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对华态度急转？点开看内幕，不点后悔！

5月29日，德国联邦经济与能源部部长卡特琳娜・赖歇结束为期三天的在华行程，启程返回德国。就在她动身归国的同一时段，德国首都柏林传来一则关键消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召集委员会全体委员，围绕中欧双边关系开展方向性研讨。会议落幕后，一名德国官方人士向外界透露，德方正有意商议增设贸易防护相关条款，同步磋商针对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出台配套管控方案，欧洲各大新闻机构普遍将此番表态视作德国对华方针出现转向的重要信号。

政策风向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动？回溯三个多月前，德国总理默茨完成上任后的首次正式访华行程，随行阵容囊括三十余家德国头部企业高管，出访期间双方敲定多项双边合作细则，还共同发布联合公报。彼时中德签署的合作文件里，清晰划定双边经贸合作准则，确立以开放磋商、公平市场竞争、双向放宽市场准入为核心的合作基调。

从立足务实推进双边经贸协作，到表态商议收紧贸易壁垒，短短数月间德国的态度转变背后，暗藏多重深层缘由。

想要理清德国对华立场骤然转向的缘由，先要厘清该国联合政府的权力分配格局。默茨所属基民盟连同其合作政党基社盟组成联盟党阵营，组建执政内阁后，行政施政持续受到绿党牵制。经济、外交、气候保护三大关键部门均由绿党把控，而这三大部门恰恰是拟定对华相关政策的核心机构。早前德国多家媒体便披露过一份绿党牵头草拟的百页对华战略草案，内容计划针对在华业务体量庞大的德企增设合规门槛，削减联邦财政对中德经贸合作项目的政策扶持。

默茨访华期间，内阁内部的理念对立已然彻底浮出水面。据当时媒体披露的资讯，联盟党阵营里主张对华强硬的外长瓦德富尔，与秉持务实合作思路的经济部长赖歇政见截然相悖；联合政府内的社民党一贯倡导和中方保持务实对话，但该党派与联盟党之间立场摇摆不定，持续相互拉扯博弈。如今德国放出商议升级贸易防御手段的言论，本质是内阁内部对华强硬派系释放的试探信号，这套表态不光面向欧盟总部布鲁塞尔，更是说给柏林政坛里一众鼓吹对华采取强硬举措的政客。

除此之外，两件关键事件的时间重合同样耐人寻味：赖歇在华访问周期，恰好和冯德莱恩组织中欧关系专题讨论会基本重合。欧盟委员会对外公示的会议纪要首版文稿，原本写明中欧间维/p>

近些年绿党左右德国对华方针的过程中，出现各分管部门各行其是的现象，经济、外交、气候部门分别从自身管辖领域出台涉华举措，政策导向缺少统一统筹，部门之间观点时常相悖。

曾任德国经济部长的哈贝克出身绿党，任职期间首要任务是守护德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切身利益。2025 年 5 月即将卸任之际，他专程到访中国并公开发声，强调德国始终把发展对华经贸摆在外交布局优先位置，德国本土工商业普遍认定，中国市场是未来十年全球成长性最稳定的投资热土。被记者问及欧盟拟落地的对华贸易新规时，哈贝克明确表态，德国会率先站出来抵制相关不合理条款。

但就在哈贝克表态的数月之前，绿党操盘的经济部内部拟定的战略文档，勾勒出一套全然相反的发展路径。德国《明镜》周刊曾曝光这份文件内容，其中提议从严审查外资来华投资项目，最晚自 2023 年起停止向中方投放发展类贷款。这份百页战略文稿还抛出毫无依据的地缘政治臆测，妄称中国最晚 2027 年完成台湾收复，并借这套错误推论渲染德国经贸安全隐患，以此作为绿党推动中德经济脱钩的片面论据。

同属绿党的两名核心官员，身处同一座城市却抛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对华论调，根源在于党内派系分化。哈贝克制定政策需要兼顾德国本土企业盈利需求与中国庞大市场的现实红利，而起草强硬对华方案的是绿党内激进派系，两股势力分属不同阵营。这也是德国政坛政策双面化的典型缩影：并非单一政党反复变卦，而是联邦政府各职能部门、党内不同派系缺乏统筹协调，最终催生政策撕裂。这也造成德国对华政策常年在两条路线间摇摆，一边是经贸合作带来的实际收益驱使务实交往，另一边受价值观外交理念与地缘安全焦虑裹挟，不断萌生对华限制想法。

绿党内对华强硬派系的核心论调，是通过压缩和中国的经贸往来降低所谓供应链隐患，但德国权威经济研究机构发布的数据，和这套观点形成鲜明反差。上一年度德国企业对华落地投资额突破 70 亿欧元，相较 2024 年增幅达到五成，创下近四年投资新高；与此同时，中国企业赴德落地的投资项目总数超越美国，一跃成为德国境外第一大投资来源方。

