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日 | 印媒：中国投资新规设限，印产业升级没希望了

2026年6月2日 总第1291期

值日编辑：余佳轩 张咪咪 何佳蔚

审核：饶金山 朱依林

执行主编：陈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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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经济时报》

《经济时报》6月2日报道，中国7月1日实施《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印电子、汽车领域对华技术合作恐承压。据悉，规定明确，国家禁止或限制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不得通过跨境派遣技术人员、境外工作安排、跨境技术指导和培训等方式违规转移。印媒称，政策落地或将冲击印电子、汽车零部件领域的对华技术合作与供应链布局。目前，印相关企业已紧急与中方合作伙伴沟通，评估新规带来的实际影响。印电子与手机产业协会（ICEA）主席潘卡吉·莫欣德罗（Pankaj Mohindroo）表示，此新规为地缘科技博弈升级的延续。安博企业（Amber Enterprises）首席执行官贾斯比尔·辛格（Jasbir Singh）则认为，在双边关系回暖背景下，新规对整体产业冲击有限，但高端技术输出及合资项目审批周期或将明显延长。分析认为，印在关键矿产、核心设备及专利技术上仍依赖外部供给，新规或扰动其推进本土制造与产业链自主化布局。同时，技术人员流动受限及审批趋严，亦可能对在印合资企业生产运营形成持续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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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经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贸易情况。图源：VisualCapatalist网站

《印度快报》6月1日报道，印媒认为，中国减少石油进口，有助于缓和印度等多国能源危机。中东冲突严重冲击全球能源市场，国际油价一度突破150美元/桶。印是受高油价影响最大的亚洲经济体之一，2026年5月印原油进口量升至500万桶/日（5 mbd），超过历年5月。据估算，油价上涨10%，印度经常账户赤字占GDP比重将提升0.4%。据悉，近2个月国际油价稳定在100-120美元/桶，一个关键原因在于中国减少采购原油。作为全球最大原油进口国，2026年5月中国原油进口量降至2016年以来最低的660万桶/日（6.6 mbd），炼厂加工量也较2025年均值减少192万桶/日（1.92 mbd）。分析指出，中国缩减石油进口系受高油价、需求下降、能源转型影响，现有能源缺口依靠国内战略及商业储备填补，这大幅缓解印度、日韩、东南亚等石油供应压力。值得注意的是，若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封闭，中国在库存耗尽后重新进口石油，叠加欧美夏季能源需求高峰，或大幅推高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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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德干先驱报》

路透社、《印度时报》6月2日报道，印美贸易谈判进入收尾阶段，但协议落地仍取决于美方新关税机制敲定。据悉，美贸易代表团于6月2日抵达新德里，开启为期三天的双边贸易谈判。美驻印大使塞尔吉奥·戈尔（Sergio Gor）表示，首轮贸易协定约99%内容已敲定，目前仅剩少量文字细节待调整，待美方新关税政策明确后即可完成签署。印方谈判核心诉求包括争取301调查关税豁免，并获得优于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等亚洲竞争对手的关税待遇，以巩固全球供应链地位。双方曾于2026年2月达成初步框架，但后因美最高法院涉及关税权限的裁决影响，谈判一度放缓。此后美方转而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对印启动两项贸易调查，分别产业结构性产能过剩及强迫劳动相关问题，并推进10%统一关税政策。目前，印美双边贸易额达1400亿美元（$140 billion），印对美贸易顺差超330亿美元($33 billion)。印官员表示，待细节完善及关税政策明确后，美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Jamieson Greer）有望访印，标志协议取得实质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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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3月，巴基斯坦俾路支省一家私营炼油厂的原油储罐。图源：路透社

