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CO 2026 | 刘真真教授携HELEN HER-013研究亮相国际舞台，HER2阳性乳腺癌新辅助降阶梯治疗迎来中国证据

前言

2026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于5月29日至6月2日在美国芝加哥隆重召开，作为全球肿瘤诊疗的“风向标”，本届大会上陆续公布了多项突破性研究的最新成果。其中，HELEN HER-013试验[1]作为乳腺癌领域备受瞩目的中国原创研究，成功入选大会快速口头报告（摘要号：509）。该研究聚焦HER2阳性早期乳腺癌新辅助治疗的临床痛点，通过“化疗降阶＋小分子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优化联合”的精妙设计，创新性地提出了白蛋白紫杉醇+曲妥珠单抗+吡咯替尼（nab-PHPy）的联合方案。研究结果显示，该方案的病理完全缓解（pCR）率非劣效于标准TCHP方案（多西他赛+卡铂+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且安全性可控，不仅证实了其在HER2阳性乳腺癌新辅助降阶梯治疗中的重要价值，更为个体化精准治疗提供了重要依据。值此盛会，医脉通特邀本研究的主要研究者（PI）、河南省肿瘤医院刘真真教授接受专访，结合HER2阳性早期乳腺癌新辅助治疗的诊疗现状，全面解读HELEN HER-013试验的核心数据及临床意义，共同展望HER2阳性乳腺癌精准治疗的未来新格局。

医脉通：本次ASCO大会上，您报告了HELEN HER-013随机临床试验的核心结果，该研究采用“白蛋白紫杉醇+曲妥珠单抗+吡咯替尼（nab-PHPy）”的新辅助方案，对比传统TCHP方案，能否结合当前HER2阳性早期乳腺癌的诊疗现状，谈谈这项研究的背景及设计初衷，以及选择化疗降阶联合小分子TKI替代标准方案的核心考量？

刘真真 教授

当前，HER2阳性早期乳腺癌新辅助治疗已正式迈入“降阶梯、精准化”的全新发展阶段。长期以来，TCHP方案凭借稳定的高病理完全缓解（pCR）率，成为国内外指南一致推荐的新辅助治疗标准方案。但在临床实践中，该联合方案的局限性也日益凸显。TCHP方案中的卡铂会带来明显的血液学毒性及胃肠道反应，对部分患者的治疗耐受性构成了一定的挑战。因此，在不牺牲核心疗效的前提下，探索去卡铂、低毒、便捷、可及性更高的降阶方案，是当前临床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基于这一核心临床痛点，我们团队结合多项前沿研究证据与国产靶向药物的独特优势，设计开展了HELEN HER-013研究，其方案设计主要基于三大核心依据：第一，WSG-ADAPT[2]等国际研究证实，在强效双重HER2通路阻断的前提下，临床可安全省略卡铂，且不会对抗肿瘤疗效产生不利影响；第二，GeparSepto研究[3]结果提示，白蛋白紫杉醇相较于传统溶剂型紫杉醇，抗肿瘤活性更强，能为患者带来更高的pCR获益，是更优质的化疗骨架选择；第三，吡咯替尼作为我国自主研发的不可逆泛HER小分子TKI，在既往Panphila、PHEDRA等多项研究[4-5]中，均已证实其在乳腺癌新辅助、晚期治疗中具备优异的抗肿瘤活性与可控的安全性。

基于以上证据，我们团队创新性地设计了nab-PHPy三药联合方案，实现双重优化：一是化疗降阶、去卡铂，规避铂类药物带来的血液学及胃肠道毒性；二是抗HER2靶向治疗的升级优化，以口服小分子TKI吡咯替尼替代静脉输注的大分子帕妥珠单抗。同时采用严谨的非劣效研究设计，将pCR非劣效界值设定为-6.5%[1]，核心目标是在保障疗效的基础上，为临床提供一种给药便捷、适用人群广泛、毒性谱不同的全新替代选择。

