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欧洲”愿景为何屡次拐上历史岔路

深陷安全困境的欧洲，正在困顿中苦寻破局之道。事实上，冷战结束后，欧洲原本在构建覆盖整个欧洲大陆的包容性安全架构方面拥有历史机遇。但数十年来，欧洲为何屡次错失契机并饱受相关后果反噬？对于这些问题，欧洲战略界的反思正在明显增多。 “胜利者心态”和“历史终结论”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随着华约解体、德国统一以及东西方意识形态对抗的基本终结，欧洲在理论上具备了摆脱阵营对抗、重塑安全秩序的条件。苏联在解体前夕曾提出建设“共同欧洲家园”的设想，法国和捷克还提出建设“欧洲邦联”，试图打造包括俄罗斯在内欧洲大陆所有国家的安全共同体。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欧安组织前身）一度被寄予厚望。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时任总统叶利钦迅速访问欧洲，宣布从东欧撤军的具体计划，一个平衡包容的“大欧洲”安全架构雏形初现。 然而，历史最终拐上了一条岔路。西方在冷战“胜利者心态”和“历史终结论”影响下，将自由民主制度视为唯一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模式，并在制度优越感中赋予北约和欧盟超越地区组织的意义。欧盟委员会时任主席雅克·德洛尔提出，要建立包括苏联加盟共和国在内的“同心圆”和“大欧洲经济区”。这种西欧“消化”东欧的秩序愿景，并未局限于政治和经济层面，而是深入嵌套至安全框架的重塑进程。1994年，欧盟作出吸收中东欧国家的决定，同年北约也通过了东扩计划。 事实上，美国战略家、“遏制理论之父”乔治·凯南当年明确警告，北约继续向俄罗斯扩张“将是美国在整个后冷战时代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那样会刺激俄罗斯的反西方情绪，导致东西方关系再次滑向对抗。凯南并非亲俄人士，他的警告说明即便在西方战略界内部也有人意识到，对俄战略应该选择“整合”而非“挤压”。 但在当时不少欧洲政治精英看来，只要在自由主义框架下同步推进欧盟和北约“双东扩”，俄罗斯最终也会被吸纳进西方体系。但这种判断忽略了一个根本问题：无论“同心圆”还是“大欧洲”愿景，本质仍是以西欧为中心的秩序逻辑，俄罗斯只能以“外围附属者”身份被动接受欧洲主导的政治、安全与经济规则。更重要的是，这种思维低估了俄罗斯对于战略纵深和安全缓冲的长期历史记忆。从拿破仑战争到二战，来自西方的安全威胁始终是俄罗斯国家安全叙事的重要核心。同时，欧洲也忽视了俄罗斯与部分国家共享的历史、文明和精神空间。当欧洲逐渐将“经济东扩”与“安全东扩”画等号时，俄欧之间的战略裂痕已经形成。 “大欧洲”愿景与大西洋主义的悖论 21世纪初，建立包括俄罗斯在内统一欧洲安全架构的可能性并未完全消失。俄罗斯当时并未彻底走向与西方对抗，俄欧关系一度达到冷战后最佳状态。2001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德国联邦议会用德语发表演讲，呼应戴高乐“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大欧洲”构想，提出建立统一欧洲经济与安全空间的设想。 2000年至2008年，俄欧关系总体处于“接触与融合”阶段，俄罗斯一度将融入“大欧洲”视为重要战略方向。2002年，俄罗斯与北约成立“俄罗斯—北约理事会”，双方宣布不再视彼此为对手，并在反恐、军控等领域开展合作。与此同时，欧洲内部实际上存在两种不同的对俄战略路径：一是以德国、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大陆主义”，强调通过能源合作、经济融合和制度互动等逐步吸纳俄罗斯；另一种则是以北约为核心的大西洋主义逻辑，相信北美和西欧国家在军事、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团结与合作，仍是维持对俄战略优势和遏制的必要基础。 问题在于，这两套逻辑无法并存兼容。“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设想破裂，根本原因在于欧洲始终无法摆脱大西洋主义主导下的秩序愿景。欧洲虽然不断加强与俄罗斯的经济和能源纽带，但在安全上仍依附于跨大西洋联盟的对俄遏制模式。1999年，北约发布的《战略概念》文件提出将在“新欧洲安全架构”中继续发挥核心作用，并继续向新成员开放。