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她的苦不是一个人的苦，而是一门艺术在时代洪流中被冲刷、被遗忘、被轻视的苦；她的韧是个人生命之韧，更是秦腔艺术在绝境中自我更新的韧
近期热播电视剧《主角》，改编自陕西作家陈彦曾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秦腔名伶忆秦娥的人生起落为主线，在社会变迁大背景下，生动呈现传统戏曲在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突围，让源自黄土高原的秦腔艺术跨越时空，重回大众视野，焕发时代光彩。
在《主角》收官之际，一场集中爆发的悲剧把观众的情绪推向了顶点。刘红兵父子在车祸中丧生，向阳公社的戏台倒塌，宋师被砸死、单团长为救孩子被掩埋。弹幕与评论区随之涌来潮水般的反应：“编剧太狠”“太痛了”“大结局烂尾”……
作为一部带有严肃文学色彩的电视剧，如果只用类似吐槽来评价《主角》的话，可能就错过了这部作品更深一层的表达。忆秦娥的一生，并非只属于一个人的悲欢离合，而是一门古老的戏曲艺术在时代洪流中苦苦挣扎求存的象征。她有多苦，秦腔就有多难；她怎样坚持下去，秦腔就怎样活下去。
苦难是现实的镜像
《主角》为什么要呈现这些痛苦？难道不可以温和一些，给主角一个圆满的结局吗？
实际上，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本就不断地被磨损、被击碎、被遗忘。艺术的使命之一，就是直面这样的残酷现实。
《主角》中呈现出来的悲剧，是有现实基础的。刘红兵父子的死亡，并非编剧刻意制造的悲剧。经济转型期的阵痛，让刘红兵这个昔日开着小轿车的年轻人，最终变得平凡而落魄。他签了下岗合同，拿到补偿金，用来给孩子看病。为了多赚点钱，他开出租车外还叫卖磁带。光盘事件虽是偶然事件，但之所以能酿成悲剧，是因为刘红兵的生活已经被逼到了没有容错空间的境地，他的身上浓缩了一个普通人被时代裹挟而过的痕迹。
《主角》的苦，已超出了个人命运的范围，它是生活本身具有的质地——粗糙、沉重、充满无法预料的断裂。严肃艺术把这种真实放到台面上来，是现实主义创作理念的体现。
苦难彰显生命的韧性
《主角》从不满足于对苦难本身进行描绘，它始终在追问一个问题——被反复击倒之后，人还能不能站起来？
忆秦娥大半生都是苦难不断。小时候，她被拉到县剧团里受排挤；恩师苟存忠为了给她“烘场子”，在戏台上吹完连珠火就倒下了；到了省秦，谣言像暗箭一样从四面八方射过来；结婚之后，刘红兵爱她却不理解她，两人住在同一屋檐下，却生活在两个世界里，生下的孩子患先天性疾病；最致命的一击随之而来：丈夫和儿子在车祸中丧生，而她正在戏台上唱到紧要处，台板塌陷，她坠入废墟……
但是忆秦娥从没有被打败过。她所受过的苦难，都化为她教宋雨时的严厉、耐心以及分寸感，也转化为她独自面对刘红兵的照片而唱起《杨门女将》时发出的那一声凄厉高亢的嘶鸣——秦腔皇后，在这一刻又回来了。
忆秦娥失去过舞台、失去过亲人，但是她从没有失去和秦腔之间最深的一点联系。把苦难变成艺术，把苦难变成可以传给后代的手艺，这是生命韧性清晰的显影。
忆秦娥就是秦腔的替身
观众为什么倾向于反感“太苦”的结局？这种反应有其文化根源。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曾指出，吾国人之精神是“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所以戏曲小说一般都会从悲开始，到欢结束，从离别开始，到团聚结束。长久以来，“大团圆”的叙事传统，使观众形成了好人好报、苦尽甘来的心理预期。久而久之也形成了一套深入人心的审美期待：剧集应当对主角的付出有所回报，苦难之后应有甘来，离散之后应有团圆。这套期待，其实也就是爽剧逻辑在起作用。
严肃艺术面对人生中的荒诞和痛苦，并不盲目追求“大团圆”，而是给苦难以价值和意义，让观众面对毁灭与虚无的时候，能感受到一种更深沉的生命力。苦难本身并不值得歌颂，但是人在苦难之中仍然选择站立的姿态，值得被郑重书写。
忆秦娥并不是“天煞孤星”，她其实是秦腔这门艺术的替身。她的苦不是一个人的苦，而是一门艺术在时代洪流中被冲刷、被遗忘、被轻视的苦；她的韧是个人生命之韧，更是秦腔艺术在绝境中自我更新的韧。就像个体不能被摧毁一样，艺术也会生生不息。
《主角》将苦难从个体的遭遇中提取出来，放置到艺术的光照之下，使之变得可以面对、可以战胜、可以转化，让承受者不再孤独，让后来者有所依凭。就此而言，“以苦为艺”，比任何爽剧结局都要更有意义。
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从易
编辑 汪垠涛
审核 何先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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