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进士、举人出身的官员不到一半，另外一大半都是哪些人？

清代时期官员中进士与举人出身不足一半，剩下的官员主要来自哪些背景和途径？

雍正六年初春，京城正值河水初涨，紫禁城内的御前会议一直持续到深夜。大学士张廷玉刚进殿，就被皇帝问了一句：“水利之事，乡试出身的翰林可顶得住吗？”张廷玉沉吟片刻，只得实话实说：“臣恐未必人人熟水工。”一句话，道出清代用人的尴尬——单靠科举远远不够。

如果把乾隆朝前后在任的尚书、总督、巡抚合在一起做个统计，会发现进士出身的人大约只占四成出头。剩下那更大的一块，来自五花八门的渠道，而且各有来历：有的是皇族或异姓军功之后，有的是国子监贡监生，有的是低级衙门里熬出头的吏员，还有一批则干脆拿银子捐了顶戴花翎。

先看皇族与军功这一支。满族八旗制度决定了朝廷必须保证本族武力的核心地位，上三旗下的王公贝勒往往不必折腾科举，轻轻松松就能挂上散秩大臣、领侍卫内大臣之类差事。军功爵位更是打开另一扇门：乾隆平定准噶尔时，随军的索伦马甲海兰察靠着行伍出身一路升到一等公，后来又兼署兵部右侍郎。对旗人来说，战场就是考场，马蹄声便是奏折。

科举之外的教育口，国子监担当了重要配角。岁贡、拔贡、恩贡源源不断地把府州县里成绩不错的生员送进京师。这些人不必经过会试、殿试的层层筛杀，只要在国子监完成规定年限的读书并通过期考，便能获得州同、县丞、主簿等佐贰职位。有人戏称这是“官学直通车”，虽然起点不高，却胜在稳定。至于荫监生，更是凭祖辈功劳继承，父亲是正二品大学士，儿子往往只需再低四级就能挂官，六品一张顶子往往唾手可得。

有意思的是，清廷在专业岗位上从来不迷信八股。河道、水利、盐务、矿务，动辄牵涉百万百姓生计，若只考四书五经显然不对症。康熙、雍正两朝设立博学鸿词与经济特科，专挑通晓天算水利之人。王士俊就是通过经济特科脱颖而出，被派往直隶总河任职，日后还主持过黄河复堤。殿试时，雍正低声向身边大臣问道：“他真的懂得治河吗？”大臣答：“回皇上，比背文章更熟。”一句调侃，点出特科的实用主义取向。

与此同时，衙门里的老吏也没被遗忘。典簿、司狱、经历、主事这些位置，尤其需要手续熟稔、人情练达的人。乾隆十五年以前，吏员只要考出色，就能依次补授到正八品甚至从七品。可惜人算不如天算，老吏惯会钻营，弊案屡发。乾隆中期以后，朝廷收紧口子，考职的上限一口气降到正九品，任期满五年立即回籍，不许再黏附原衙门，“免得越老越滑”，乾隆在朱批里这样讽刺。

说到人数最多却也最惹人非议的，当属捐纳。康熙十七年平定“三藩”后，军费刚刚填平，朝廷却发现地方赋税仍旧紧张，于是开出一个折中办法：准许士民“输将若干银两”，换取吏、刑、工、兵四部下属官职。乾隆对这个办法再无顾忌，直言“庶可济帑金之不足”，每到国库吃紧便加开名额。到了道光年间，户部岁入白银中，捐纳一项竟高达数百万两，成为固定税目。然则捐官也并非万能钥匙，在京衙门最多只能混到员外郎，地方则限四品，吏部、户部、礼部的正经官学出身缺额绝不会留给他们。对此，乡绅议论纷纷：“花了万金，原来还得低眉顺眼。”

当然，再严苛的条文也挡不住官场的暗流。有人靠举荐奔前程，有人凭银子换门票，有人以军功论英雄，还有人老老实实写八股图登第。各路人马汇到一起，造就了一个庞杂而又多元的衙门世界。进士固然光鲜，却不再是上升唯一的阶梯；而那些被称作“杂流”的群体，也在自己的轨道里维系着帝国的日常运行。

晚清局势渐趋艰难，一道道军费、赔款像无底洞般吞噬国帑。为了填补窟窿，咸丰以后出现了“生捐”“恩捐”“军功捐”等新名目，连协办大学士都曾挂着捐纳章程奔走江南，其位高权重者不再讳言“卖官鬻爵”四字。这时再回望康熙朝的“权宜之计”，已恍若隔世。

翻检档案可见，光绪三十年前后，在职的知府里近半数身份并非进士，而是贡监、捐纳或军功出身；各部堂官中，虽仍以进士和翰林为主，可太平天国、捻军之乱后崛起的大员里，武功世袭与赏格封官的比例明显抬高。官场结构的这一深刻变化，昭示着科举所代表的传统文官培养模式，正在与财政与军功主导的新路径彼此磨合。技术官僚、贵族集团、银票撑起的“临时干部”，三者共同支撑起晚清那座看似宏大的官僚大厦，也埋下了管理层次繁复、难以迅速决策的伏笔。

“你可知河水凶险？”那年夜里的御前问话，像一声闷雷。官员们低头应答，心里却清楚：只会写八股固然荣耀，却不免心虚；只靠家世、银子或刀尖上立功，就算登堂入室，也要随时提防被人质疑。清代的统治者以多重通道维系了庞大帝国的运转，制度之网遍布朝野，却也因参差不齐的来源和能力，让后人对这张网的韧性有了不同解读。不同出身的官员在同一张朝服下各怀心思、各展其技，一起书写了满清近三百年的兴衰与荣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