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振华：多维发力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

毛振华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以下观点整理自毛振华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20期）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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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之一，在国民经济稳健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精准研判外贸发展现状，破解发展难题，夯实发展动能，是推动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一、坚持两分法看外贸，韧性与挑战并存

中国外贸增长轨迹与国内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展现出极强的韧性，这既得益于我国完备的工业体系，同时也是我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对外开放的成果积累。外贸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作为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的重要板块之一，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增长贡献率连续两年超过30%，显著高于资本形成总额对GDP增长的贡献率（2024年及2025年分别为22.9%和15.3%），同时出口同比增速连续两年高于GDP同比增速。2026年一季度，出口延续向好态势，同比实现14.7%的较高增速水平，显著高于一季度GDP同比增速，虽然受地缘冲突影响后续面临一定压力，但全年来看仍有望保持韧性。近年来，外贸的稳健增长，充分印证了我国完备制造业体系、全产业链布局的核心优势，这是我国长期深耕外贸领域、持续夯实出口能力建设的成果积累，更是我国外贸发展必须长期坚守的核心优势与发展底气。

看待我国外贸发展需坚持一分为二的辩证思维，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面临的多重挑战。中国外贸的成长始终伴随着外部压力与挑战，且呈现出“压力越大、韧性越强”的发展特征。过往外贸增长的亮眼数据常被归因为“抢出口”，而如今阶段性超额增长已成为常态化发展态势，充分彰显了外贸内生动力的持续增强。但与此同时，当前外贸发展仍面临多重深层次、中长期挑战，制约着高质量发展进程。

一方面，地缘政治博弈持续加剧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中美关系短期出现边际缓和迹象但能否延续有待进一步观察、长期看大国博弈基调未变，此外我国周边区域的不稳定因素仍存。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持续动荡，大国博弈仍是扰动全球经济的核心变量，美国的政策调整虽阶段性聚焦伊朗、俄罗斯及拉美地区事务，但其核心靶向始终是中国，一系列外围布局或均为后续中美更深层次的战略对峙铺垫。尽管近期中美元首会晤有效缓和了短期局势，但中美两国新型政经关系尚未定型，未来中美两个大国在经济、政治、国际关系的领域中构成何种新的关系还有待观察，但中美长期博弈的核心格局并未改变。此外，从周边环境来看，日本、菲律宾等周边国家带来潜在竞争压力与突发风险，我国面临的区域不稳定因素持续存在。诚然，今年以来我国对外交往持续升温，多国元首携经贸代表团访华，我国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外部发展环境稳步优化，但长远来看，地缘政治风险仍需警钟长鸣，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冷静。

另一方面，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转移与重构趋势难以逆转，是影响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变量。在全球产业转移浪潮中，中国既是上一轮全球产业链转移的核心承接国，成功依托产业转移建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是本轮产能输出、产业转移的核心参与国，正深度参与重塑全球产业格局。我国现代产业链的发展，依托于计划经济时代奠定的全门类产业基础。该体系虽起步阶段技术相对落后，但覆盖范围完整，为我国构建起完备且具备较强实力的产业链提供了有力支撑。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与转移已是客观现实，且这一轮产业转移将是一个长期过程。明确我国在未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中的定位，是当下需要重点思考的问题。

其一，纵观本轮产业转移，全球生产环节依旧离不开中国力量，但我们需要厘清国内出口与我国企业海外布局所形成的新型产业链、供应链格局之间的关系。产业转移会对我国国内出口形成明显压力，以往大量商品由国内生产并直接出口，未来部分产能会由中资企业设在海外的基地完成生产及出口。从统计口径来看，这部分产值计入东道国GDP，不过同时也归属于我国国民总收入（GNI），逐步形成“中国人经济”。其二，本轮产业链供应链转移，深受地缘政治与外部发展环境的影响，外部因素的影响作用凸显。产业重构与地缘政治风险叠加，外部遏制、供应链脱钩风险持续存在。其三，国内市场的过度竞争，对我国外贸发展、产业链进阶及产品升级带来负面影响。经营困境之下，企业利润不断收窄，制约产品质量升级与技术迭代。当前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已从以往主打物美价廉的消费品逐步转向产业链中高端的高技术产品，而出口结构升级与本土制造业发展水平高度绑定。近年来国内市场主体经营承压明显，产业升级动力不足，已成为制约外贸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