《日经亚洲》6月2日报道，巴基斯坦拟首次建立战略石油储备，并考虑与中国、沙特合作建设保税仓。巴石油储备抗风险长期偏低，迄今尚未建立国家战略石油储备，现有商业石油库存仅可维持约28天，且约90%的石油进口需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5月26日，巴能源部下属机构石油局（Petroleum Division）发布关于“战略石油储备开发”（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Petroleum Reserves）可行性研究招标公告，内容有三：一是构建多元储备体系。建立涵盖国家储备、行业库存及保税仓的石油储备模式。保税仓为受巴海关监管的仓储设施，可供进口油料缓税暂存，并在紧急状态下直接调配。有报道称，巴正与中国、沙特等国谈判在瓜达尔港（Gwadar port）等地共建保税仓。二是加大石油勘探。计划将国内石油日产量提升至15万–20万桶（150,000 to 200,000 barrels）。三是完善融资机制。拟从现有石油税中划拨约7亿美元（$700 million）设立专项基金，用于项目运营。然而，业内人士指出，该方案落地仍面临两重困难：一是保税仓政策规则尚不清晰，在紧急调配与外汇结算机制方面缺乏明确设计，存在被异化为普通商业库存的风险。二是巴财政承压，无力负担保税仓所需的储罐、监控系统、运营资金、保险以及以外汇为担保的库存融资等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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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孟边境的孟边防部队。图源：法新社

《每日星报》6月2日报道，孟边防部队阻止印强制遣返行动，两国围绕非法移民问题开展外交交锋。孟官员表示，印边境安全部队打开印孟边境围栏，试图将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10-12人推入孟境内，孟边防军即在边界线部署并阻止印单边行动。两国边防部队随后举行会晤，但未就滞留人员达成解决方案。孟加拉国外交国务部长莎玛（Shama Obaed）称，“强制遣返”违反国际法及两国边界管理条约，孟方已成功抵制三至四次印行动并将继续抵制。此前，驱逐“非法移民”系印人党在阿萨姆邦和西孟加拉邦邦选中的主张。莎玛透露，西孟邦选举结束后，印政府曾承诺不强行遣返孟公民。但近日印外交部向孟发出照会，指责孟未对移民遣返问题做出“具可操作性的回应”。孟外交部称，孟多年来已接收大量被遣返公民，并指出印方驱逐“非法移民”过程中存在领事探视权受限、法律程序不当及信息不准等问题。据悉，6月8至11日，印孟边防部队指挥官将在新德里会晤，讨论滞留人员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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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代夫旅游业损失。图源：彭博社

彭博社6月1日报道，依赖海湾航空枢纽的印度洋地区旅游市场遭中东冲突严重打击。马尔代夫、斯里兰卡等海岛国家高度依赖阿联酋航空、阿提哈德航空和卡塔尔航空运送游客，但波斯湾航空枢纽受中东冲突影响，客运量暴跌。据悉，绕开冲突空域将使欧洲出发的航班增加三小时飞行时间，叠加战争风险保险费上涨，显著推高出行成本，重创海岛旅游业。2026年4月，斯里兰卡访客量同比下降22%，3月和4月马尔代夫游客入境量同比减少22%。据估算，旅游业占马尔代夫经济活动近30%和外汇收入的60%。3月以来马酒店和旅游公司已损失5亿美元业务（$500 million），部分度假村业务量下降超90%，许多民宿面临破产风险。更严重的是，业内人士指出，重建航线网络十分复杂，即使美以伊停火，从欧洲到斯、马等国的航线和客源也无法在短期内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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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印刷报》

《印刷报》6月1日发表题为《有多少国大党领导人转投印人党等其他党派后失势？》的评论文章，认为印政坛倒戈常态、国大党领导力与组织架构薄弱、国大党对年轻成员的开放性低等因素导致诸多国大党领导人转投印人党等其他党派。然而，印人党重视叛逃者所带来的利益，一旦其政治价值消失便会将其边缘化。

据非营利组织“民主改革协会”（ADR）统计，2014年至2021年间，国大党222名候选人和177名议员领导人转投其他党派，在所有政党中流失最为严重。印人党则是最大受益者，同期接收253名候选人和173名议员。国大党成员转投印人党看似获得丰厚回报，如获得内阁职位、参议院席位、担任组织职务、竞选提名等，但不少叛逃者仅沦为象征性的角色。大规模叛离国大党导致多邦政府倒台，如2020年中央邦22名议员叛逃导致国大党政府垮台。此外，立法者叛逃也改变了阿萨姆邦、卡纳塔克邦、果阿等地的政治格局。

