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国行】淮水边的“创作者们”

（来源：安徽新闻网）

转自：安徽新闻网

图为近日拍摄的蚌埠市博物馆陈列的双墩刻画符号。

安徽博物院陈列的双墩刻画符号。

6月3日，安徽博物院，游客在了解双墩人怎么制作陶器。

航拍的蚌埠双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短视频时代，追溯“文字”，更能看清“来时路”。文字是人类发明的第一代信息技术。

7000多年前，不会“写字”的制陶工匠不是称职的“知识分子”。记录与表达知识，淮河岸边双墩遗址的陶工们是认真的。在陶器成型之后、入窑烧造之前，那个等待“晾坯”的漫长过程中，他们在陶碗底部刻画出各种形状的符号，日月星辰、山川百态，尽收眼底。

文字是文明的重要载体，当中华文字的雏形早早地出现在淮河岸边，“写”什么，为什么“写”，什么人“写”……从追溯7000多年前的“头脑风貌”开始探究，我们会发现，淮河流域的“创作者们”，用“超前”的智慧与行动，接续书写一段段灿烂的中华文明故事。

“个性”的刻痕

起“笔”、收“笔”，先上后下，先左后右，这是中国人传统的运笔习惯。

先民仰望星空后的思考，表达的或许是“天文”；一只看起来陷入绝境的鹿，表达的或许是“鹿困于洪水”……

据最新的研究数据，双墩遗址出土陶器刻符总量已突破700件。

从类型上看，符号可分为象形类、几何类和其他类等。山川、日月、动植物，渔猎、网鸟、种植，记事、记数、观星……几乎涵盖了生产、生活、精神方面的全部内容，是双墩文化丰富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载体上看，双墩刻符皆刻在陶器上，大多数刻在陶碗的外底部圈足内，只有少数符号位于陶豆圈足内或其他平底器的底部。

是“刻划符号”还是“刻画符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工作队负责人张东看来，“刻划”强调了先民用树枝或石块进行“划”的动作。而放眼跟文字有关的这样一批符号类的史前材料，有的是划上去的、有的是画上去的，有的是印上去的。张东解释，目前学术界选择用“画”来表达，认为“刻画符号”既涵盖了动作、又涵盖了画面。

“一字之差”的表述更迭，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双墩刻符“个性”的展现与史前符号“共性”的归纳，是淮河流域与中华大地的“互动”。双墩刻符，其文化现象和文明程度在淮河流域的早期文明中是独领风骚的。距今3000多年前的商代王族遗址出土了大量甲骨文，但在此之前，文字起源和形成过程必不可少，仅仅淮河流域符号体系中就包括了8000年前的贾湖符号、7300年前的双墩符号、5000年前的大汶口符号、4000年前的龙虬符号。

来自不同地域的符号相互交融、传承演变、优胜劣汰，逐步发展成今天完善的汉字体系。同样，来自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的文明之光，共同照亮了中华文明的璀璨星空。

“开放”的书写

在考古专家眼中，双墩聚落的陶工不仅拥有制陶知识，还拥有对周边世界的体察，他们把这些知识刻在陶器底部。张东说，双墩刻符位于“碗底”这一隐蔽位置，说明其作用不在于装饰，而在于一种特定的记录和表达。

“记录和表达”，在5000多年后的淮河畔有了一次“集大成”式地再出发。

如果说双墩刻符是远古的“档案馆”、是文字的“基因库”，那么，《淮南子》则是用优美的中华汉字，书写了古代的“百科全书”。

知识的记录，《淮南子》是认真的；知识的传播，《淮南子》是开放的。

《淮南子》中保存有大量神话传说。其中完整记录了中国古代四大神话：女娲补天、共工怒触不周山、嫦娥奔月、后羿射日。

《淮南子》是一本“秦汉文宗”的代表作。“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出自《淮南子·人间训》；“将军赶路，不追小兔”，演化自《淮南子·说林训》中“逐鹿者不顾兔”；“言而必有信”则出自《淮南子·氾论训》。

《淮南子》包括丰富的“科学知识”。《淮南子·天文训》中第一次完整、科学地记载了二十四节气。《淮南子》在天文、地理、医学、物理、化学等诸多方面都有着独到的研究呈现，是我国秦汉时期科学技术体系的缩影。

“人得其宜，物得其安。”这是《淮南子》所憧憬的社会样态。“日不知夜，月不知昼，日月为明而弗能兼也，唯天地能函之。”这是《淮南子》所书写的美学气象。“是故或求之于外者，失之于内；有守之于内者，失之于外。”这是《淮南子》所推崇的修身之道。

研究《淮南子》四十余年之久的安徽大学教授陈广忠解释，它的知识体系远不止于此。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道”论，在我国古代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提出朴素的宇宙生成论；倡扬“安民”“利民”“富民”的政策，把“民本”思想落到实处。

“《淮南子》以道家理论为主，兼收儒、墨、名、法、阴阳各家理论，集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等于一体，具备先秦子书所没有的多元色彩。”陈广忠所说的多元色彩，是一部奇书的“多元”，更是淮河文化的多元、包容、开放的特质。

“样本”的意义

“淮河文化盛产影响历史进程的‘中国第一’。”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刘奇的这句话，对应了淮河岸边的“奇文”“奇书”“奇人”。

刘奇悉数道来：“我国第一部解释汉字的奠基之作，为漯河人许慎的《说文解字》，它是我国最早的字典；南阳人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是我国第一部临床医学专著；亳州人曹操的《四时食制》是我国第一部美食著作；淮安人吴承恩的《西游记》是中国首部浪漫主义章回体长篇神魔小说……”

淮河流域的发展促进了思想文化的繁荣，诸子学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源头。《老子》告诉我们，宇宙是一个有机体，万物相互作用，只有达到自然的和谐状态，才能维持万物之间的平衡，强调无为而无不为。《庄子》所言：“天德而出宁，日月照而四时行，若昼夜之有经，云行而雨施矣”，主张社会治理应遵循自然规律，人道与天道相统一。以这两者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在中华文明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管子》所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阐述了经济基础与礼义廉耻之间的辩证关系。

从“一笔一划”，到“一字一句”，淮河岸边的“创作者们”提供的“范文”不胜枚举，提供的“样本”代表东方。

“同饮一条淮河水，同住一个文化圈，水相通、地相连、话相同、人相亲，要用共同体的文化意识来打造文化共识。”刘奇的这句概括令人印象深刻。这份共识，在中华传统文化的语境里，已然“记录”，还要看今天的传承者们如何“表达”。期待灿烂辉煌的淮河文化得到系统发掘和全域定位，它是精神文明的高地，也是文化赋能的沃土。

（本报记者 晋文婧/文 罗广心/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