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法官同一案件两份相左的判决，谁在干预司法？

2020年12月，四川南充人程永中向山西一个矿山项目投资480万元。这笔钱没有直接打给合作方冯晓荣，而是汇入冯晓荣指定的一个账户——韩乐的银行卡上。

四年后，这笔投资款引发连环诉讼。围绕同一笔480万元，同一个原告，同一位承办法官，南充市顺庆区法院先后作出了两份截然不同的判决：第一份判决认定韩乐“不是合伙人”“未使用投资款”，不承担责任；第二份判决认定韩乐将其中180万元用于购买个人理财产品，需与丈夫陈又禾共同承担180万元的连带赔偿责任。

两份判决之间，间隔不到一年半。仅仅因为冯晓荣没有可执行的资产，无端引向第三人，如此枉法裁判，到底谁在运用无形之手？

第一份判决：

韩乐不是合伙人，不承担责任

2022年9月，程永中向顺庆区法院起诉，案号为（2022）川1302民初8183号。

他最初的被告只有两个人：冯晓荣和韩乐。理由是双方签订了《合作协议》，程永中投入480万元占45%股份，冯晓荣以办理采矿手续等前期费用占55%股份。后来项目停滞，程永中要求解除合伙并返还投资款。

起诉后，程永中申请法院查询冯晓荣和韩乐的财产。查询结果显示，冯晓荣名下几乎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随后，程永中申请追加陈又禾为被告——因为陈又禾是韩乐的丈夫，而韩乐是前述投资款的收款人。

该案经历了一审、上诉、发回重审。重审案号为（2024）川1302民初2752号，审判长仲丽，审判员党丽君，陪审员黄小莉。

民事诉讼法第41条规定，发回重审的案件，原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一审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通常，原审法官必须全部回避。

2024年8月13日，顺庆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书第24页明确写道：“根据查明的事实，韩乐仅是接受委托收支程永中的投资款，其并未投资，也没有参与合伙事务的管理、决策，不是合伙人，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

判决书同时详细列举了韩乐收到480万元后的支出明细：转给冯晓荣之子121万元，转给冯晓荣前妻之母20万元，归还韩乐借款本息115万元，转给郑凤鸣75万元，转给矿主张昭君、张国平共计91.9368万元，转给林管局25万元，转给谭艳军4.98万元，转给徐丽芳8.4万元，转给冯晓荣14.66万元，转给程永中2万元，转给安全技术服务公司1.5万元。合计支出479.4768万元，剩余5232元。

法院据此认定：韩乐按照冯晓荣的指示将款项全部转出，没有截留或私用。该判决最终判令冯晓荣和陈又禾（被认定为实际合伙人）向程永中支付约372万元，韩乐不承担责任。

程永中对该判决中“韩乐无责”的部分，没有提出上诉。判决于2024年8月生效。

第二份判决：

韩乐挪用180万购买理财，承担连带责任

2025年，程永中再次向顺庆区法院起诉。被告变更为韩乐和陈又禾，案号为（2025）川1302民初14762号，承办法官仍然是杨旭。

这一次的起诉理由发生了变化。程永中不再主张韩乐是合伙人，而是主张：韩乐将程永中的480万元投资款中的部分资金用于购买理财产品、基金，并用于家庭日常消费和偿还个人借款，这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要求韩乐与陈又禾共同承担支付责任。

诉讼请求的金额最初超过390万元，后经法庭审理，最终判决韩乐与陈又禾共同承担180万元的连带责任。

庭审笔录显示，原告方的主要证据是韩乐银行账户的交易明细。原告代理人指出，韩乐账户在收到480万元后，曾多次购买“熊猫理财”等理财产品，赎回后又将资金出借给其名下的燃气公司，并收取利息。此外，账户中还有支付孩子校园费用、日常消费等记录。

韩乐一方辩称：其账户中原本就有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使用的是个人存款，而非程永中的投资款。韩乐的代理人指出，在生效的（2024）川1302民初2752号判决中，法院已经认定480万元全部按冯晓荣指示支出，韩乐没有使用其中一分钱。同一笔款项，不可能既被全部支出，又被用于购买理财产品。

