松口？特拉弗斯的证词都出来了，她要是还觉得自己能全身而退、无罪释放，那也太天真了点。我猜沃恩心里清楚，能争到的最好结果，撑死了也就是个“过失杀人”。

话说回来，过失杀人也不算太坏的结果。持枪谋杀一般意味着终身监禁，至少得蹲30年才有机会假释。

可要是判过失杀人，刑期可能不超过12年，实际上关个8年就能出来。谁会拿30年牢狱去赌，而不选一个可能只蹲8年的过失杀人？除非她打心眼里觉得这就是意外，同时也坚信陪审团铁定会站在她这边。

回到法庭之后，我又看了安吉拉一眼，想从她脸上找出点什么线索。可她那张脸还是波澜不惊，让人完全读不懂，就像看着一个谜。

“如果是您扣的扳机，枪肯定在您手里，对吧？”

“应该是。”

“那扣扳机那一刻，枪口肯定对着查理的头。”

“应该是。”

“您经常用枪吗？会瞄准吗？算得上好枪手吗？”

“不不不，”安吉拉低声说，“也许只是他运气太背了。”

“对您丈夫来说确实太倒霉了，”芬尼曼冷冷地说，“毕竟正好打中了他眉心。这到底是运气不好呢，还是瞄得准呢，布里奇斯太太？”

“就是运气不好。”安吉拉语气很坚定。

“那我们再看看特拉弗斯先生提到的另一个关键点。您不仅精准命中了他最脆弱的部位，而且开枪的时候还居高临下，完全占据着主动。”

沃恩律师立马站了起来。“这种说法太不公平了，”她厉声抗议，“特拉弗斯先生只是说开枪者的手在头部上方。完全可能有别的解释——"

“那我换个问法，”芬尼曼接过话，“布里奇斯太太，您比您丈夫高还是矮？”

她犹豫了一下。“矮一些，”紧跟着补了句，“大概矮6英寸。”

“也就是说，您拿着枪，手在他上面，枪口对着他。我想您总不会是站在椅子上开的枪吧？”

“当然没有。”

“那该怎么理解呢？是他在您面前缩着身子？”

“随你怎么想，”安吉拉冲口而出，随即恢复冷静，“因为事实根本不是那样。”

芬尼曼留了一会儿，让陪审团在脑子里把那个画面勾勒出来，然后继续追：“您说当时害怕他会动手，可既然枪都已经在您手里了，他还怎么伤害您？”

她摇了摇头，目光转向自己的律师，像是在质问：这就是你们说的什么“失控”辩护？

随后她转向陪审团，平静地说：“各位，我知道有些女人跟我一样，长年累月被打，最后走向崩溃，做出很可怕的事。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其中之一，因为我真的不记得特拉弗斯先生说的那些细节。我一直记得的是，我们在抢枪，然后枪走火了。”

“行吧，”芬尼曼继续道，“那咱们来看看您说的这个‘意外’到底有没有可能。”他的语气异常冷静理智，每当律师用这种腔调说话，往往暗藏杀招。

“您去了餐厅，因为觉得丈夫想跟您一起喝杯酒，就像他每次打了您之后那样，想向您道歉？”

“是的。”

“从犯罪现场的证据来看确实有这种可能，因为事后工作人员在地板上发现了两只酒杯，一只是碎了的威士忌杯，另一只是完好的酒杯。所以，您丈夫进了餐厅，拿出了一杯威士忌——"

“是瓶子。”她打断了他。

“他拿出酒瓶，倒了杯威士忌，又拿了瓶葡萄酒和一个酒杯，给您倒了一杯。摆明了是想跟您一起喝。这两只杯子证明了他想跟您和好。”

安吉拉的脸色猛地一沉，她已经明白芬尼曼要干什么了。我也看出来了，沃恩同样心知肚明。陪审团暂时还没反应过来，但很快也会恍然大悟。

“想象一下这个场景，您丈夫发了火，打了您。然后他离开房间，冷静下来，倒了两杯酒，等着您过去。您走进餐厅，他递给您酒杯，请您一起喝。如果他一只手端着威士忌杯，另一只手拿着葡萄酒杯，那么，布里奇斯太太——他拿什么拿枪？”

