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全国各省的“州”一级行政区域数量，为何数江西省最少？

1820年九月的一天，南昌出城西行二十里的孺子关口，驿卒王存厚一边牵马一边嘀咕：“大人，咱江西偌大一省，怎么连个像样的‘州’都找不出几个？” 同行的布政使衙门主事只淡淡回了一句：“这事得从几百年前说起。”一句闲言，便把江西省“州”寥寥的故事从尘封档案里勾了出来。

站在时间坐标上回望，先见公元1276年元军取临安、1277年占江西，继而以江州、饶州、抚州等改设路，总数超过十座。路者，元朝最高一级地方行政区，与后世之府大体相当。朱元璋兴兵渡江，占领洪都，1362年二月在此设江西行省，很快把元朝多数“州”“路”一律升格为“府”。原因其实简单：缩短皇权的指令链。早期明廷实行强干弱枝政策，朱元璋尤其忌惮地方坐大，他在《皇明祖训》里多次提到“府县之长，惟才而用，不使得专权”。原本介于府、县之间的“州”因此成了可裁对象。江西原有的瑞州、饶州、抚州、赣州等等，被悉数改为府，下辖县多达百余，惟留宁州一席，其职能基本与县无异，只是因地僻山高、民风强悍，顺带保留一层州衙以示威重。这一刀下去，江西从此进入“府—县”化最彻底的行列。

洪武到弘治近一百四十年间，江西行政格局几乎纹丝不动：十三府，一百多县，一州挂名。数字虽枯燥，却透露出一个信号——“州”在江西是可有可无的过渡层级。与之相对的，北直隶、陕西、云贵等地的州数量动辄几十上百，恰恰说明其地形破碎、民族多元、交通艰难，必须用州来隔层转运、羁縻与保甲。江西却恰好处于长江中下游过渡带，地势丘陵与平原交错，但骨干河流赣江纵贯南北，水路连通鄱阳湖与长江。交通顺畅，赋税粮运便捷，府令直抵县邑毫无障碍，中间多加一层反而滞缓。

值得一提的是，江西自古“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路”，有人会疑惑：山多，本应设更多州府才对。问题在于，赣州、抚州、吉安等府虽有山，却大多沿赣江两岸或支流布局，行政中心与水陆孔道相依，向上可通广州，向北直入九江，地形不至于隔绝府县关系，故追加“州”之必要性便降低了。

明末清初，山河易帜，江西依旧只有宁州这独苗。清人入主后，对西南、东北频繁设立直隶州、同知厅，赣境却按兵不动。这一“静”，更反映出江西“可朝廷直达”的特性。直到乾隆十九年，乾隆帝才勉强批准把赣州府最南端的宁都县升为宁都直隶州。缘由也并非行政均衡，而是一桩军情：客家山地反复发生械斗，赣南、闽西相攻，宁都道远兵单，府城赣州难以及时驰援，遂以直隶州身份让宁都直接听命省城，缩短调度链。换言之，宁都直隶州是军事与治安的权宜之计，而非恢复古制的礼仪象征。

至于唯一幸存的宁州，嘉庆六年因平乱有功，加上“化民成义”之说，改名义宁州，作为褒奖，而非基于区划需求。民国元年，全国废府州厅，义宁降为县。1914年因广西同名，干脆取境内修水之名，更为修水县，自此“义宁”二字仅留史籍。

江西州治稀少，还与财政制度暗暗呼应。明代实行里甲、均徭法，县为征粮收税直接面对的单位，府则负责转运监察。设州需添设知州以下官吏，耗银耗粮，若县域不够大或不够富，朝廷未必愿意埋单。江西在明中后期的田赋收入，约占全国十分之一，却已由现有县份妥善开征，增设州只会增加行政成本，得不偿失。朱元璋自称“朕之宰相在六部”，六部分设，布政使司负有掌财政赋役之责，江西的财赋通道简化后，高效而不失控，符合太祖重心：财权尽归中央。

更远一点看，江西这一“州少”的格局，也与前史ナ南宋偏安的政治布局一脉相承。宋代江南西路的洪州在宰相王安石、陶弼等人手中，已建成较完备的府县网络；而元人把地方改路并插入达鲁花赤，对江西的州县层级已做过一次“大部制”试验。明朝只需“平改直”，把原本就大到能独立支撑的州改成府，剩余零散小州降县即可。

对照四川、云南，差异更鲜明。两川地貌破碎，沟壑纵横，人口东密西疏，少数民族杂居，各种“长官司”“宣慰使”等羁管机构林立。明廷因势设置大量土州、散州，但对江西这类“熟地”则突出简政，省去中间环节。清政府继续认可此套模式，只在治安与赋税需要时微调，体现其“因地制宜，守成而不事更张”的一贯特色。

行政区划背后还有文化脉络。江西自唐代科举兴旺，人才辈出，被誉为“文章节义之邦”。府学、县学林立，士绅对地方事务的参与度高，社会自我调节能力强。朝廷自然乐于削减中层治理机构，把监督与责任直接交到县和府手中。反观内陆边陲州府林立之地，常以防务、羁縻为主，文教资源稀薄，州一级便成了稳固乡里、保障驿传的关键。

如果把明清两代全国“州”数量做一张地图会发现，越向西南、东北越密集；而江南东部、湖广、两浙则相对稀缺。江西更走到极端——乾隆之前只闻宁州一名。数字是：嘉靖年间，湖广约有直隶州二十、属州三十，广东也有二十余州，福建十余州，甚至体量相若的陕西也有十五州左右。江西的“1”，确实显得突兀，却正是体制在此“好山好水好管理”的映照。

从十四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这块鱼米之乡先后经历朱元璋整合、清廷因循、民国改革，行政层级的剪裁、增补与复名，皆在回应地理、交通、军事、财政与文化多重张力的合力。宁都、义宁得以留名，不过是历史缝隙里的一线余温；大多数被降格的宋元旧州，则早已与县城的日常烟火相互融合，只在地方志里还能寻到蛛丝马迹。若再回到那位驿卒的疑惑，也只消一句话作答——江西适合干脆利落的“府县直达”，多余的州，没有存身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