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春旭评《笔落道生》｜多面丰坊：游离之身，不离之笔

《笔落道生：丰坊书迹丛考》，陈斐蓉著，辽宁美术出版社，2025年3月出版，324页，280.00元

丰坊（1494-1571以后）是明代书法史上的复杂人物，其作品呈现出丰富的面貌和议题，但是存世数量不多以及史料缺失造成研究困难。丰氏于书法五体皆能，每体之中，又能模仿不同书家或风格进行创作，可谓功底了得，但是詹景凤批评他“有书家之学而无其韵”（《题丰人叔临逸少六帖后》）。他钻研金石文字，辑有《金石遗文》五卷，其篆书作品字形杂糅，怪异难解。他于书学富有个人见解，撰有《书诀》《童书学程》，在同代书家中可谓罕见。正德、嘉靖年间，吴门是文人艺术的中心，丰坊曾寄居吴门，与一时俊彦多有交往，并向文徵明请教书法，但他在书法史叙事中一直是边缘人物，友人范钦为其感到愤愤不平：“研精书学，神诣力追，为吴人所掩。”（《天一阁集》卷三十二《刻底柱行跋》）丰坊死后书名方递起，但世间所存翰墨已少，这些遭遇引起宁波人的同情，薛冈说：“丰考功文章冠两浙，书法冠国朝，而文章为书法所掩，书法又为赝笔所掩，使四方不知其文，亦不多见其精妙之笔，此宇宙间一大冤事。”（《天爵堂笔馀》卷三）丰家因“大礼议”事件遭难，丰坊由此仕途坎坷，性格大变，甚至伪造《石经大学》《鲁诗世学》等书，这些都影响了他在后人心中的形象，其书法和鉴藏成就也长期得不到充分注意。这种局面随着陈斐蓉《笔落道生：丰坊书迹丛考》（后文简称《丛考》）的出版将有所改变。

丰坊为华夏跋《东观馀论》，上海图书馆藏。

陈斐蓉女士供职宁波天一阁博物院，研究丰坊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这里收藏了十八件丰氏作品。她在近二十年的研究中已经发表多篇成果，并以论文《嘉靖年间宁波地区的金石书画收藏研究——以丰坊、范钦、范大澈为例》（2010）获得中央美术学院硕士学位。她竭泽而渔得搜集丰坊书法作品，撰有《丰坊存世书迹丛考》（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这本《笔落道生：丰坊书迹丛考》是旧版的增订，新增作品十六件，补充了最近的研究发现，并纠正了旧版的错误，大部分作品都配有高清图版，印刷品质精良，也是一部赏心悦目的丰坊书法作品集。此书主体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对丰坊人生和书法的介绍，二是对丰坊八十九件传世书作的考释，附录讨论了丰坊书史形象的问题，并将文献著录的丰氏书迹整理成表。透过《丛考》一书，丰坊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有了清晰的展示。

《丛考》绪论指出，丰坊集学者、书法家、理论家、收藏家、鉴赏家于一身，身份多元，成就多面，但学界对其关注并不多，尤其是对丰坊生平的介绍多是泛泛而论。因此，作者在考察丰坊存世书迹时兼论其人生和性格，以期深入理解其艺术。

《丛考》第一部分《游离与不离：丰坊的人生与书法》便是对丰坊其人其书的整体介绍。作者将丰坊的生平分为六个阶段，概括而言，丰坊出身于四明的书香门第，自幼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博览群书，才华横溢。父亲丰煕为官翰林院，对其步入仕途颇有期许，但他少年时已对书法和鉴藏抱有极大兴趣，无意于功名。在父亲的鞭策下，丰坊考取嘉靖二年（1523）的进士，授官礼部主事。可惜嘉靖“大礼议”事件波及父子二人，丰煕被贬戍镇海卫，丰坊则调任南京吏部考功司主事。丰坊性格放纵不羁，在南京任官时不守官箴，职满考核结果为“浮躁浅露”，被降职为通州同知。由于内心抑郁，他未任满三年便致仕还乡，此后便潜心读书、著述。嘉靖十六年（1537），远戍的丰煕突然去世，对丰坊打击巨大，他为了帮父亲正名，不惜跑到北京向皇帝献媚求官，结果一无所获，悻悻而归，落得“背父求荣”的骂名。丰坊在经历这些波折之后对政治失去了兴趣，改名道生，希望与过去决裂，也将精力都放在诗文和书法创作之上，并积极参与鉴藏活动，与收藏具眼无锡华夏、嘉兴项元汴多有过从。晚年的丰坊辗转旅居杭州、嘉兴、无锡、苏州等地，生活困顿。其家藏书的万卷楼又遭遇火厄，他也在异乡凄凉离世。作者认为丰坊一生都处在一种“游离的状态”（17页），出仕并非自愿，生活四处漂泊，性格叛逆，行为离经叛道，其遭遇令人唏嘘。

