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在二十岁出头时，我工作的很大一部分是说服编辑部里的资深记者们用社交媒体。这种活儿只有年轻人能干，不仅因为我对自己推销的那些社交应用了如指掌，更因为只有前额叶皮层还没发育完全的人，才有那份狂妄，敢去告诉一位普利策奖得主——她的新闻事业会因发Snapchat而得到无可估量的提升。顺便说一句，我当时是真心这么相信的。
我几乎没能说服任何人把社交媒体看作是超越一件苦差事的东西。他们大多认为，这是一种平庸的媒介，稀释了思想和公共讨论。对我们这个行业而言，它是一剂毒药，威胁着他们珍视的一切。这让我觉得难以置信。互联网显然是那时最有趣的对话发生的地方，任何还想在媒体行业继续干下去的人，都必须接受这一点，并去适应它。事实是，我们双方都没说错。
我曾向自己保证，永远不会变成他们那样的人。可是，一年变成了十年，我已经不再是那个靠消费习惯引领下一件大事的年龄群的人了。我想我第一次听说视频播客是在2018年。当时还在读高中的妹妹提到她“看”了一个播客，我还嘲笑这个说法不合时宜。但几年过去，它从一个奇怪、小众的点子，变成了我整个职业生涯所在行业的主流模式。
我对播客行业的视频化是有看法的，因为它抹杀了我认为音频——或者这行里人叫它“广播”——最迷人的地方：它的可塑性和转瞬即逝感。你可以穿越时间与空间，在听众的脑海里建立起一层又一层的房间，让他们在收听时共同参与创造。不留视觉悬念，才能留给想象巨大的空间。
视频播客则需要简化制作流程。它是一种为闲谈、为访谈而生的媒介。除非你拍一部完整的纪录片，或者配上一段插图动画，否则几乎不可能把那些雄心勃勃、制作精良的音频作品，转化成看得过去的视频。所以，随着“视频”越来越成为“播客”的同义词，大众对播客的定义也慢慢滑向一种更为基础、更缺乏创造力的形式。但在媒体世界里讨生活，我们所有人都还得依赖受众，当他们大范围迁移时，就会引发巨变。越来越多的人在YouTube和其他视频平台上消费播客。当我意识到自己也在YouTube上看播客时，我开始琢磨，是不是也该放开心态多试水视频了。我发现，摆在我面前的机会是，要么抵制这种变化，要么兴致勃勃地迎上去。
作为公司共有者，偶尔会让人有些讨厌的特权是，你有时候得像个老板一样思考。我的意思是：你得把商业考量放到和你的艺术热情、原则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去。有时候，甚至要更重要些。而作为公司共有者，始终如一的好处是，你拥有自主权——去决定下一步该往哪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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