安吉拉没有崩溃。相反，她挺直了背脊，转过身，目光坚定地直视陪审团，沉着地迎接他们的注视。

停了一下之后，她深吸一口气，稳住情绪，慢慢开口：“我的未来现在攥在你们手里。你们会做出你们觉得对的决定。但我就想让你们知道一件事——我把一辈子都给了查理。他是个坏人，干了很多坏事，我想我也一定不是什么好女人，不然不会跟他一路走到今天。他伤害我，我选择留下来，我承认，这是我自己选的。”

她皱起眉头，好像连自己都想不明白当初为什么会那样选，“但我从来没支持过他去伤害别人。我知道他的好运早晚会用完。迟早有一天，他会拿那把枪打死一个人。我知道那天一定会来，而到了那天，不光我会失去一切，那个无辜的人也会失去一切——失去家人，失去孩子。所以查理他该死。就这么简单。”

这番话一字一句砸在陪审团心上，连芬尼曼一时都接不上话。他审讯过无数被告，激烈交锋过无数次，却从没听过如此真诚、坦率、强硬的陈词。

“布里奇斯太太，”他缓缓开口，“您是在说您杀了丈夫，因为他该死？您这是在认谋杀？”

安吉拉转过身来，冷冷地看着芬尼曼。“我没那么蠢，芬尼曼先生。这是一次争抢中的意外，查理在争抢中因为枪走火不小心中了弹。这只是个意外。”

我觉得沃恩律师挺可怜的。这种事有时候真没办法，证人失了控，说出一些不该说的话，话一出口就收不回来了。

已经是周五下午三点了。虽然审判才进行了五天，却让人感觉特别漫长。我宣布休庭，案子周一上午接着来。到时候律师和我会一起把相关法律捋一捋，看看这场辩护的残局里还有什么能捞回来的。

整个周末，我脑子里一直在翻来覆去地琢磨剩下的辩护空间。法律要求我向陪审团说明任何有可能成立的辩护。不管看着多不靠谱，只要有证据撑着，陪审团就有权去衡量，有权自己决定信哪些、不信哪些。想来想去，我开始动笔起草一份陪审团判决步骤指引。