法庭还查明，韩乐账户中确实存在资金混同的情况——480万元打入后，与账户原有资金混合，后续支出无法严格区分哪些来自投资款、哪些来自自有资金。但韩乐方提交了证据，证明其在收到投资款之前账户已有一定余额，且投资款转出总额已接近480万元。

尽管如此，法院最终认定韩乐将部分资金用于购买理财产品等个人用途，判决其承担180万元的连带责任。

两份判决的核心矛盾

对比两份判决，可以发现直接冲突：

第一份判决（2024年8月）认定：480万元已按冯晓荣指示全部支出，韩乐未使用其中任何一分钱。

第二份判决（2025年底）认定：韩乐将其中180万元用于购买个人理财产品、基金和家庭消费。

两份判决针对的是同一笔480万元、同一个收款人韩乐、同一段时间内的资金流向。如果第一份判决的认定成立——所有款项都已转给冯晓荣指定的人——那么账户中就不存在可供购买理财产品的“投资款”。

如果第二份判决的认定成立——韩乐确实用投资款买了理财——那么第一份判决关于“全部支出”的认定就存在重大遗漏。

目前公开的裁判文书中，尚未看到第二份判决对这一矛盾的合理解释。

法官杨旭的电话录音

据陈又禾方称，第二份判决作出后，承办法官杨旭曾用办公室座机给他打电话。陈又禾对通话进行了录音。

录音中，杨旭表示：韩乐的行为“最多算短期挪用”，对方要求韩乐承担390多万元的赔偿责任，他尽量给对方做工作，最终判了180万元；并建议陈又禾“多跟我们沟通”。

该录音的存在，尚未得到法院方面的公开确认。陈又禾方表示，已将录音作为证据提交给南充市中级法院，用于上诉或再审程序。

程序上的争议：同一事实能否两次起诉？

值得注意的程序问题是：程永中第二次起诉韩乐，是否构成“一事不再理”？

第一次诉讼（合伙纠纷案）中，法院已经对韩乐的责任作出了生效判决，认定其不承担责任。虽然该判决的主文是针对合伙关系的，但关于“韩乐未使用投资款”的事实认定，已经生效。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47条，当事人就已经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再次起诉，且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的，可能构成重复起诉。

程永中第二次起诉的理由是“夫妻共同债务”，与前一次诉讼的请求权基础不同。但两次诉讼的核心事实——韩乐是否使用了480万元投资款——是同一的。前诉认定“没有使用”，后诉认定“使用了180万”，两相矛盾。

当事人的处境

韩乐是一名抑郁症患者。据其家属反映，漫长的诉讼对其精神状态造成了严重影响。

坐在南充顺庆区法院第十七审判庭的旁听席上，韩乐手指冰凉。她有抑郁症，已经快撑不住了。她想说话，但什么也没说。她知道，说什么都没有用。因为这场官司，从一开始就不是关于“事实”的。

四年过去了，她发现自己走进了一个迷宫。每一次她以为找到了出口，就会有一堵新的墙堵在她面前。

陈又禾则坚持认为自己不是合伙人，并表示已就两份判决中的“伪造事实”问题向有关部门反映，同时向四川省高级法院申请再审。

陈又禾在再审申请书中列举了七处其认为“伪造事实”的地方，包括：关于《工作联系函》的归属、关于《律师函》的发送对象、关于《委托书》的真实性、以及二审判决书中“陈又禾也称……”等表述。

目前，该案已进入上诉和再审申请阶段。南充市中级法院尚未作出二审裁定，四川省高级法院是否受理再审申请，也有待审查。

同一笔480万元，同一名法官，两份判决相隔不到一年半，结论却完全相反。韩乐究竟有没有使用这笔钱？如果用了，第一份判决为何认定“全部按指示支出”？如果没用，第二份判决的180万元又从何而来？

这些问题，有待二审法院或再审法院给出明确的回答。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