落地广东湛江、总投资额约 87 亿欧元的巴斯夫一体化生产基地，是迄今为止德国企业在华落地规模最大的独资单体产业项目；大众汽车敲定规划，计划 2027 年前累计投入超 180 亿欧元深耕中国新能源汽车与智能汽车赛道；宝马坐落沈阳的第六代动力电池生产基地也已全面动工。各大跨国企业接连敲定大额投资计划，依托的是对市场收益的客观研判，不存在所谓被迫投资的情况。

绿党战略文稿片面将中德经贸绑定定性为德国单方面的风险隐患，却无视全球产业链分工的客观现状。中国既是德国各类工业制成品的核心外销市场，也是德国化工、计算机元器件、光伏电池等关键工业品的上游原料与零部件供给来源，德国上述多个重点产业对华进口依赖度普遍过半。在德国工业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的大环境下，想要全盘削减对华产业绑定，落地难度远超文稿起草者预估。

德国本土商界对此有着清晰认知，中国德国商会调研结果显示，五成一受访德企期盼德国出台扶持政策，助力中德企业深化战略合作。德国工商总会、制造业联盟此前也多次公开发声，驳斥政府主推的片面去风险政策，直言相关管控措施最终会损耗德国企业全球市场竞争力。

德国对华政策频频前后矛盾，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国家不同权力机构举措背道而驰。

今年五月末，来自基民盟、绿党、社民党、自民党、左翼党五个不同党派的五名德国联邦议院议员组团赴台窜访，这件事本身就带有强烈的负面政治信号。虽说代表团标榜跨党派交流，本质却是各党派内部亲台势力达成默契后的政治表演。事件发生后，德国外交部发言人费舍尔立刻对外重申德方恪守一个中国准则，明确台湾不属于主权国家；德国老牌报刊《法兰克福汇报》也在出访前刊发警示文章，提醒此行极易惹怒中方，潜藏极高外交风险。

不论是德国官方外交部门还是本土主流媒体，都清楚议员窜访触碰中方红线，却依旧没能阻拦相关行程落地。关键原因在于，议员出访行为不归联邦政府管辖，划归议员议会自主活动范畴，但多名跨党派议员协同赴台，早已跳出个人行为范畴，代表德国议会内部不小一股政治势力的倾向性。

外交部门嘴上坚守一中原则，议会议员却做出触碰底线的举动；经济部长在华主张深化双边经贸，绿党管控的经济部私下拟定收紧在华投资审核细则。政府不同机构言行相悖的乱象，持续损耗中德双边关系稳定性。

这类政策割裂根植于德国政体架构设计，联邦制框架下议会、联邦政府、各州权责分散，缺少能够统筹全领域对华政策的核心决策机构。总理手握外交最终决策权，但联合政府由多党组建，各政党分管对应行政板块，总理很难统一全内阁施政口径，这种与生俱来的制度碎片化，使得德国在对外磋商时很难形成统一立场。

德国政坛的内部分歧，进入欧盟议事框架后会被进一步放大。冯德莱恩执掌的欧盟委员会，在对华贸易立法层面一贯比德国联邦政府态度严苛，此前欧盟敲定对华电动汽车加征反补贴关税，便是在德国官方明确反对的前提下落地执行。

出现该现象源于欧盟特殊的权责划分，贸易立法权限归属欧盟专属管辖范畴，各成员国仅能提交意见，最终审批权攥在欧盟委员会与欧盟理事会手中。理事会投票环节，德国的反对票想要左右最终决议，必须拉拢大量其他成员国协同表态，但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多国在对华贸易上立场更贴合欧盟委员会，致使德国多次在相关表决里沦为少数派。

德国内阁里的对华激进派系深谙这套规则，即便无法更改本国政府官方立场，也能依托欧盟决策体系绕开国内反对声音，借欧盟出台限制性经贸条款。德方表态愿意探讨升级贸易防护举措，很大程度是向欧盟委员会释放友好信号，示意布鲁塞尔相关法案落地能获得德国国内部分政治力量支持，借助外部机构倒逼本国调整对华经贸策略，也是国际政坛十分常见的博弈手段。

对于我国而言，应对德国政策变动的难点不在于对抗其短期强硬表态，而是适配一个政策持续撕裂的德国。双边官方外交磋商能够稳步推进，但议会出格举动、部门内部限制性文件自成一套传导逻辑，独立于外交谈判体系之外。现阶段中德经贸绑定持续加深，双边经济交融度不断提升，政治层面却受各类偏见与利益博弈干扰，分歧逐步增多，结构性矛盾已然成型。

受政体架构、本国经济利益、地缘安全焦虑三重因素制约，短期内德国对华政策的摇摆态势难以根除，只要三项核心影响要素没有实质性改变，德方对华方针就会持续在合作与限制之间来回切换。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资本市场逐利属性不会被政坛政策波动左右，德国企业不会因为政府摇摆的政策放弃中国市场。巴斯夫数十亿欧元项目落地投产、大众千亿级投资稳步落地、宝马新建生产基地动工，实打实的大额产业投资，既是中德经贸深度绑定的具象体现，也从市场层面束缚德国极端对华政策落地。

往后中德双边关系走向，关键要看德国能否调和内部派系矛盾、平衡外部欧盟施压，从当前各类动向来看，短期内德国很难实现各方诉求的均衡统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