谋杀罪

在判断布里奇斯太太是否构成谋杀罪之前，你们必须先回答以下问题：

步骤1：

你们是否确信是布里奇斯太太杀害了查理·布里奇斯？

• 她承认枪是自己开的，这一枪导致了查理的死亡。

• 如确信，请进入步骤2。

这一步比较简单，基本没什么争议。但第二步就涉及“意外”辩护了。虽然沃恩律师更想走别的路，但安吉拉自己一直咬死“意外”这套说法不松口。

沃恩对这条路不抱希望，因为一旦陪审团认可了特拉弗斯的专家证词，安吉拉描述的那种“意外”走火就站不住了。

不过话说回来，陪审团不能光看专家怎么说，还得把所有证据放在一起看，包括安吉拉自己的供述。她的说法到底信不信、成不成立，得由陪审团来定。所以我设计了步骤2。

步骤2： 你们是否确信枪击行为是故意的，而非意外？

• 这是整个案子最核心的争议点。布里奇斯太太声称是在跟查理抢枪的时候不小心扣了扳机。公诉方根据特拉弗斯的专家证词，认为不可能是她说的那样。

• 如果你们觉得枪击有可能是意外，那她就是无罪的，讨论到此结束。如确信枪击不是意外，请进入步骤3。

步骤3： 你们是否确信布里奇斯太太开枪时有意图杀死查理·布里奇斯，或至少打算对他造成严重伤害？

• 如果你们拿不准她是否有这种意图，但确信她打算对查理造成某种伤害（哪怕不是致命的），那她不构成谋杀罪，而是“过失杀人罪”，讨论到此结束。

• 如确信她是故意开枪、意图杀死或至少严重伤害查理·布里奇斯，请继续。

走到这一步，我得决定要不要让陪审团考虑“失控”辩护。

如果不考虑，判决就直接是“谋杀罪名成立”。

如果要考虑，我就得跟陪审团讲清楚什么叫“失控”。

每一个辩护成不成立都得有事实证据撑着，“失控”辩护的依据是什么？这不能光凭沃恩大律师一厢情愿，它要么有，要么没有。

最终我决定起草一份关于“失控”辩护的指引，周一早上拿出来跟双方律师商量。于是我设计了下面这些步骤：

你们现在应当考虑“失控”的辩护。这一辩护适用于以下情况：

1. 被告失去了自我控制——也就是说，失去了按理性判断行动的能力，或失去了正常思考的能力。

• 这是个主观性问题，涉及被告当时的心理状态。

• 在考虑这一点时，你们有权考虑：

她跟查理·布里奇斯长期关系中发生的一切，特别是案发当天的经历。

从冲突到枪击发生之间隔了多长时间。

其他所有相关情况。

• 如确信她没有失去自我控制，则构成谋杀罪，讨论到此结束。如认为她可能失去了自我控制，请进入步骤2。

2. 考虑她失控的原因——是否出于对查理·布里奇斯施暴的恐惧。

• 在评估这一点时，应综合考虑她的心理状态，以及枪击发生时的所有相关情况，包括事件的前因后果。

• 你们需要问自己：她的恐惧是不是真实的，哪怕是基于误解。她说查理拿上了膛的枪指着她，公诉方说没有这回事。

• 如确信这不是她失控的原因，则构成谋杀罪，讨论到此结束。如认为她可能因此失控，请进入步骤3。

3. 考虑一个跟她同龄、同性别、具有正常自我约束能力的人，在相同情况下是否也会做出类似反应。

• 你们需要把她的主观处境和客观标准结合起来，问自己：一个处于相同情况下的普通人，是不是也会有类似反应。

• 应当考虑她的所有处境，除非这些处境的唯一作用是削弱她的自我约束能力。法律不允许任何人拿“我脾气暴”或“我容易上头”当借口来逃脱谋杀指控。

• 如确信，处于与被告相同年龄、性别及情境下（排除那些仅仅降低自我控制能力的因素），一个具有正常容忍度和自控力的人不会做出相同或类似反应，则该辩护不成立，被告应认定为谋杀罪。若你们对此不确定，则被告不构成谋杀罪，但构成“因失去控制而致的过失杀人罪”。

如果按这套方式给陪审团做指引，那谋杀罪的定罪路径就只有一条——得一步一步走完所有复杂冗长的环节。过失杀人则有两条不同的路：一条是“无意图导致的过失杀人”，另一条是“因失控导致的过失杀人”。

带着这些思路，周一我重新回到了法庭。

“那么，”我问两位律师，“‘意外’和‘失控’是不是都得交给陪审团审议？”

“意外您必须交给陪审团，这是被告的主要辩护。尽管在科学证据面前看着不太可能成立，但公诉方承认，判断权归陪审团。”芬尼曼说，

芬尼曼这态度不是因为他大度，纯粹是严格遵守法律原则。再说他心里也有底，不怕这条辩护，因为特拉弗斯的科学证词根本没受到任何质疑。沃恩律师也同意把“意外”交给陪审团，但她强调，真正的辩护核心应该放在“失控”上。

“那失控的证据在哪儿？”我问，“被告从头到尾都没有明确说过自己失去了自控力。”

“她说她可能失控了，”沃恩解释道，“这就足以提出这个辩护了。接下来应该由公诉方来证明她没有失控。”

