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687年腊月，海风猎猎，清廷钦差登上舟山主岛，展开圣旨，宣布此处改名“定海山”，旋即设置定海县。岛上守将愕然：“山曰舟，动而不静，何以得安？”钦差微微一笑：“海波永定，故曰定海。”一句“海定”，不仅扭转了孤悬海外的防务布局，也把两岸数百年相安的地名秩序搅得波澜四起。
一旦皇帝赐名，原先的陆地定海县便陷入尴尬。它自后梁开平三年即沿用“定海”二字，已近八百载，如今却面临更名。地方官员没得选择，只能上奏请求改称。翌年，宁绍道衙门檄文传至甬江口，旧定海县自此成为“镇海”，以示镇守海道之责。自此，“定海”在大陆消失，却在海岛重生。
这种“迁名”并非第一次。若把时间拨回唐武德八年，今日镇海一带不过鄮县东境的沙洲，名为望海镇。吴越王钱镠巡视东南，见到此地渔盐辐辏、扼守甬江出海口，遂奏请设望海县。未及三月，朝廷又将县名改为定海，以期风平浪静。自此，“定海”二字第一次在东海之滨落地生根。
南宋时，定海与邻近的昌国同属明州。明州治所迁入三江口后，人气渐旺。绍熙年间，因赵扩在此为太子，明州改称庆元府，荣光一时。元人接手，维持旧名，并未动“庆元”一字。直到朱元璋起兵，明州因与“明”字相犯，被嫌“与国号同，恐致僭越”。洪武十四年，朝堂上单仲友谏言，援引定海之意，“海定则波宁，可称宁波”。皇帝点头——“宁波府”由此定名。
定海二字影响宁波已见分晓，却未止于此。北面的舟山群岛，原先归鄞县。宋熙宁六年，析置昌国县；元和年间，又割金塘乡予之，显示海岛防务的分量。明洪武十九年，倭患猖獗，汤和奉诏迁海，海岛居民尽徙内地，昌国县随之撤销。残留的只有定海卫及诸千户所驻军，维持着最低限度的防御。
清初沿袭“迁界”，舟山依旧寂寥，然康熙帝南巡前夕，督臣多次上疏：海防空虚，倭盗可乘。于是有了前文那道圣旨。岛屿复称定海，象征平波靖浪；大规模复垦复垦，渔盐贸易重新活络，东南海疆的防守体系也因之升级。
纵观浙江沿海两座“定海”的此消彼长，可见地名并非随意涂抹，它在每一次变迁中都折射出朝廷的战略重心。从唐宋的繁荣商埠，到明代的国号避让，再到清初的再造海防，“定海”三笔墨痕，背后是王朝对海权的谨慎与渴望。
更有意思的是，名号更替并未消解地方的历史认同。镇海人至今在老街祠堂里仍能见到“定海古邑”石刻；而舟山定海则把“海防文化”当作城市名片。两地同名异地，像两面镜子，让人一次次想起那句“海波永定”的祝祷。
假如没有最初那座因渔盐而兴的望海镇，宁波或许仍叫“明州”；若无康熙的圣旨，镇海也许依旧是“定海”。地名的浮沉，由战争、海贸、皇权共同书写，最终凝结为历史课本上的几行字，却深深影响了浙东沿海的脉动。
从秦汉未设县的荒滩，到今日灯火辉煌的港城，甬江口北岸的故事仍在续写；而对岸舟山自开启海岛复兴后，已成远洋渔业基地、海上油气枢纽。两座因“定海”结缘的城市，像兄弟又似镜像，隔海相望，各自书写着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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