与其人生状态不同，丰坊的书法是“不离的、传统的”（29页）。丰坊曾说：“余用功书学，垂卅年，痛扫时尚，力追古法。”（《书诀》）作者认为他是“明代书法复古运动的身先士卒者”（19页）。丰氏小楷取法钟繇、王羲之，中楷学习欧阳询；行草书博采众长，追摹二王、李邕、颜真卿、张旭、怀素、米芾、黄庭坚、赵孟頫、鲜于枢等；他也钟情于篆、隶书，认为学篆既是研究六书的根本，也关乎楷、行、草的用笔之妙；他还有另类的“龙爪”“凤尾”体书法，虽出于臆造，却是其媚古、求异的表现。由于丰坊固守经典，太重古人法度，未能形成突出的个人面貌，所以遭到“乏风韵”的诟病。作者也指出，丰坊书法虽受吴门书家影响，但他的复古实践使其在吴门之外获得一席之地，获得了评论者的认可。

丰坊《草书底柱行赠宪伯东明先生之江西卷》 ，天一阁博物院藏。

《丛考》第二部分列出丰坊每件存世书作的基本信息，附有内容、钤印的释文，再加以考释。这一部分最见作者的功力，在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对书作的内容、风格、所涉人物、书写背景、递藏情况、印章真伪、装潢等问题都作了细致梳理，就丰坊身上的关键问题作了讨论和辨析——例如是否伪造神龙本《兰亭序》。作者依据丰坊的书风、字号和用印的变化、生平经历以及身体健康情况对书写状态的影响，将无纪年的作品进行系年，展现出对丰坊及其周边人物的熟悉，是其长年专注于个案研究的结果。丰坊的篆书和印文都古怪难辨，作者都尽力查考字形来源，作出释读和分析。如上海博物馆藏《篆书唐人五律诗屏》虽有丁敬释文，作者又逐一进行研究，最后得出结论：“丰坊篆书的书写比较自由，在大体规范下，取法多样，自由变化，创造出一种独特的书写形式，同时也体现出他对篆字确实深有研究。”（148页）

近半个世纪以来国内的文人艺术研究有了极大的推进，原因之一是对原始材料（作品和文献）的挖掘，从而摆脱了传统论述过于依赖艺术家论述、传记、著录文献的弊端。汪世清、周道振、陈高华等人在书画史料的搜集上树立了典范，广泛搜罗作品（包括影印本和拓本）、著录、诗文集、宗谱、地方志、笔记小说等文献中的材料，拓宽了艺术史史料的范围，改变了研究者的观念，学术愈趋精密。近年的趋势则是大量公私收藏被整理、出版和公开，以及拍卖市场的活跃，文博热给了研究者更多近距离接触展览作品的机会，数字化浪潮则根本性地改变了学者研究的条件与方式。传统典籍的出版、公开也顺应这一趋势，研究者掌握材料更加便利。海外研究的输入也在刺激研究者不断调整视角和方法，尤其是强调分析作品。