她说得没错，但她没就此打住。

“法官大人，您问证据在哪里！”她声调一下子拔高，响彻整个法庭，像是在大声宣告正义似的。她慷慨激昂地说：“难道我们没有听到她长期遭受家暴的证据？难道没看到她头上、胸口、胳膊上的伤？这些加上她的医生报告，难道还不够让陪审团想一想：在这种年复一年积压的压力下，当眼前有一把枪对着她的时候，她崩溃失控，做出了平时根本不可能做出的事？”

我转向芬尼曼。他想了一会儿，慢慢说：“公诉方的立场是，死者并没有像被告描述的那样拿枪威胁她。但如果陪审团认为他可能确实这么干了，我同意把‘失控’辩护交由陪审团审议。”

我点了点头。虽然两条辩护看上去都挺单薄，但根据现有证据，陪审团有权考虑这两条路。至少，安吉拉有权得到这个机会。

下午两点，陪审团回到法庭，芬尼曼开始做结案陈词。他用冷静的逻辑，条理分明地一步步搭起了有力的论据。

他说完之后，沃恩律师立马昂着头站了起来，激情澎湃地为所有受虐的妇女发声，描绘了那些年复一年积攒的恐惧——积攒到再也扛不住，最终让受害者崩溃、转而反抗施暴者的那种可怕画面。她的辩护情真意切，打动人心，已经做到了她能做的极致。

接下来轮到我做总结。我开始回顾起草的那份判决步骤指引。陪审团听得眉头紧皱，这些弯弯绕绕的法律概念对他们来说显然不太好消化。我跟陪审团解释说，谋杀定罪只有一条路径，而过失杀人有两种可能——“无意图导致”和“失控导致”。

我进一步说明，如果最终判的是过失杀人，不需要在具体原因上达成一致，不管是哪种过失杀人，只要全体一致认定犯了过失杀人罪就行。

最后我提醒他们，最终决定权在他们手里。真正重要的是他们对证据怎么看，而不是我这个法官的意见。

到了周二上午，我的活儿算是干完了，接下来该陪审团拿主意了。我建议他们推选一位陪审团团长，负责主持讨论和最后宣布判决结果。

我特别强调，团长的意见并不比任何人更有分量，但有责任确保每个人都能说上话，让讨论有条有理地进行。“你们的责任是确认事实，并把你们得出的事实套进我给出的法律框架里。只有这样，你们才能对得起审判开始时立下的誓言——根据证据作出公正的裁决。”

然后，陪审团离开法庭，开始讨论。

接下来这几天，陪审团会待在陪审室里，一条一条地过证据，琢磨每条证据背后的意思，最后决定这些证据把他们指向什么结论。也许中间会递几张纸条出来，问问法律上的事儿，或者要求重新看某段证据，除此之外，审判的这一阶段完全是他们的主场。

我安安静静地等着，同时开始在脑子里盘算可能的量刑。

谋杀罪的量刑比过失杀人简单多了。因为谋杀罪就一种判法：终身监禁。

而我要做的，是定一个最短刑期，坐满了之后犯人才能申请假释。如果布里奇斯太太是拿平底锅把丈夫打死的，起点是15年，但因为用了枪，起点直接蹦到30年。

要是陪审团判的是过失杀人，那刑期又得看具体是哪种类型的过失杀人了。

快到下午收工的时候，法庭引导员敲响了我办公室的门，我还在那儿翻来覆去地琢磨各种量刑方案。

“法官大人，陪审团送了张纸条过来。”她递过来一张折好的纸。

我接过来，心想大概是问个法律问题，或者要求重听某段证据，再不然就是请求早点下班，甚至可能是嫌空调太冷。可打开一看，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反复确认了两遍才敢信自己没看花眼。

纸条上就简简单单一句话：“我们已经达成了一致裁决。”

才四个小时就出结果了？这案子步骤那么绕，有点不可思议。可法律明令禁止任何人打听陪审团的讨论过程，更没人会去质疑他们的决定。

“召集开庭，”我对法庭引导员说，“通知两位律师，让被告上庭。有裁决了。”

