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顺着贵州深山里那条布满苔藓的石板路往里走,路两边的毛竹被风吹得沙沙响。
向家现在的管事人正坐在门槛上,手里拿着一根磨得有些发暗的旧竹烟杆,轻轻敲了敲鞋底板。
那烟杆上的铜烟锅已经有些走形了,但被手指头长年累月地摩挲着,亮得能照出人影。
黄铜纽子在阳光下反射着一星半点的微光,旱烟袋里散发出一股子陈年旱烟叶子特有的、微苦的呛味。
这根烟杆,是向家一九九五年去世的老祖宗龚大强(化名)留下的。老头走的时候,整整活了一百三十三岁。
可大伙儿最爱唠的,不是老头跨越了三个世纪,而是他手里这根从没离过身的竹烟杆。老头烟瘾大,从十几岁开始抽旱烟,抽了一百多年就没断过。
早些年,村里来过几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劝他:“老人家,这土烟劲儿大,熏肺,能掐了还是掐了吧。”
龚大强当时已经一百多岁了,坐在竹椅上,掀了掀眼皮。
他没搭腔,只是把粗糙的黑指甲盖往小铜锅里一拧,塞紧了烟叶,擦燃火柴吧嗒吧嗒猛吸了两口:“抽了一辈子喽,不抽这个,嘴里没味,干活都没劲。”
说来也怪,直到临走前,老头的气管和肺都没出过啥大毛病,走起路来脚底下带风。
其实,老头这一生吃过的苦,比一般人见过的面都多。
他出生在一八六二年,半岁时因家里穷,被送给向老二家抚养。十岁那年养父母双亡,一个十岁的娃,没了指望,只能一头扎进这没人的深山老林里。
那四年,他过得跟山里的野兽没啥两样,饿了刨草根、摘野果,渴了就趴在溪水边喝凉水,晚上就睡在山洞或者大树底下。
直到十四岁被村民向礼全发现带下山时,他身上都长了一层黑乎乎的汗毛,连话都不会说了。
龚大强在向家干活从不偷懒,一把锄头,一担木桶,他能从天不亮一直忙到月亮爬过山头。
说来也巧,自打他进了门,向家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向礼全临走前把后辈叫到床前,特意嘱咐:“大强是家里的福星,不管他活到多大岁数,后辈都要好好赡养他。”向家整整七代人都守着这个遗训,把他当成了自家的老祖宗。
老头一辈子不喝酒,也几乎不碰药。平时有个头疼脑热,他就往炕上一躺,多喝几碗白开水,靠着硬朗的底子硬扛过去。
他吃得也简单,早年间连大米都吃不上,天天就是一碗苞谷饭,配点自家地里摘的咸菜疙瘩。
晚年日子好了,重孙子端来白米饭,他也只吃一小碗。每顿饭吃到七分饱就放下筷子,绝不多伸一次手,也从来不吃什么大补的东西。
活过百岁后,他还是闲不下来。每天早上起来,先去猪圈里看看那几头猪,提着笸箩去后山割两担青草。
村里人经常能看到一个白头发白眉毛的老头,背着大背篓,在田埂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嘴里还哼着当地的土山歌。歌声在山谷里传开,音调不怎么准,但听着让人心里踏实。
老头活了三个朝代,遭了大半辈子的罪,到了末了,才算真正享了福。
一九九三年那会,有两家厂子请他当名誉厂长,每个月啥也不用干,按时给他发养老金。
老头拿着那几张票子,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活了三个朝代,还是现在的日子最好,做梦都没想过能天天吃饱大米饭。”
一九九五年春天,老头得了急性黄疸性肝炎。走的那天中午,大山里的日头挺暖和。
他躺在向家准备的厚被子里,脸色有些发黄,但神情很平静。
他看了一眼守在床边的向家老老小小,嘴唇动了动,没说出啥话来,只是眼睛往桌上那根竹烟杆上瞅了瞅,最后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下葬那天,半个村的人都自发扛着铁锹来送他。那根陪了他一百多年的旧烟杆,被向家人小心翼翼地用红布包好,收进了堂屋的柜子里。
现在的人,天天吃着各种补品,讲究这个、讲究那个,可有时候心里装的事太多,反倒活得累。
龚大强老人家一辈子就着一杆旱烟,吃着苞谷饭,却安安稳稳地走过了一百三十三个年头。
看着这根留下的老烟杆,你觉得这人能活到长寿,最要紧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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