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会见过白求恩吗？

文/王双 胡小兵

在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白求恩作为一个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尤其是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一文，更是让这位加拿大医生的故事家喻户晓。

然而，关于白求恩与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之间的具体交往细节，仍存在不少值得考证之处。其中，朱德是否会见过白求恩是一个尚未引起广泛关注但颇具历史价值的问题。本文将通过多角度史料进行梳理和辨析。

经典画作、红色文物

有两幅非常著名的人物绘画，呈现的是1938年3月，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与刚刚抵达的白求恩大夫亲切会见的场景。

画作1的作者周思聪（1939—1996），曾师从李可染、蒋兆和等名家，中国20世纪美术史上杰出的女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原副主席、北京画院一级美术师，一生留下了不少极具影响力的佳作。1975年，周思聪女士应白求恩纪念馆之邀（坐落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内，1975年11月开馆），创作了这幅著名的国画作品。

画作2的作者刘勃舒（1935-2022），历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中国画研究院（后更名为中国国家画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等职务，其作品被中国美术馆、国宾馆和多家博物馆收藏，并曾作为国礼赠送给多国的国家元首。1979年，刘勃舒先生创作了这幅名为《朱德总司令会见白求恩》的国画作品，其幅面达159cm×190cm，极具艺术感染力。

从20世纪80年代起，这两幅画作的复制件在全国各地的多家相关纪念馆、陈列馆中，与毛主席会见白求恩、周恩来会见白求恩等画作一道，成为重要展品。其原件已成红色文物。

虽然艺术创作不能等同于历史记录，但如此具体的革命历史题材人物绘画，必须有过硬的历史考证为基础，否则难以通过审查。这两幅画作至少反映了从20世纪80年代起，“朱德会见白求恩”这一事件是被历史学界和艺术界共同认可的事实。

貌似扎实的文献依据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1938年3月，朱德同志与白求恩大夫在西安亲切会见”，已被多种文献明确记载。而在国内外已出版发行的众多白求恩人物传略中，也都记载了这次会见，其中不乏活灵活现的细节描写。

加拿大历史学家罗德里克·斯图尔特和莎朗·斯图尔特夫妇合作的《不死鸟：诺尔曼·白求恩的一生》中（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版中译本第294—295页），这样写道：

返回军营的路上，他们遇到了林伯渠和一个没有挂军衔的男人。此人名叫朱德，时任八路军总司令，刚从延安回来，正等着见见白求恩。林为双方作了介绍后，朱德握着白求恩的手并且和他亲切拥抱。两人都笑容满面地用自己的语言说：“让我仔细看看你!”朱德边说边来回踱步，打量着白求恩。白求恩也是一脸兴奋，这位让他仰慕已久的中国革命的英雄人物如今就在眼前。

毫无疑问，这位卓越的军事领导人把白求恩当作知己，三人一直聊到凌晨。朱德和林伯渠认为，应该把医院建在延安，但最终必须经由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意。

张业胜和冀国钧合作的《诺尔曼·白求恩在中国》一书中（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12页），也有这样的段落：

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出乎意料地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接见了他，两人一见面就热烈拥抱，互致问候，原来是朱德总司令开会路过西安。朱老总详细地介绍了山西前线的情况，日军虽然占领了太原，但广大农村还在我们手里。朱老总对白求恩说：“到五台山去的路线最好是先到延安，然后经晋西北解放区，过同蒲路到晋察冀，那里地近平津，是我们建立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医药相当缺乏。”白求恩十分赞同总司令对医疗队的考虑和关心。

因为张业胜在晋察冀军区曾任白求恩大夫的司药，是白求恩的学生、助手和战友，所以他的这一记述更具权威性。

近年来，中国白求恩精神研究会马国庆名誉会长撰写的《白求恩援华抗战的674个日夜》中（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8月版第75—76页），也沿用了这一说法：

在返回军营的路上,白求恩遇到了林伯渠和另一位身材魁梧军人模样的人。林介绍说：“这位是朱德同志，八路军总司令，刚从延安过来，正等着要见见你们。”白求恩一脸兴奋，这就是史沫特莱描写过的朱德将军吗？……

中国白求恩精神研究会编著的《诺尔曼·白求恩》画册，也收录了刘勃舒先生的画作。（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8月版第159页）同时，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的《诺尔曼·白求恩年表》中，也有如下记载：

1938年3月中旬抵西安，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同志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会见白求恩。

其他相关出版物以及电视纪录片、专题片、新闻报道中，也常见这两幅画作并提到两人的亲切会见，不一一列举。

这一说法的源头在哪里？

以上著作中关于“朱白会”的说法，多参考一本回忆录——《CANADIAN NURSE IN CHINA》（1984年由时事出版社出版中译本，书名为《在中国当护士的岁月》）。