不到十分钟，我就回到了法庭。两位律师端端正正坐在面前，安吉拉也已经站在了被告席上。记者堵在门口，其他得到风声的人纷纷往旁听席里挤。

法庭里弥漫着一阵低低的嗡嗡声，像灯泡发出的那种微弱噪声，等到陪审团一进场，所有声音瞬间消失。

陪审团团长是那位戴眼镜的女士，照规矩坐在离法官最近的位子上。书记员站起身，要求被告和陪审团团长同时起立。

“陪审团团长女士，”书记员开口，“对于本案的指控，你们是否已达成一致裁决？”

“是的，已经达成一致。”

“陪审团团长女士，关于谋杀罪的指控，你们的裁决是？”

这一刻，被告席上的安吉拉死死盯着陪审团，脸上一丝波澜都没有。

芬尼曼微微垂着眼皮，平静地望着前方，好像这事儿跟他没关系似的。

沃恩律师低着头，像是在给自己做最坏的心理建设。陪审团出结果出得这么快，她恐怕不得不怀疑他们到底有没有认真考虑过自己的辩护理由，这会儿心里八成满是失望。

“你们认为被告安吉拉犯有谋杀罪吗？”

“没有。”陪审团团长干脆利落地回答。

芬尼曼大律师努力绷着脸不动声色，但看得出来在硬压失望。

沃恩律师一下子挺直了腰板，抬起头轻轻点了一下，眼睛里满是欣喜和释然，仿佛一瞬间把自信全找回来了。至少当事人不是谋杀，陪审团做出了她期望的判决。

安吉拉依然盯着陪审团，脸上什么变化都没有。

接下来，书记员问出了第二个问题：“陪审团成员们，你们认为被告犯有过失杀人罪吗？”

这回，戴眼镜的陪审团团长转向被告席，嘴角露出一丝微笑。“无罪。”

“你们确认被告无罪？”书记员的语气里带着一丝不确定，像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陪审团团长的回答斩钉截铁。

“这是你们所有人的一致裁决？”

“是的。”

这一刻，法庭里所有人都愣住了。唯一没表现出任何惊讶的，只有被告席上孤零零站着的安吉拉。

我回到办公室，桌上还乱七八糟地堆着各种文件：《2020年量刑法》第二十一条关于持枪谋杀的量刑标准、《量刑委员会的过失杀人罪指导意见》和《2009年验尸官和司法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失控”辩护……它们像是在无声地嘲笑我。

我不知道自己该沮丧，还是该松口气。对安吉拉来说，这无疑是个奇迹般的结果，可对正义来说，这又算怎么回事呢？

陪审团得出这个裁决，唯一说得通的解释是：他们接受了“意外”辩护。要得出“意外”这个结论，就意味着他们得认为特拉弗斯先生那套无懈可击的证据不靠谱。可我压根不信陪审团真会这么想。几乎可以肯定，陪审团心里想的不过是：“管他什么意图、失控、法律条文……这个男人就是该死，这个女人就是该重获自由。”

如果这是小说里的情节，我也许会拍手叫好。可在现实中，如果人们开始无视法律，光凭自己的主观判断来决定什么是正义，那会怎么样？看起来，安吉拉和她的陪审团正是这么干的。

干了几十年律师和法官，我一辈子信赖的那个司法体系，如今似乎正暴露出一个巨大的窟窿。

我心里乱糟糟地下楼去喝茶。走进法官餐厅时，四周立刻有人关切地问这问那，我说了结果，餐桌上马上就讨论开了。

S法官想了想，说：“换个角度看，如果一个妇女因为长年受虐崩溃失控了，可以拿来做谋杀辩护。但如果她同样受虐，却没有失控呢？那她就没有辩护了。也许有问题的是法律本身，不是陪审团。”

H法官说得更直白：“如果意外和谋杀的区别就只有18英寸，那也许这个区别压根就不重要。”

话虽这么说，可我们心里都清楚，我们并不真的信这些。人不能仅仅因为自己觉得某个人不配活着，就私自决定把他杀了。真要这样，整个司法体系就得塌，社会也会乱套。这是我们法官一直守着的信念，而这个信念的核心，就是相信陪审团能遵循法律指引，依据证据做出公正的裁决。