二、多维协同发力，构建外贸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需跳出单一产品出口思维，从提高产品竞争力、加强外部保障体系等维度发力，推进外贸高质量发展。

（一）继续深耕高端产品出口，筑牢外贸核心竞争力

坚守高质量产品的出口导向，出口高质量产品是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与根基。2025年，中国以占全球约30%的制造业增加值和超过14%的出口市场份额，继续在全球制造业和贸易中占据领先地位。回顾世界经济发展史，仅日不落帝国时期的英国、二战后的美国曾达到相近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彼时英国、美国在对应时期均为全球综合实力第一的国家，在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均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而我国目前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出口却能取得如此显著的成绩，正是得益于我国自身产品的竞争力与供应链优势。

持续深化国内产业升级与出口贸易的双向联动，有效破解国内产业内卷困境。现阶段，我国出口产品结构正在向高技术、高附加值方向加速优化升级，尤其是与AI相关的机电产品、新能源汽车、高端消费品、生物医药等为代表的高附加值产品，正逐步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这类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优势，是我国科研创新能力、先进制造水平与完整供应链体系优势的集中体现，标志着我国已逐步摆脱以往廉价的商品供给定位，转型为全球高质量产品的供给方，这一良好发展态势必须持续巩固。未来我们需持续强化国内产业升级与外贸出口的双向联动、良性互动，依托国际市场的竞争检验、需求拉动，反向赋能国内产业迭代升级。以往国内企业多依靠国内市场利润支撑出口业务发展，而当前发展格局已发生反转，众多企业依托外贸出口的利润优势，反哺国内市场经营与产品迭代。这一产业内外循环的新模式，成为破解当前国内市场竞争内卷、激活产业发展活力的重要突破口。

（二）构建高质量外贸发展保障体系，优化外贸发展环境

实现外贸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完善的外部保障体系，其中维护良好的国际关系是核心关键。国际环境的复杂性深刻影响我国外贸走向，当前复杂的国际博弈要求我们必须将外贸布局深度融入整体国际关系战略之中。一方面，要主动破解外部遏制壁垒，打破美国主导推动的“脱钩断链”、构建排他性“民主供应链”等企图；另一方面，积极拓展国际“朋友圈”，依托各方阵营存在的分歧与利益差异，构建长期稳定的多边经贸关系。

过往一段时期，受外部局势变动影响，我国迎来一定的外交缓冲空间，但长远来看，国际关系的博弈与挑战依旧严峻。对此，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与发展自信，不受短期局势扰动影响，持续打造支撑外贸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坚定维护国家对外经济利益，在国际博弈与竞争中构建化解分歧、抵御风险的长效机制。以中美关税博弈为例，自去年4月关税争端升级以来，我国在被动局面下果断应对、精准反制，取得了良好成效，也是全球对美关税博弈中唯一实现有效制衡、赢得主动的国家。这也启示我们，对外经贸博弈需把握平衡尺度，既不能一味退让、奉行绥靖主义，也不宜采取硬碰硬的对抗模式，需秉持灵活审慎的战略思维精准施策。

从商业层面来看，要坚持差异化应对原则。中国商界素有“顾客就是上帝”的经营理念。海外市场与合作对象是我们外贸发展的依托，要用心维护好的关系。但面对反华政客和敌对势力，必须坚决予以回击，全力保障中国企业、中国产品在公平的国际环境中开展贸易。这项工作落地难度不小，需各部门强化协同配合。各领域行事要立足全局，避免因局部言行引发不必要的纷争，给整体外贸与对外关系增添压力。在该坚守的立场、该维护的权益面前，我们要果断出手、主动作为。过往部分强国在进行商品、资本对外输出时，往往依托国家综合实力保驾护航。如今，我国依托国家综合实力，为本土产品出海、中国企业深耕全球市场保驾护航，同样是至关重要的任务。