图1 HELEN HER-013研究设计

医脉通：作为我国HER2阳性早期乳腺癌新辅助治疗的重要探索，HELEN HER-013研究的结果备受期待。请您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nab-PHPy对比TCHP的核心疗效表现与安全性特征如何？也请谈谈您后续是否有长期生存随访计划？

刘真真 教授

作为一项多中心、随机、开放标签的Ⅲ期临床试验，HELEN HER-013研究通过严谨的试验设计，充分验证了nab-PHPy方案的有效性与安全性。

在疗效方面，意向治疗（ITT）人群分析结果显示，nab-PHPy组pCR率达61.0%，TCHP组pCR率为57.0%，绝对差值为3.9%（95% CI：-3.9%～11.7%），非劣效检验P=0.004，明确达到预设的非劣效终点[1]（图2）。同时，符合方案（PP）人群敏感性分析结果也与ITT人群一致，证实了研究结果的稳定性[1]。此外，针对激素受体状态、HER2 IHC 3+等所有关键临床分层的亚组分析均提示，各亚组人群均可从nab-PHPy方案中实现获益，进一步证实了该方案的普适性[1]。

图2 HELEN HER-013研究中ITT人群与PP人群疗效数据

安全性方面，两种方案呈现出差异化的毒性谱特征，其中，nab-PHPy组≥3级不良事件发生率为38.3%，与TCHP组36.4%的发生率基本持平；腹泻是nab-PHPy组最常见的≥3级不良反应，发生率为31.5%，高于TCHP组的17.0%（表1），临床可通过预防性干预、对症处理实现有效管控[1]。

值得关注的是，nab-PHPy方案的严重不良事件发生率仅为2.7%，明显低于TCHP组的7.1%。而传统TCHP方案则存在明显的铂类相关毒性，贫血（10.2% vs 1.7%）、恶心（5.8% vs 0）、血小板减少发生率更高[1]（表1）。同时，nab-PHPy组≥3级神经毒性发生率仅为0.3%[1]，优于既往常规白蛋白紫杉醇方案的相关数据。

表1 HELEN HER-013研究安全性数据

在长期预后探索方面，目前研究的中位随访时间为21.9个月，生存数据尚未成熟[1]，我们计划持续随访3-5年，进一步验证pCR获益能否有效转化为患者的长期生存获益，为该方案的远期临床应用提供高级别循证依据。

医脉通：您与团队此前发表的HELEN-006研究[6]已证实了去卡铂单药化疗联合双靶降阶梯策略可行性，并获CSCO指南推荐。本次HELEN HER-013研究则进一步在靶向层面将大分子替换为小分子TKI吡咯替尼。结合您在新辅助治疗领域丰富的经验，您认为本研究结果对当前临床实践有哪些指导价值和借鉴意义？哪些患者更适合选择含吡咯替尼的新辅助方案？对于达到pCR的患者，术后辅助治疗方案是否可考虑继续沿用该方案？

刘真真 教授

首先，HELEN HER-013研究首次以Ⅲ期随机对照证据证实，在HER2阳性早期乳腺癌新辅助治疗中，可在去卡铂的基础上，用小分子TKI吡咯替尼替代传统大分子帕妥珠单抗，且整体疗效非劣于标准TCHP方案。这一结果打破了临床上既往降阶治疗的局限，进一步丰富了HER2阳性乳腺癌新辅助降阶梯治疗的策略体系。

其次，nab-PHPy与TCHP方案差异化的毒性谱，为临床个体化诊疗提供了重要依据。临床医生可根据患者的年龄、基础疾病、骨髓功能、耐受性特征及就医条件，匹配个体化治疗方案。