“你怎么看？”我问S，他一向是我们当中脑子最清醒的。

S想了想，让我们跟他走。

他领着我们下了楼，穿过那扇把法官专属区域和公众区域隔开的门，把我们从中央刑事法院明亮现代的部分，带到了二十世纪初建成的那片幽暗安静的区域。地面层的大理石大厅连通十七号、十八号和十九号法庭，拱顶压得很低，石柱和柱廊让这里透着一股修道院的肃穆。

S领着我们走到大厅尽头，墙上挂着一块纪念牌，记的是1670年在老贝利法庭发生的一场著名审判。

威廉·佩恩——后来宾夕法尼亚州的创建者，和他的同伴威廉·米德因在街头非法传教、聚了一大帮人而受审。

可这块纪念牌不是为他们俩立的，而是向当年那个陪审团的勇气和韧劲致敬。当时法官觉得，这种案子判无罪简直天方夜谭。

但陪审团认为，人家跑去街头传教是因为士兵把教堂门锁了，硬要给这群虔诚的信徒扣一顶“煽动暴乱”的帽子，他们不干。

陪审团第一次判了“无罪”，法官不认，把他们轰回陪审室重新想。陪审团又坚持原判，法官索性把他们关进了没吃没喝的牢房，整整关了两天。陪审团照样不松口。最后法官打算罚他们的钱，直到首席大法官出面拍板，确认了陪审团有权按照自己的信念做出裁决，这事儿才算了。

“明白我的意思了吧？”S轻声说。

我们心里都清楚，陪审团做出的无罪裁决是不能上诉的，因为陪审团本身具有神圣的地位，也握着最终裁决的权力。

“这只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的开头而已。”H嘟囔着，说出了我们心里共同的困惑。

S耸了耸肩，露出一丝无奈的笑：“陪审团滥用这种权力的情况屈指可数，但他们确实有权在证据面前坚持自己的裁决。想想克莱夫·庞廷，想想迈克尔·兰德尔和帕特·波特尔。”

他提到的这几个人，我们当然都知道。

1985年，公务员克莱夫·庞廷因泄露马岛战争期间阿根廷战舰“贝尔格拉诺将军号”被击沉的机密文件而被告上了法庭。他认了泄密，但说自己是为了公众利益，因为这些文件显示当局撒了谎——“贝尔格拉诺将军号”被打中的时候，实际上正在驶离英国海军战斗群。尽管法官裁定庞廷在法律上根本没有辩护余地，陪审团还是判了无罪。

1966年，兰德尔和波特尔帮布莱克从斯克鲁布斯监狱越了狱——布莱克因给敌国卖情报被判了42年。

1991年这两人因此被送上了老贝利法庭，他们替自己辩解说，虽然不赞成布莱克干间谍的事儿，但42年的刑期既不人道也不合理，所以他们有理由违法。尽管法官不允许拿“布莱克判得太重”当辩护理由，陪审团还是宣布他们无罪。

“所以你看，”S接着说，“这种“出人意料的判决’，有着悠久而光辉的历史。”

2001年，奥尔德御用大法官在他对刑事法庭的审查报告中指出，尽管这类出人意料的判决长期以来被视为陪审制度的一部分，甚至被当成是抵抗国家压迫的最后一道防线，但他认为这种做法完全错误。

选择这么干的陪审员，实际上违背了根据证据做出真实裁决的誓言。他管这种裁决叫“对法律程序的公然侮辱”。他认为陪审员无权把自己的想法凌驾于法律或议会之上——他们的活儿不是替议会改法律，也不是替政府执法。他建议立法把规矩写死：陪审团不能在无视法律或证据的情况下做出裁决。

奥尔德大法官早已不在了，而这些出人意料的判决依然活着。由这个国家的普通公民随机抽选组成的陪审团，仍然握着最终的权力，来做出他们认为正确的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