随后，波兰、捷克、匈牙利以及波罗的海国家等陆续加入北约，北约边界不断逼近俄罗斯。 2007年，普京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讲话，对北约进一步东扩作出严厉警告。次年召开的北约布加勒斯特峰会明确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未来将加入北约，虽然没有给出具体时间表，但在俄罗斯看来已经意味着北约触碰其核心安全红线。同年爆发的俄格冲突，成为欧俄再次尝试建立有效安全架构失败的注脚。 乌克兰危机背后的深层秩序缺陷 虽然当时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互信严重受损，但随着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后高调宣布“重启”美俄关系，双方在削减战略武器、阿富汗反恐等问题上恢复合作，这为欧洲安全架构的重塑带来一丝希望。 但这一短暂的欧洲安全秩序重构“窗口期”，也再一次被地缘政治竞争打断，北约进一步强化东扩和加强东翼威慑的战略思路。虽然奥巴马政府取消前任小布什时期在波兰、捷克部署固定反导系统的计划，但随后推出“欧洲分阶段适应性方案”（EPAA），继续在罗马尼亚、波兰等地部署“宙斯盾”反导系统。北约针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从“保护平民”扩大至推动政权更迭，成为俄罗斯战略认知变化的又一分水岭事件。至此，欧洲强调的“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军事联盟开放原则和以北约为中心的安全架构，与俄罗斯之间形成难以调和的认知裂痕，并最终在乌克兰危机中集中爆发。 需要指出的是，即便在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后，欧洲和俄罗斯仍然存在重构欧洲安全的机会。在德国时任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的积极推动下，俄罗斯和乌克兰先后达成两份《明斯克协议》，在没有美国或北约直接介入的情况下推动俄乌实现停火。然而，缺乏有效的国际监督机制、对于俄乌双方核心诉求的选择性忽视以及北约与俄罗斯的对抗态势不断升级，导致该框架逐渐失去外部环境支撑。归根结底，德法推动下的欧洲安全秩序重建聚焦于危机管控，并未触及有关冲突根源的身份认同、安全边界、战略互信等问题，成为欧俄独立解决欧洲安全问题失败的关键所在。 在2022年乌克兰危机进一步激化前夕，俄罗斯曾草拟“俄美安全保障条约”和“俄罗斯—北约安全协定”，试图再次讨论欧洲安全面临的深层秩序缺陷。但彼时的欧洲国家要么对于“俄罗斯使用武力迫使乌克兰放弃加入北约”的情报嗤之以鼻，要么期待俄罗斯因此犯下战略错误，借机彻底瓦解来自最大邻国的“安全威胁”，因而未能作出实质性回应。 随着乌克兰战事的全面升级，向北约靠拢再次成为欧洲国家的优先选择。曾经的中立国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俄罗斯和北约之间在安全意义上的“中间地带”消失。在当前跨大西洋联盟裂痕加剧、美欧联盟安全结构陷入新一轮信任危机的背景下，欧洲一方面希望通过提高国防开支占比、扩大对美军备采购等，全力挽留美国继续扮演欧洲安全保障方，另一方面也不得不加快推动防务自主和“重新武装欧洲”计划。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下，将俄罗斯重新纳入欧洲安全框架的讨论，在欧洲政策界已经成为某种“禁忌”。 需要看到，冷战结束以来欧洲数十年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和平环境与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之上。在此过程中，俄罗斯始终被认为是一个“外部变量”。历史反复表明，在欧洲大陆，单纯依靠威慑与遏制难以实现持久稳定。19世纪维也纳体系之所以长期维持欧洲均势，本质上是依赖大国协调；二战后欧洲一体化进程之所以能取得进展，相当程度上源于法德和解。由此观之，若想达成一份从根本上解决欧洲安全问题的可行方案，离不开欧俄更大程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推动相互认知重构与历史和解，尽管这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作者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