回忆录的作者Jean Ewen（珍妮·尤恩，中文名为于青莲。国内多翻译为琼·尤恩）是加美援华医疗队中的护士。1938年2月22日，尤恩随同白求恩从汉口出发，在战火中历经九死一生，与3月下旬抵达西安。

1981年，年近七旬的尤恩完成了这本回忆录。其中有相当的篇幅记录了1938年1月至4月，白求恩与她从加拿大温哥华出发，经香港、汉口、西安多地，辗转抵达延安的历程，现已成为白求恩生平研究的重要史料来源。在第七章中（见1984年时事出版社《在中国当护士的岁月》第76—77页），尤恩这样写道：

那天，朱德刚从延安过来，参加西安的一个会议。趁他还没有被战士们围住不放，林伯渠提议我们先见见他……他不佩戴军阶徽章，任何一个“小鬼”都可以随便跟他打招呼而不会受到申斥。他是一个传奇人物，个子不高，身材粗壮。他的名字都足以让日本人和国民党政府的那些奴才们吓得心惊胆战。

朱德大概50岁出头的年纪，却已满脸风霜。他咧开大嘴，笑着迎接白求恩大夫。他们拥抱了一下，并各自用自己的语言说：“让我好好看看你！”说着两人都开怀大笑，互表钦佩之情。只有男人互相认可对方时才会这样做。朱德、林伯渠和白求恩大夫一直畅谈到第二天清晨。

对照文字，会发现斯图尔特夫妇等多人的相关叙述，为对尤恩文字的改写，只不过增加了些作者想象中的细节。

但在更早的、也更具影响力的白求恩传记，也就是由白求恩的战友泰德·阿兰和悉德尼·戈登在1952年创作的《手术刀就是武器》中，并没有提到这次会见。

回忆录作为一种重要的历史文献，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因为回忆录一般由亲身经历事件的人撰写，所以能够提供关于特定事件的直接见证，这是其他类型的资料难以替代的。但回忆录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特别是因作者记忆的偏差、主观色彩的影响以及可能的政治考量，回忆录中的信息往往会出现失真。孤证不立，在使用回忆录作为史料时，研究者需要结合其他资料进行交叉验证，并谨慎评估其可靠性。

那么，我们能否从其他角度来查证这次会见的真实性呢？

当事人白求恩的记录

白求恩是声誉卓著的外科医生，同时也是一位给北美多家报刊提供稿件的勤奋作者。此外，他还有写日记和频繁给朋友们写信的习惯。1938年3月26日，已经抵达西安四天的白求恩给美国共产党和加拿大共产党写过一封长信。信中，白求恩回顾了自2月22日离开汉口后，一个多月时间里惊心动魄的经历，但并未提及在西安会见朱德一事。

“3月19日，我们向200英里以外的西安进发，我们两天就赶到了，现在已经在西安了。我们等待四天后，启程去延安。”

同一天，白求恩给在汉口的史沫特莱也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了加美医疗队的很多具体工作设想以及西安准备医疗物资的情况，同样没有提到会见朱德总指挥的事。

这是相当反常的，因为白求恩对朱德的敬仰非同一般。从温哥华出发前，白求恩曾深入阅读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书籍。他在给朋友Marian Scott（玛丽安·斯科特）的一封信中谈道：

“你要明白我为什么要到中国去，请读一读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艾格尼斯·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

如果1938年3月下旬在西安期间，白求恩真的会见过朱德，那他不可能不在书信或日记里留下记录。何况，这类与中国共产党领袖级别人物的会见，是需要向加共、美共，以及发起组建加美医疗队的美国援华委员会作书面汇报的。

朱德在哪里？

那么“会见”的另一方，也就是关于朱德的相关史料，有没有相关记录呢？

其实，1938年3月朱德率八路军总部一直转战于山西前线。

据中央文献出版社《朱德年谱》（新编本，2006年出版）所载：3月9日，朱德、彭德怀率部抵长子县上寨村，11日抵屯留县中村，13日抵沁县郭村，15日抵沁县小东岭。（《朱德年谱》第769—774页）

当时，因日军进犯临汾，阎锡山所部望风溃散，第二战区东路军中部分国民党军官也对抗战失去了信心。时任第二战区东路军总指挥的朱德，为稳定这些部队的情绪，于3月24日至28日，在沁县小东岭召开了东路军将领会议，此即抗战史上著名的“小东岭高级将领会议”。

◆1938年8月，朱德从华北敌后回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途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期间，西安救亡团体代表制作“为国干城”锦旗，献给朱总指挥。

参加会议的国民党将领，有第3军军长曾万钟、第94师师长朱怀冰等30余人。八路军有彭德怀、左权、刘伯承、徐海东、朱瑞、薄一波、李达等参加。朱德在会上讲话，分析敌我形势，介绍八路军粉碎日军进攻和坚持敌后战争的战略战术，鼓励国民党军队将领为抗日作出贡献。

