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迪拜目睹导弹火球后，印度木工失眠了，心里惦记着远方的家

对迪拜的移民工人来说，战争只是高度紧绷生活中的又一层忧虑。最近一个早晨，在迪拜一处工人宿舍区的食堂里，59岁的拉克希米·帕雷克站在忽明忽暗的日光灯下，面对一群油漆工、木工和电工，给他们讲解如何管理压力。

帕雷克是非营利组织“智慧生活”的志愿者。她问这群男工：“谁知道这里过去43天发生了什么？”“战争局势。”前排有人喊道。自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爆发战争以来，据阿联酋国防部数据，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数量超过其他任何国家，已造成至少10名平民死亡、230人受伤。

受影响者大多是外来务工人员，就像聚集在这间简陋食堂里的这些人。帕雷克说话时，钢盘和勺子碰撞作响。过去两年里，帕雷克每周都会在迪拜各处移民工人宿舍开设心理健康工作坊。她的本职工作是信息技术从业者，业余时间则投入“智慧生活”。

这个组织在当地蓝领移民社区提供免费的英语课程、导师项目和游戏之夜活动，其大部分资金来自雇佣这些工人的企业，以及帮助他们向家乡汇款的汇款公司。随着地区冲突升级，帕雷克开始在课程中加入相关讨论。她问现场约40名男子：“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害怕？”这些人很多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和尼泊尔。

房间里顿时响起一片反驳声，夹杂着尴尬的笑声和此起彼伏的话语。“一分钟都没有。”一名男子说。“不能让恐惧控制你。”另一人说。“怕什么？”这些工人中，很多人此前就经历过动荡时期：债务、失业、政治不稳和气候灾害。战争带来的冲击，只是他们本已充满压力的生活中新增的一项负担。

在课程中，帕雷克会给出一些应对建议：空袭警报响起时保持平稳呼吸，维持日常作息，和家中焦虑的亲人通话时尽量平静。“是的，我们会听到声响，弹片会落在某个地方，你们可能会看到烟雾。”帕雷克说，“但可以把它想象成一部印地语电影——坏人的子弹被好人的子弹拦住了。我们的天空中发生的也是同样的事。”

不过，尽管授课者一再劝大家保持镇定，工人们也努力表现得坚强，战争仍在造成影响。48岁的拉马帕蒂·夏尔马来自印度北部城市戈勒克布尔，是一名木工。他说，自冲突爆发第一天起，他每周外出采购时，亲眼看到头顶上一枚导弹被拦截后在空中炸开火球，此后便一直难以入睡。

他躺在床上时，总会想到自己的3个孩子，想到正在读9年级的小儿子，也想到自己曾向临终的兄弟承诺，会照顾好兄弟一家。头顶不时有战机低沉盘旋，轰鸣声一阵阵压下来，震得房间窗户发颤，随后便是鸟群惊慌尖叫。他不止一次考虑过离开这个自己已工作22年的地方。

“我当然害怕。”夏尔马说。但他害怕的，与其说是自己会遭遇什么，不如说是那些依靠他生活的人会怎样。他转向坐在身旁的老朋友戈帕尔·夏尔马。47岁的戈帕尔来自印度西万市，在同一家公司担任工头，与拉马帕蒂并无亲属关系。拉马帕蒂问他：“如果我们在这里出了什么事，我们的家人怎么活下去？”

戈帕尔回答说：“真正的问题是，兄弟，就算我们回国了，谁还能给我们一份像这里这样高薪的工作？”阿联酋各地不计其数的移民工人都在做类似的盘算：无论战事恶化到什么程度，他们是否负担得起离开的代价？

自20世纪60年代发现石油以来，这场突如其来的财富推动了阿联酋各地建设热潮，这个国家也一直高度依赖像夏尔马这样来自国外的工人。估计有220万蓝领工人，主要来自南亚和非洲。他们构成了外籍人口中的大多数，而外籍人口又占阿联酋总人口的80%以上。

无论工作多辛苦、工时多漫长，或者天上落下多少导弹，这些工人在这里挣到的钱都远高于家乡。26岁的阿赞·塔希尔来自巴基斯坦阿托克，在迪拜做送货司机。导弹和无人机在头顶被拦截时，他仍要在城里奔波，配送餐食和杂货。为了干扰来袭目标，定位信号常常被扰乱，导致他送错地址，还得在电话里应对客户焦躁的情绪。

“做这份工作，你必须保持冷静。”塔希尔说，“战争局势可能一直在变，但我们的生计不会变。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了挣钱。”随着战争持续，夏尔马二人也形成了一套应对方式。两位朋友会在黎明一起起床，泡茶，然后沿着宿舍区慢慢绕圈散步。

分别前往不同酒店做木工活之前，他们会一起坐下来祈祷。工作时，只要听到就地避险警报，他们就会互发短信，确认对方平安。随着战争和脆弱停火状态持续，帕雷克注意到，她所接触的移民工人情绪也在变化。工人们，尤其是新来的人，比以往更沉溺于手机，不停刷新闻、看视频，也查看回国机票价格。

她说，有一名工人在睡梦中把牙齿磨得厉害；还有一名男子精神崩溃后变得暴力，扑向陌生人，也对朋友发火。这种变化也给帕雷克带来了额外挑战。她认为，自己的角色不仅是帮助工人缓解一般性的压力，也是在帮助他们应对迪拜生活本身带来的紧张感，从而继续在这里工作。

“我会告诉他们——你们有这么多焦虑，家里人打电话来说钱不重要；你们开始犹豫，是因为朋友告诉你他要回国了。我会告诉他们——我就站在你们面前，而我不会离开。”帕雷克说。不久前，某处宿舍区外的沙地里发现了几箱私酿酒，帕雷克还被叫去做心理疏导。酒类价格高昂，且在持牌商店之外很难买到，因此一些移民工人会自己酿酒。

“女士，你还想让我们怎么样？”一名男子问她，“难道一个工人还要去酒铺买尊尼获加吗？”在最近那场压力管理课程结束前，帕雷克播放了一段视频，食堂音箱里响起颂钵、铜锣和风铃般的舒缓声音。“有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只是闭上眼睛，呼吸。”她说。

工作坊结束后，拉马帕蒂·夏尔马端着一杯奶茶，走到外面的木凳旁，拨通了妻子的电话。和往常一样，他把镜头翻转过去，让妻子看远处闪闪发亮的163层哈利法塔。塔楼之外，是一片被太阳晒得发白的宿舍楼群，楼体上搭着脚手架，晾晒的衣物随处可见。

画面里不断有男子经过，抱着一箱箱鸡蛋和面包回房间。还有一群工人在停车场清出一块地方，准备打一场非正式的板球。空气中飘来一首印地语情歌的哀婉旋律。在那一刻，尽管紧张气氛仍在，营地又回到了周末惯常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