《丛考》便体现了这些学术潮流的变化及其优势，作者除了广泛调查国内外诸多博物馆、图书馆和私人藏家收藏的丰坊作品，包括古籍、碑帖上的题跋，也注意古籍序跋、刻帖中刊刻的书作，使得目前可以参照的作品数量达到近百件。图版搜集不易，多是自费购得。作者采取书人、书事、书迹的研究模式，以作品为线索来勾勒丰坊的一生，呈现其艺术活动与交游。这让读者对丰坊不同时期和类型的创作有了全面的认识，也对其生平经历、心境变化、创作历程有了具体的感知。这本书的做法兼取图录和专著之长，可以看到《书道全集》《中国书法全集》的影子，但耕耘的精细度胜过以往的图录，作者研究丰坊有年，考释中的作品分析颇见用心，并非简单的编年和品评，对丰坊人生的刻画亦完整而深入。这种形式既回应了艺术史研究以作品为中心的基本要求，也迎合了当下读图时代的需求。由于丰坊长期得不到应有的关注，作品的展览、出版机会较少，《丛考》弥补了这项不足，也为今后研究、鉴别丰坊作品提供了样本。

丰坊《草书古本中庸》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丛考》存在些许错误和不足，列出供作者参考：书中多次引用孙鑛的《书画跋跋》，将“鑛”写作“矿”，二字虽然可通，但作人名时不宜径改。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崇祯三年朱谋垔刻本）内刻有丰坊观款，作者释文作：“鄞丰坊借观于金陵兼隐馆绿园观心沼上悠然舫，对钟山题。”（60页）丰坊有“观心沼上悠然舫”一印，以常理判断，这是他的斋馆印，所以考释认为“兼隐馆”乃友人所有并不合理，应是丰氏的居所。《隶书跋龚开〈中山出游图〉卷》考释说丰坊嘉靖六年（1527）南京任满，赴京考绩，途经好友王济家，得以观摩、题跋龚开画卷（72页）。王济家乌程，从南京前往京城如何能经过？后一件作品《草书长信宫词卷》乃为王济所书，创作时间晚于题跋数日，考释谓丰坊结束南京任官，回乡探亲途经乌程，在王济宝岘楼饱览藏品数日（75页）。这一说法显然更为合理，而《丛考》没有统一。《草书长信宫词卷》落款作：“丁亥清明节，在雨舟别驾宝岘楼观祝枝山、蔡林屋、文衡山等书。雨舟因出此纸，命录鄙作。笔研精良，诚一快事，第词札陋劣，将为褚知白羞，况欲步武诸君耶？可愧可愧。上巳日鄞丰坊。”（75页）考释说“鉴赏之余，王济拿出褚知白好纸，请丰坊书卷”（75页），“褚知白”又作“楮知白”，乃前人对纸的拟人称呼，并无好纸的含义。作者又将此卷所书诗歌标题与丰坊《万卷楼遗集》作了比较，发现书卷部分标题隐去了受赠者的名字，认为这是刻帖时所为。实际上，书卷内六首诗有两首保留了受赠人姓名：《梦槎行赠林比部应骢》（遗集作《梦槎行赠林汝垣》）、《雪酒歌赠钱屋舟》，这种或全或略、有所改易的情况在古人抄录自己诗作时十分普遍，与刻帖无关。《丛考》所收刻帖内的丰坊书作基本信息只写刻帖的馆藏地，部分考释中指出见于何帖，附表二《丰坊存世书迹表》则全部在备注中有说明，这一信息理应写在每件作品的标题部分或考释篇首，以免前后翻检之劳。

本书证明，对丰坊书法的赞扬并非宁波人的一厢情愿，其创作确有值得称赏之处。但作者有时对丰坊的书法成就拔之过高，这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话题。附录《丰坊书史形象的建构》试图对前人关于丰坊褒贬不一的评论作出解释，认为“人品恶薄”论、身体病痛、伪品充斥给丰坊带来了负面影响，其书法实际可以与祝允明、文徵明相较量。这些解释有一定道理，丰坊书法固然见功夫，但缺乏吴门书家在风格开拓上的创造力，从学者和影响力也相当有限。

整体而言，《丛考》是一部明代书法史研究的力作，为我们呈现了一位经历坎坷、成就出色的书家的人生和书法，化解了过去诸多的误会和误解，为理解其书论提供了背景和依据，也提供了一个中日艺文交流的案例，有助于认识江南艺术世界的复杂生态和区域互动，而这都建立在对丰坊作品的全面调查、鉴别和研究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