最后，该方案为非蒽环、口服+静脉联合的给药模式，相较于全静脉输注的TCHP方案给药便捷性更高，能够有效提升患者的治疗依从性。

结合研究数据与临床实践，我们总结出nab-PHPy方案的适配人群，主要可分为三类：第一，对卡铂不耐受或存在卡铂禁忌的患者，包括老年、骨髓储备功能差、既往化疗出现重度血液学毒性的人群，可通过该方案规避铂类相关不良反应；第二，对于偏好口服靶向治疗、希望减少静脉输注的次数和住院时间的患者，吡咯替尼的口服给药方式在便捷性和治疗依从性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第三，对于医疗资源相对有限、难以提供高强度支持治疗的患者，如反复输血、长期使用升血小板药物或者强效止吐方案的患者，该方案的不良反应易管控，无需高强度对症支持治疗，更适合在基层医疗机构中进行推广应用。

为进一步实现精准筛选，我们团队后续还将进一步开展转化研究，聚焦HER2表达水平、PIK3CA基因突变状态、肿瘤免疫微环境等核心生物标志物，探索疗效预测因子，推动治疗从“经验性人群筛选”迈向“生物标志物驱动的个体化精准治疗”。

关于pCR患者的术后辅助治疗问题，本研究方案明确规定：新辅助治疗后达到pCR的患者，术后继续采用曲妥珠单抗联合吡咯替尼方案，完成为期1年的全程抗HER2治疗。从临床逻辑来看，患者新辅助治疗阶段对nab-PHPy方案耐受良好且实现pCR，术后延续原方案治疗是合理的个体化选择，我们也期待后续的随访结果能够证实这一策略的长期疗效和安全性。

然而，需要明确的是，目前国内外主流指南仍以曲妥珠单抗联合帕妥珠单抗方案为pCR患者辅助治疗的标准推荐。考虑到本研究的长期随访数据尚未公布，该方案在术后辅助治疗中的远期疗效、安全性及临床地位，仍需等待后续随访结果进一步验证，希望未来能够为辅助治疗降阶优化提供新的思路。

刘真真 教授

河南省肿瘤医院

• 河南省肿瘤医院乳腺科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 河南省乳腺癌诊疗中心主任

• 国家肿瘤质控中心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

• 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乳腺癌学组委员

• 中华医学会外科分会乳腺外科学组委员

• 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分会乳腺癌专家工作组副组长

•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常委

•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乳腺癌专家委员会常委

• 河南省肿瘤诊疗质量控制中心乳腺癌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

• 河南省医师协会乳腺医师分会首任会长

• 河南省临床肿瘤学会乳腺癌专业委会主任委员

参考文献：

[1] Jiujun Zhu, et al. Neoadjuvant pyrotinib vs pertuzumab therapy for HER2-positive early breast cancer: The HELEN HER-013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2026 ASCO Abs 509.

[2] Choong GM, Cullen GD, O'Sullivan CC. Evolving standards of care and new challenges in the management of HER2-positive breast cancer. CA Cancer J Clin. 2020 Sep;70(5):355-374.

[3]Untch M, Jackisch C, Schneeweiss A, et al. Nab-paclitaxel versus solvent-based paclitaxel in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for early breast cancer (GeparSepto-GBG 69): a randomised, phase 3 trial. Lancet Oncol. 2016 Mar;17(3):345-356.

[4] Wu J, Jiang Z, Liu Z, et al. Neoadjuvant pyrotinib, trastuzumab, and docetaxel for HER2-positive breast cancer (PHEDRA): a double-blind, randomized phase 3 trial. BMC Med. 2022;20(1):498.

[5]Liu Z, Wang C, Chen X, et al. Pathological response and predictive role of tumour-infiltrating lymphocytes in HER2-positive early breast cancer treated with neoadjuvant pyrotinib plus trastuzumab and chemotherapy (Panphila): a multicentre phase 2 trial. Eur J Cancer. 2022;165:157-168.

[6] Chen XC, Jiao DC, Liu ZZ, et al. De-escalated neoadjuvant weekly nab-paclitaxel with trastuzumab and pertuzumab versus docetaxel, carboplatin, trastuzumab, and pertuzumab in patients with HER2-positive early breast cancer (HELEN-006): a multicentre, randomised, phase 3 trial. Lancet Oncol. 2025 Jan;26(1):27-36.

撰写：Penny

审校：Ninian

排版：Zelda

执行：Zel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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