三、企业出海是大势所趋，与高质量外贸相辅相成

外贸的本质是产品的跨国流通，伴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重构，中国企业出海已然是顺应时代的大势所趋。如前所述，国内产业外迁、海外本土化生产，客观上会对我国本土出口带来一定负面影响，但我国供应链体系根基稳固、配套完善，尤其是高技术产业的核心技术、核心产能、核心专利均牢牢掌握在本土手中，能够有效对冲产业外迁带来的出口风险。

我国产业发展与外资引入的历史经验，充分印证了产业链布局的阶段性规律，我们要把握当前的历史机遇。以汽车产业为例，我国汽车工业的崛起，核心得益于早期引入外资、搭建合资企业的发展模式。过去我国汽车产业基础薄弱、技术落后，通过吸引外资企业来华建厂，快速补齐了产业短板，大幅提升了本土汽车产业的生产能力与市场竞争力。而外资企业也曾凭借核心技术、核心零部件、供应链掌控权及专利壁垒，在华获取了高额利润。早年日系车企的部分同款车型在中国的售价往往显著高于美国。这种利润差距，正是特定发展阶段下，核心技术、供应链体系、专利壁垒及利润转移规则等带来的必然结果。在相当长时间内，我们确实让渡了巨额利润，并在部分核心技术领域受制于人，但也为我国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以史为鉴，可见企业全球化布局是获取产业转移红利、稳固全球分工地位的关键。因此，我们必须正视产业转移的历史规律，把握发展机遇，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最大化争取国家产业利益。

推进企业高质量出海，妥善进行企业国际化布局，我认为有几个方面需重点把握与思考。一是深刻认识到产业出海的历史必然性，中国将深度参与并主导新一轮全球产业链重构。当前这场产业链重构是世界级的，是一个不可逆的长期过程，而中国正身处这一浪潮的核心。中国企业在未来形成的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新格局中将扮演重要角色，其结果很可能优于前几轮产业转移中的传统转出国，因为他们当年并未像今天中国这样，推动如此大规模的企业赴海外投资设厂。若能把握住这一机遇，中国将在全新的全球产业布局中占据比以往任何转出国都更为有利的地位，绝不能只停留在被动观望，待到转移完成、他国产业链崛起之后空余慨叹。如英国在产业外迁过程中，鲜有本国企业在全球广泛布局生产，而日本与德国则在全球产业链转移中，通过积极的海外扩张，保住了相当程度的产业影响力和长期收益。正因如此，我们必须将当前的出海行动，与全球布局重构紧密联系起来。这并非简单的产能外迁，而是通过主动布局，重新嵌入并主导新一轮全球产业链分工的关键一跃。

二是海外绿地投资迎来重大机遇，但需兼顾机遇与风险。当前部分产业转入国亟需外部资本、技术与成熟产能支撑本国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对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持高度欢迎态度。但同时中资企业必须清醒研判外部环境风险，警惕部分国家存在地缘政治干预、政策波动、法律壁垒等潜在风险，企业出海布局需稳中求进、审慎合规。

三是着力培育世界级中资跨国公司，这是构建中国强大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由之路。传统发展模式依托进口原材料、能源矿产，在国内加工组装后外销全球，资源配置模式单一、附加值有限。相较之下，搭建跨国公司体系、实现全球资源优化配置，是更高效的发展路径。苹果公司作为一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美国企业，尽管它总部位于美国，但其研发网络遍布全球，产业链更是深度整合了世界范围内的优质资源。对此，需更新对跨国公司发展的认知，唯有培育一批具备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才能夯实我国经济实力，提升复杂国际局势下的风险抵御能力与话语权。

四是坚持产业链内外协同联动，防范产业空心化与技术外流风险。企业高质量出海绝非无序外迁，必须强化顶层规划与精准管控，严格区分可外迁产能与不可外流的核心技术、核心产能，防止产业空心化、核心技术外流。当前国家层面已高度重视产业出海规范发展，后续需搭建系统化、全方位的配套政策体系，统筹推进全球产业链重组、海外产业投资、国内内需扩容、本土产品竞争力提升等重点工作，实现产品、技术、商业模式协同出海，推动海外产业布局与国内产业升级双向赋能。

文章仅作为学术交流，不代表CMF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