此后，从3月底到7月中旬，朱德一直在山西前线。直到1938年8月，才经西安回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从《朱德年谱》的记载里可以看到，戎马倥偬的朱德在1938年3月间，每一天的工作日程都是清晰明确的。在当时的交通与战争条件下，绝无中途抽身前往千里之遥的西安开会、并会见白求恩这位外国医生的可能。

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朱德传》也有相同记载。

来自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原始记录

2023年3月，笔者为考证“会见说”，曾专程前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调研，与研究馆员李一红同志查阅相关档案后，明确了从1937年到1940年间，朱德曾三次途经西安并入驻八路军办事处。时间分别为：1937年9月下旬、1938年8月中旬、1940年5月17日—23日。这三个时间段，与白求恩的行程均无重合之处。

◆朱德、叶剑英、博古在办事处。

◆1937年9月下旬，云阳红军改编誓师大会后，朱德在奔赴华北抗战前线途中，来到办事处。图为朱德、林伯渠、伍云甫、叶季壮、徐海东。

否定“会见说”

那么，除了在西安之外，朱德与白求恩有没有见过面呢？

白求恩一行是1938年2月22日晨7点，从汉口乘火车出发的，目的地就是此时转战于山西临汾一带的八路军总部。就在这天，日军从山西潞安出发，向临汾进犯。

此前一天，也就是2月21日，朱德、左权率八路军总部到达安泽县县城所在地岳阳镇。26日，在战斗中向东转移，于3月2日到达祁县古县镇。（《朱德年谱》第750—761页）

白求恩一行在2月26日下午抵达临汾火车站时，一股日军正在逼近临汾，离车站只有十几公里了。在八路军安排下，白求恩一行只得匆匆登上来时的火车，掉头南返。随后的20多天里，他们在战火中不断向西转移，直到3月22日抵达西安。

可以看出，1938年2月26日下午，是白求恩与朱德在地理距离上最近的一次，相距不过100多里。但紧迫的军事形势，使得计划中的会合无法实现。

在西安停留几天后，白求恩一行于1938年3月31日抵达延安。经一个月的准备后，于5月2日出发，并于6月17日抵达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山西五台县金刚库村。其后，白求恩始终奋战在晋察冀敌后战场，直到1939年11月12日殉职，始终没有会见朱德的机会。

至此，所有相关的人物线索已经非常清晰：从最根本的时空逻辑上，朱德和白求恩是没有见面机会的，而“1938年3月朱德在西安会见白求恩”这一说法更是不能成立的。

令人不解的是，这样一个涉及抗战史、八路军军史及朱德生平研究的常识性问题，为什么长期存在且被视而不见？在尤恩出版回忆录之前，“朱德会见白求恩”的说法又是从何而来的？

在一些非第一手的、综合性的历史叙述中，常有一种笼统的记载：称“白求恩在西安受到八路军领导人接见”或“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会见了中共领导人”。由于朱德是八路军总指挥，后世编撰者很容易想当然地将“八路军领导人”等同于朱德，从而在转述中形成了具体的错误。而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党代表林伯渠，也的确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热情接待过白求恩一行。

作为关键证人，尤恩的回忆录是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但《CANADIAN NURSE IN CHINA》在完成时，尤恩已年近七旬，此时距1938年的中国之行已过去了40多年，记忆难免出现偏差。实际上，在《CANADIAN NURSE IN CHINA》中，类似的记忆错误和一些人物、事件的混淆性描述也还存在，在此不作详述。

早已神交的战友

朱德与白求恩，一位是统帅千军万马的八路军总指挥，一位是在前线创造着战地救护奇迹的国际主义战士。同在八路军中，他们虽无缘相会，但在精神上早已是亲密的战友，拥有共同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

1940年2月1日，朱德在《前线》复刊第十二期上发表了《追悼白求恩大夫同志》一文，文章高度评价了白求恩在晋察冀边区的工作和为人：

他以勇敢积极艰苦负责的工作与模范，来领导了全边区的卫生、医生工作。他亲手培养和训练了大批外科医生，使我们战士折骨残废的比率大大减少。他创造了八路军卫生工作的新纪录，能在战斗的最前线，施行手术救护，使伤者速愈，减轻医院的担负。他提高了医院工作全部同志在技术上理论上的水平，他临死之前，还完成了一部游击战争医务治疗的名著。

他的确表现了美洲民族伟大的实际工作精神，他的确执行了兄弟党帮助中国革命忠诚的责任。白求恩同志为世界人类解放而奋斗的事业，为中华民族解放而牺牲的事业是永远不会磨灭的！

1942年11月13日，白求恩殉职三周年之际，朱德在《解放日报》上撰文《纪念白求恩同志》，再次深切缅怀了这位素未谋面却早已神交的战友：

白求恩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三年了，然而我们将永远记得白求恩这个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也诚如加拿大民主书报俱乐部古柏先生来函所说：“加拿大的人民，因为有如此伟大光荣的子孙而感觉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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