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文化生活如何形塑读者？

早在2020年，评论家黄平论及“新东北文学”时就预言“借助电影市场又将掀起一波热浪”。五年过去，该预言基本得到印证。今年，双雪涛《飞行家》《我的朋友安德烈》、郑执《森中有林》接连上映；双雪涛《刺客爱人》、班宇《逍遥游》等多部电影作品仍在筹备拍摄。“新东北文学”读者群的形成无疑极大激发“新东北电影”市场的开拓，经由从文学到电影的不同艺术媒介，“新东北”的精神维度也不断扩容生长。在地方性差异日渐衰微的今天，“新东北”为何能够成为备受读者关注的地理坐标？在这个书写平权的时代，创作者与读者如何共同参与“新东北”的建构？

还是从文学出发。“新东北文学”独特之处在于小说对于叙述时间段的拣选，久违地将地理坐标与历史坐标再度勾连，由是“新东北”成为承载的装置。在回望中，父一代的艰难境遇是“新东北文学”倾情书写的对象。更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在当今社会语境之中，父一代的失落为什么能够引发读者的深刻共情？此番共情机制建立的底层逻辑是什么？

这与“新东北文学”选用的第一人称叙事有着密切的关联，第一人称叙事的确有助于形成共同在场的阅读幻觉，读者“我”极易与叙事者“我”达成某种情感认同。而这一认同的形成离不开特定的社会语境。这就涉及“新东北文学”从开始发表到成为文学现象之间的时差问题。要知道，早在2016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就已出版了双雪涛小说集《平原上的摩西》，直到2022年，“新东北文学”入选“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

因而，我们不能不关注读者阅读选择的变化。“新东北作家群”成为现象的背后，是某种时代情绪、读者群体情感的征候。虽说作为读者的子一代未必都和“新东北作家群”共享成长履历，但“新东北文学”的书写很大程度上成为读者的移情对象。“新东北文学”声名鹊起的背后是认同情绪在民间读者蔓延。如此，“新东北”有了怀旧化基调。

另一种“新东北”的构建方式是“弱东北化”。小说中高频出现的节点在电影中被淡化，与此相关联的事件则被不同程度地缩略。电影《刺猬》里短促的中景镜头、《平原上的火焰》里玻璃的遮挡和过道的极度昏暗无一不在借由节制的镜头距离把控来表达“在而不在”的暧昧姿态。

电视剧《漫长的季节》“父一代开口说话”的改编被读者视为对小说的超越，但这未能在电影改编中得到延续，电影从小说的双线结构中拣选保留的是更吻合电影消费群体的子一代线索。《仙症》中周正的口吃，《平原上的火焰》中庄树与李斐的青春情愫，《我的朋友安德烈》中安德烈与李默的友情成为电影叙事的焦点。小说中历史语境下的集体困境也转化为个体困境，进而具体化为确切的社会热门话题。比如安德烈之死和周正的口吃指向了原生家庭暴力，关宁参与刺杀小说家行动的动机指向了人口拐卖，李斐遭遇了孙博文畸形的情感控制，王战国发疯是因为检举吴主任走私后被囚禁舱底……这使电影能够带给观影者方法论的指导，例如《刺猬》路演交流环节，有观影者动情发言“以后要和孩子像朋友一样”。这一改编策略无疑进一步地拓宽了潜在观影群体，那些更关注现实问题的群体也被纳为可营销对象。

即便“新东北”装载着过去和当下的诸种困境，但“新东北电影”的主创者都尤为强调“轻喜剧调性”。这直接关联到“新东北电影”最重要的一处改编——人物被赋予了最大限度的自我能动性。《仙症》中王战国是自己收拾了行李住进精神病院，周正在巫女赵老师的逼打下也没有低头，甚至反手向公安举报；《平原上的火焰》李斐自卫反杀了孙博文；《飞行家》里李明奇从599米高的电视塔飞落地面；《刺杀小说家2》中两个平行空间都发起了“弑神”的进攻。“新东北电影”一改小说中人被时代裹挟的无力感，困境不再是“无物之阵”那般无从言说，而是明晰的箭靶，在“多巴胺逻辑”的驱动下，自我的力量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张扬。

在这个意义上，最早“触电”的《刺杀小说家》电影海报宣传语“只要相信，就能实现”就已预言“新东北电影”的读者策略。写作者路空文陷入昏迷时，关宁接过路空文的笔记本电脑，就开始了新的书写，最后肉身之躯的普通人成功打败亦神亦魔的统治者。这可视为“新东北电影”面向观影者的书写邀约，暗示以关宁为象征的普通读者身上无不暗藏着自我保卫的可能性。

自此之后，每一部“新东北电影”都构造了助力多巴胺分泌“爽感”的时刻，或以个人暴力实现复仇，或工友温情互助以实现梦想。借由电影院的共享空间，赋予下岗工人以生命尊严的道德激情反过来成为抚慰观影者精神焦虑的情感来源，提供情绪疏解的出口，进而观影者与影片达成积极情感的召唤共识。

从文学到电影，“新东北电影”的改编不同程度地背离“新东北文学”开创的美学风格，可谓“新东北文学”的“自我策反”。有主创者将此电影理念比喻为“洗一场热水澡”是颇贴切的。“往前走，别回头”“愿你我都不被生活卡住”“只要相信，就能实现”的美好诺言在电影银幕的预演，足以激发观影者自我确信的信念，获得重新出发的精神动力，进而召集更多的观影者。如此热血、温暖、向上，无疑值得肯定。

但我终究还是感到疑惑，我们或曰作为“虚数的读者”，是否也正在丧失负重的能力？“刺杀”，或将历史普适化为个人梦想，这一叙事策略一旦百试不爽，文学可能面临丧失深渊凝视的危机。“引导公民阅读优质内容”，历史或许不应被先验地想象为无受众之物，公共文化生活或许也可以有所担负，毕竟创作者也形塑着读者。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生）

原标题：《公共文化生活如何形塑读者？》

栏目主编：陆梅

文字编辑：傅小平

本文作者：辜玢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