国大党成员转投他党的原因主要可以从印内政格局、国大党自身缺陷等方面解释。印内政格局方面，一是印度政坛本就倒戈频出，印人党提供的权力与机会具备吸引力。不过，印人党只接纳带来实质性价值的领导人，比如具备群众基础、组织网络、强大地区影响力或带来选举利益者，一旦其政治价值消失便会将其边缘化。二是国大党方面认为，检方与中央调查局施加过大压力。资深国大党领导人、前恰蒂斯加尔邦副首席部长T.S.辛格·德奥表示，许多国大党成员是因为压力过大而转投他党。

国大党自身缺陷方面，一是国大党是覆盖全印的大型政党，组织架构薄弱，因此成员更易叛离。相比于管控严格的地区性政党，国大党成员游离、发表不满情绪均具备更大空间。许多领导人不再认为国大党能成为发挥影响力、提供庇护、实现政治晋升的有效途径。二是国大党内上下级沟通不畅，例如基层党员很难有机会见到领导人拉胡尔·甘地，许多年轻成员觉得无人倾听其观点建议，因此感到沮丧而离开。印人党发言人阿贾伊·阿洛克（Ajay Alok）则表示，国大党领导层过去二十年一直是其最薄弱环节，引发成员不满。

国大党叛逃者中的“赢家”将整个立法机构一并带入权力体系，获得较高的行政权力。例如，希曼塔·比斯瓦·萨尔马（Himanta Biswa Sarma）、白玛康卓（Pema Khandu）等人在带领议员转投印人党后出任或留任首席部长。吉廷·普拉萨达（Jitin Prasada）、拉夫尼特·辛格·比图（Ravneet Singh Bittu）等人加入印人党后获中央政府国务部长职位，贾格丹比卡·帕尔（Jagdambika Pal）则成为多届人民院议员并出任瓦克夫修正案联合议会委员会主席。值得注意的是，乔蒂拉迪亚·辛迪亚（Jyotiraditya Scindia）2020年带领22名议员倒戈，导致中央邦国大党政府垮台，随后获中央政府通信和发展东北地区部长职位。辛迪亚曾是国大党最有影响力的年轻领导人之一，但却从未担任过首席部长一职，转投印人党后在党内地位甚至不如在国大党时。

部分国大党叛逃者则被迅速边缘化。例如，旁遮普邦前首席部长阿马林德·辛格（Amarinder Singh）、北阿坎德邦前首席部长巴胡古纳（Vijay Bahuguna）、安得拉邦前首席部长雷迪（Nallari Kiran Kumar Reddy）等人加入印人党后均只获得象征性职位，政治影响力微乎其微。马哈拉施特拉邦前首席部长阿肖克·查万（Ashok Chavan）进入联邦院后亦失去原有影响力。在中央邦，西索迪亚（Mahendra Singh Sisodia）、伊玛蒂·德维（Imarti Devi）等人在2020年帮助推翻国大党政府后，或选举落败，或失去部长职位。卡纳塔克邦、果阿邦的多名关键叛逃者也在2019年帮助削弱国大党政府后逐渐淡出。印前国防部长阿克·安东尼（A.K. Antony,）之子阿尼尔·安东尼（Anil Antony）2023年在担任喀拉拉邦数字通讯部长期间退出国大党转投印人党，印人党任命其为全国发言人和全国秘书长。国大党认为，若他继续留在党中或发展前景或更光明。

部分国大党叛逃者维持原有地位但未见显著提升。例如，拉奥·辛格（Rao Inderjit Singh）、纳文·金达尔（Naveen Jindal）等人继续担任议员，地位与此前相差无几；古拉夫·瓦拉布（Gourav Vallabh）从国大党发言人转任印人党类似的媒体发言人角色。曾任国大党古吉拉特邦执行主席的哈迪克·帕特尔（Hardik Patel）是该党最引人注目的年轻其他落后阶层（OBC）代表人物之一，转投印人党后成为立法委员，但未获任何重要职务。

此外，还有少数叛逃者最终回归国大党。哈里亚纳邦、中央邦、德里等地均有前议员在短暂加入他党后重返国大党，旁遮普邦的巴尔温德·辛格·拉迪（Balwinder Singh Laddi）印热度人民党数日后便重返国大党，该成员是目前关于叛逃现象相对明确的表态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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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姜心宇

本期审核：江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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